吹簫的人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4日 14:52

　　作者 林海音

　　南屋常年是陰暗潮濕的，受不到一點陽光的照射。北平人説：“有錢不住東南房，冬不暖，夏不涼。”真是經驗之談。我雖然把兩明一暗的三間南屋佈置成很好的客廳——緞面的沙發，硬木的矮幾，墻角的宮燈，倣古花紋的窗簾，腳下是軟軟的地毯；但是我們都沒有興趣到南屋去，熟識的朋友來了，也還是習慣到我們起居飲食的北屋來坐。

　　就這樣，我們整年地把南屋冷落著。小三合院中心一棵好大的槐樹，像一座天棚，整個夏天遮蓋著這院子，但是南屋更陰暗了。秋天槐花落了滿院子，地上像鋪了一層雪。我一簸箕一簸箕地掃著，心裏就打著南屋的算盤；煤這樣貴，今年冬天我不打算在南屋裝洋爐子了。把去年留下的兩個爐子的煙筒挑一挑，用在北屋的一個爐子上大概夠了。鐵皮暴漲，煙筒省一節是一節，大家都儘量把爐子裝得移近窗戶，這叫做“縮短防線”。我又想，為什麼不把南屋租出去呢？既節流，又開源。

　　這個主意説開了去，大嫂很快就引來了一位房客，她給我介紹説：“咱們南京老親端木家的三太太，你仿佛説過，中學裏教過你地理的，就是三先生。”

　　我説：“是呀！端木老師不容易被人忘記，他的……”

　　“他的眼鏡。”端木太太立刻微笑著接腔。

　　回憶到學校的生活，我很開心，我大笑著説：“是的，眼鏡，還有冬天那條長長的圍巾，脖子後面總拖著那麼長的一大截，飄蕩著。”

　　據説端木家這門老親，和我們攀來巴去，算是平輩表親。端木樸生老師已經死了十多年了。這位端木太太因為一直在外面做事，所以大家都稱呼她一聲“朱先生”。我對端木老師的印象，也只是那掉在鼻梁中間的眼鏡和長圍巾這一點點而已，他實在只教了我連一學期都不到。

　　説是平輩，朱先生比我年紀大多了，已經兩鬢花白，她雖憔悴，但很穩重，也整潔，眉目間藏著年輕時代的風韻。這樣的形容似乎很矛盾，但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確是這樣。

　　她是從東城她的親戚家搬出來的，因為她在師大的圖書館工作，住親戚家雖然方便，只是離學校太遠，往返不便，我們家可離師大很近。

　　“老胳膊老腿兒啦！讓我來來去去地趕電車，我也追不上，到了冬天，骨頭節兒就仿佛泡在醋裏，那麼酸痛，真不是滋味兒。”她苦笑著説。

　　但是我想到陰暗的南屋，租給這樣一個獨身而患著風濕的老女人住，而我這年輕健康的卻住著陽光普照的北屋，倒有點不自在，我只好説：“只要朱先生不嫌房子小，不嫌我三個孩子吵鬧。”

　　朱先生搬來的時候，槐樹葉已經掉完了，光禿禿的枝子在冷風裏挺著。南屋裏我們原來的那一套傢具，都移到北屋來，北屋顯得擁擠，但是卻像暖和了些。太陽從寬大的玻璃窗透進來，照到紫紅色的沙發上，發著亮光，摸摸是熱的。我很喜歡這種氣氛，抱著孩子坐在沙發上，望著南屋朱先生在忙碌；盆兒呀，罐兒呀，煤球呀，都堆在南屋房檐下的石階上。那地方原來我都擺著菊花，現在這麼一來，原有的一點兒藝術氣氛就沒了。

　　宋媽和朱先生的一個侄女在幫著整理，中午我當然邀她來我家吃飯，她進屋來先在洋爐子旁烤著搓著她的凍得發僵的兩手，看著墻上挂的我和凡帶著三個孩子的照片説：“一個人也是一個家，什麼都扔不下，就像蝸牛殼似的，再簡單，也得把它背在身上，帶來帶去。”

　　她沒有生育過，體態較少變化，也可想見她年輕時的輕盈。她如今穿著青嘩嘰的罩袍，平平貼貼，一點褶痕都沒有，我只覺得她太整潔了。聽了她的話，不知是出於安慰還是真的感覺，我説：

　　“我現在就覺著一個人最舒服，三個孩子加一個丈夫，真亂死我了，我常對凡説，多咱能離開你們清凈幾天才好。要知道伺候大人也不比伺候孩子省事。”我最初是為了安慰她的孤寂，而故意説出羨慕她的話，但説來説去，也説出了我的牢騷。

　　“別這麼説！”她笑著止住我。

　　“這是真話呀！”我也笑著説。

　　“真的離開你，你又不放心了。”她説著拍拍我的手背，仿佛我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她搬來後，每天早出晚歸，冬天日短，回來後，天都快黑了，大家都縮在屋裏過日子。窗簾拉上，探到爐中去的尾巴壺的水滾開著，孩子的吵鬧歡笑聲，使我應付這三間北屋裏的生活，已經來不及了，這晚上的幾小時簡直就和屋外隔絕了一樣。有時我會猛想起，對面還有一家新街坊呢！我想著到朱先生屋裏去談談，像拜訪朋友似的。但是等到夜靜後，我也疲乏了，掀開窗簾一角向南屋看去，外屋的燈已經熄了，裏面是她的臥室，低燭光的燈亮著，怕她已經就寢了，也就不好去打擾。有一兩次也仿佛聽到樂器的聲音，但被孩子或客人的説笑聲遮蓋了，就沒有注意。

　　我是一個貪睡的人，冬夜起來弄孩子，真是一件苦惱的事，我常想恢復我的職業生活，然後多雇一個女僕，把孩子交給她去管，我就可以一覺睡到大天亮，是多麼舒服！實在我連續生了三個孩子，已經有六年不知道題整夜覺的滋味了。

　　那天我夜半醒來，給孩子換好尿布吃過奶，就翻來覆去地睡不著了，忽然哪傳來低低的音樂聲，我仔細地聽，才覺出是南屋朱先生在吹簫。夜靜靜的，那簫聲就仿佛是從山間來，從海邊來，從長街來，幽幽的，鑽進了人的心底。我竟幻想著朱先生吹簫的姿態，像是她坐在半空中，又像是遠遠地從海邊走過來。迷離中我感到寒冷，原來是因紙白天被小貓抓破了一個洞，冷風鑽進來，吹到臉上。我翻身理好棉被，向裏面鑽了鑽，用被矇住半個臉，才覺得暖和些。那南屋裏的女主人是多麼寂寞！我不禁關心起朱先生來。“閒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不記得在哪兒看過這麼兩句詩，簫聲低於笛聲，但是在清寂的閒夜，就仿佛是一步步地逼進耳朵來。過了好久，我才睡去，不知是她的簫聲先停，還是我先人夢鄉的。

　　第二天晚上，我惦記著過去找朱先生談談，便把孩于們早早弄上床。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歡閒聊，很想把毛線也帶過去織（織著毛線談話是最快樂的），又怕那樣顯得是要在她屋裏呆很久，結果從缸裏拿了兩棵腌白菜，送給她就早點吃，算是以此為題。

　　南屋裏靠窗子擺了一張八仙桌，她工作、吃飯、會客都就著這張桌子，所以上面擺了茶具，也擺了文具，電燈便從屋中拉到窗前的桌子上面。爐子剛添上硬煤塊吧，劈劈剝剝地響著，爐子上燉了一壺茶，她喜歡喝茶，搬來的頭一天我就知道了。我推門進屋時，她正一個人坐在桌前擦簫，這情景很安靜。我從自己亂哄哄的屋子過來，格外覺得舒適，昨夜那種替她孤寂的感覺沒有了。但是我卻仍要把那種感覺告訴她，我説：

　　“昨夜是您吹來吧？”

　　“罪過，吵了你了。”

　　“哪，”我趕緊接口説：“我睡覺大炮也轟不醒，是昨夜起來給孩子衝奶聽見的。那調子聽得人心酸，只覺得像沒了著落。説實話，好一會兒我才睡著，不然每天我扔下奶瓶就睡著了。”

　　“以後夜裏可不能再吹了，你帶孩子害你睡不夠。”她抱歉地説。

　　“不，”我趕忙阻止她，“也只是碰巧我那時醒來，否則再大聲音也聽不見的。我覺得有時也應當讓孩子吵鬧以外的聲音，陶冶一下我的心情，讓這聲音帶著我的思想到更廣闊的境界，您的簫聲使我想想這，想想那，也是很有趣的。”

　　“那麼昨夜你想到什麼了？”她直看著我的臉，認真地問我，我倒不好意思了，説：“想得很多呢！”

　　她起身又去墻上取下一支笛子來，也在擦拭著。我説：“也吹笛子嗎？”

　　“不，我吹不好，是樸生吹的。”

　　對於這種簫啦笛啦的樂器，我知道得太少了，她不説話，我就沒話可接了。我心想送了腌白菜已經完成了人情，可以站起身回屋去了，幸虧沒把毛線帶過來，正這麼想著，朱先生又説話了：

　　“想不到樸生那樣子粗心大意的人會吹笛子吧？他吹得好著呢！”

　　“是的，從表面看起來，端木先生是不拘小節的，也許玩起樂器來很細心吧？”

　　“他在這方面是滿細心的，我卻是個粗人。”

　　“您要是粗人，我更不用提了。”我説著笑了，又問她，“端木先生活著的時候，你們一定常常簫笛合奏吧？”

　　她看了我一眼，點點頭。

　　“中國的樂器有幾種是適合夜闌人靜時獨自演奏的，簫或笛便都是。以前夏天晚上我們常常在北海的小劃子上吹奏，那才有意思。”

　　我可以想象得出那種情趣來，因為夏夜在北海划船，常可以聽見從水面傳過來的口琴聲，留聲機聲，以及情侶們的低吟淺唱。這種生活的享受，我和朱先生都沒份兒了，她是失去了伴侶，我是因為增加了累贅。我對朱先生説出了我的感觸，她也有同感。

　　我又問，她和端木先生，是誰先對這種樂器發生興趣的？

　　她今夜很興奮，聽我這樣問，便擦拭著那根笛子説：

　　“説來話長呢！你問問南京的老親都知道一點兒，當年先父是不贊成我和樸生這門親事的。原來我們兩家都住在北京，而且是世交。樸生在北大，我在女高師，讀書的時候就認識了。畢業以後又同在一個學校教書，雖然接近的機會多了，並沒什麼密切的來往。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忽然給我寫起信來……”

　　“情書嗎？”我聽得有趣便插嘴問。

　　“敢！”她驕傲地説了以後，又天真地笑了，仿佛回到年輕的年月，她就是那無上威風的女王。“他所寫的無非是討論學問思想，當然字裏行間也帶著些情意。我一封也不回他，讓他高興就寫他的！”

　　“見面説話不説？”上一代“新人物”的戀愛，在我們看來有時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不由得想多問幾句。

　　“見面應酬話是説的，但他可不敢提寫信的事，我只是在説話間透露出我已經看過他的信就是了。”

　　“多有意思！”我不禁驚嘆。

　　“1928年北伐成功後，遷都南京，端木一家都回南京了。這以前，他家曾央人來求親，可是先父一口就回絕了，我連影子都不知道。家裏只知道我和他同事，並不知道他寫信的事，那年月，我們更新，可是家庭還守舊得很呢！我們再開通，也是半新不舊的，因為許多地方仍要顧到古老的傳統，不能一下子就變過來。他家回南京時，他也同去了，因為他是獨子。他回南京後，信寫得更勤，這時的倩就明顯地表現出他的意思了。”

　　“那麼這回您該回他信了吧？”我問。

　　她笑笑搖搖頭，接著説：

　　“可是有那麼一天，他事先並沒有寫信説過，竟在學校裏出現了，當然使我很驚奇，但他不遠千里而來的堅決的情意，也不能説沒感動我。這時我已經知道父親拒絕求婚，所以答應和他在學校以外的地方見面，瞞著我的家庭。見面也只是見面罷了，我還是無意的。直到有一次，我們學校幾個接近的同事相約到北海賞月，大家帶了樂器去，我吹簫是許多人都知道的。在北海的那天晚上，我才知道樸生吹笛子。我獨奏“梅花三弄”，他竟悄悄地，悄悄地，吹起笛子來隨著我的簫，吹著吹著，我們就變成二重奏了！……”

　　朱先生説到這裡，起身到爐邊去拿燉在火上的那壺釅茶，給我斟了一杯，她自己斟了一杯。然後又用煤鉤子去播弄那爐火，爐門一打開，火光反映到她的臉上，紅亮亮的。我兩手捧著那杯茶，停了好一會沒説話，看著她的臉，腦中幻想著當年夏夜太液池中簫笛合奏的情景，仿佛我也是客人中的一個。我不由得笑説：

　　“那首‘梅花三弄’一定是您和端木先生的定情曲啦！”

　　她笑笑，回到桌前坐下，從桌上拿起那支笛子：

　　“喏，始終是這支笛子陪著我，這麼些年了。他走的匆忙，留在家裏沒帶著，笛子留下了，吹笛的人可再沒回來呢！”她不勝感慨地説著，把笛子又挂回到場上去。

　　“端木先生教我們的時候，您和他已經結婚了吧？”我也回憶起那吹笛的人了。

　　“他教你是哪年的事？”

　　“1931年，我在初中二。”

　　“已經結婚嘍！我們結婚也還是經過一場奮鬥呢！雖然我答應了他的求婚，但是不能得到父親的諒解。他放棄了父親給他在南京中央政府找到的好職位，而來北平做個中學教員，他的母親也不滿意他，這一切還不都是為了我。父親後來算勉強答應了，也還是有婚後仍住在北平的約定。”

　　“對於您來説，還是那笛子的力量吧？您的婚姻的故事多麼美，它使我想起了‘吹簫引鳳’的故事，您是那弄玉，端木先生正是簫史……”但是朱先生打斷我的話，説：

　　“簫史和弄玉是夫婦雙雙飛升而去，我們可是一個飛了，一個還在這兒掙扎求生呢！”

　　“在心靈上，您仍是和端木先生在一起的，您的夜半簫聲，怎麼能知道他不是在冥冥中也跟您在合奏呢！”

　　愛情的故事，常常是因為那愛情發生了障礙，才使得故事更美，更動人。我後來聽大嫂説，當初朱家的老太爺不答應這門親事，是因為端木先生是庶出的關係，母親的出身微賤，在家庭中沒有地位，連帶著兒子也遭了殃。端木先生排行第三，前面還有兩個相差很多歲的哥哥，是嫡出的。在那講究門第與身世的上一代，怎能怪他們為兒女的多方操心呢！可惜這一對在新舊時代交替中奮鬥的夫婦，在如願以償之後，終不能白頭偕老，他們只有短短不到八年的相守。端木先生是七七抗戰那年由北平到內地去，在一次汽車失事中喪命的。意外的死，生者難堪，她怎麼能不日日以來聲喚回那荒野中的孤魂呢！簫聲可以使她回到往昔月夜泛舟的情景中去，無怪其聲哀以思了。

　　有一次在偶然的閒談中，又提到了她的簫，她曾這麼説過：

　　“沒有孩子的夫妻和有孩子的夫妻，畢竟不同啊！看你們小兩口子雖然有時拌嘴，但是半天都忍不了，你們就忘了，因為有孩子一打岔就過去了。我們可就不同嘍！婚後的現實環境，到底不是婚前所想到的，我從小長大什麼苦頭都沒受過，所以有一點點不遂意，就使我幾天不愉快，不和樸生説話。長日無聊，我只有吹簫來解心頭之悶。常常在這種情形下，樸生便也不知什麼時候，拿起笛來，和著我一起吹奏了。這樣，一根笛一根簫，便像你家的老大和老二，把我們的不愉快，無形中合開了。”

　　我聽説過，朱先生在婚後和婆母不和，這也是常引起他們夫妻不愉快的因素，端木先生在母親的獨子與愛妻的丈夫的夾層中，常常左右為難。據説在端木先生死後，婆媳反倒相安無事了。

　　一個冬天在蜷縮中過去了，今年春暖得早，陰曆的正月過不久，家裏的火爐就拆了。屋門敞開著，孩子們就騎在屋門坎上，享受著春日的陽光。但是南屋的爐火挨到陰曆二月才拆除，因為朱先生在鬧病，她有畏寒的毛病。上班也就是那末回事了，年輕的男女同事們聽説她病了，倒是常常來看她。有時她們帶了菜來做，哄著她説笑，像女兒對媽媽似的。

　　開春以來，她就很少吹簫了，看見墻上挂的笛子，我總會想起簫，也偶然問她：

　　“朱先生，好久沒吹簫解悶了吧？聽你吹簫，對於我也是一種享受呢！”

　　“提不起興趣。怎麼？又想聽著簫聲想心事了嗎？”

　　“其實我聽著簫聲，多半想的還是您呢！”我玩笑地説，但確是實在的話。有一次連偶然讀到杜牧的“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詩，不知怎麼卻想到端木先生了。

　　交夏以後，時局急轉直下的緊張起來，五月間凡去上海看全國運動會的熱鬧，到人九月，我們就籌劃著到台灣的事了。要離開一個依賴了多年的地方，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沒出過遠門，一下子就讓我來個大遷徙，説實話，我連行李都不會捆呢！

　　“我留在這兒慢慢的結束，你一個人先走，你到台灣都安頓好，再來接我們。”我對他曾經這樣建議，並且屢次討論時，都堅持這個主張。

　　這時宋媽來告訴我，朱先生讓我過去一起。她病病怏怏地躺在床上，我真抱歉不安，好多天都把她忘了，只顧鬧我自己的情緒。

　　她倚在床欄上，用責備的口吻對我説：“為什麼不跟丈夫一起走呢！兵荒馬亂的時候，不要分離，一家人的手還是緊緊捏在一起的好，更不應當在這個時候鬧彆扭。”

　　她一定是從宋媽的嘴裏知道這一切的，我告訴她我的不安的情緒和一些困難。她忽然拉住我的手，悲痛地説：“如果十二年前我和樸生一道走，我今天的情形也許不是這樣子了。”她説著拍拍蓋在身上的那條被。“我跟你説了那麼多我和樸生的事，只有一件沒説過。”她停了一下，好像要揀個最合適的方法説出來，一在七七事變前，我因為家庭的苦惱——你知道就是為了樸生的母親，和樸生鬧得很不愉快。七七事變一起，樸生和我商量説，把母親送到上海跟大哥過，然後我們一道南下。但是我不肯，我要他把母親送到上海去，自己南下，我要先在北平清靜清靜。無論他怎麼説，我執意不肯，直到他已被敵人注意而不能不走了，一切都來不及打算，便先離開北平。到上海他來信説，情緒很不好，因為擔心著我們婆媳的安全，和想到沒來得及安排我們的生活就離開了，心中始終是不安的。他要我仍及時準備，立刻和母親到上海去，他有半個月的時間可以等待。我接到他的信，雖然心中略有所動，可是始終不肯去跟婆母商量，半個月這樣抱過去了，樸生在上海不得不動身南下，還沒走出江蘇省境，他就死了。你不能讓一個人不安地離開家，是不是？心中不安就會有不幸，這常是連帶的。總要生活在一起，才能彼此安慰與照顧。聽見沒有！”

　　她的一大篇話，使我恍然明白這一對夫妻的整個故事，我一直知道的是那前半部完美的，但那一時的過錯，卻能使一個人永生贖不完。朱先生的簫聲，不只是懷念和幽怨，還有著遺憾與仟侮，所以那聲音才使人心弦震動。

　　晚上我同意了凡的建議，我們一起到台灣去，他感動而欣慰地吻著我，並且緊緊地捏住我的手。晚上我睡在被裏，忽然聽朱先生又吹起簫來，聲音是那麼微弱，一個調子重復了幾次，都吹不成腔，想著她白天為我説出她隱藏了多年的秘密，真是肺腑之言，但是我們就要離開她了，而她又正在病中。

　　來到台灣以後，立刻就給接住北屋的弟婦寫信，除了報告平安抵達之外，還問候朱先生的病況，弟婦口信卻沒提起，她準是在匆忙中忘了。很迅速的，以後就音訊不通了。

　　在台灣，十年的廝守，全憑朱先生的一篇愛情的故事。朱先生如果還健在的話，算一算，真不信，當年在太液池上吹簫的女人，如今已是望七之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