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高舉起投槍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30日 18:07

　　朱自清的精神狀態和以往大不一樣了，創作慾望重又高昂。他説：

　　復員以來，事情忙了，心情也變了，我得多寫些，寫得快些，隨便些，容易懂些。他的文學觀也開始變了，認為文學的標準與尺度是在不斷發展著的：

　　五卅運動接著國民革命，發展了反帝國主義運動；於是“反帝國主義”也成了文學的一種尺度。抗戰起來了，‘抗戰’立即成了一切的標準，文學自然也在其中。勝利卻帶來了一個動亂時代，民主運動發展，‘民主’成了廣大應用的尺度，文學也在其中。這時候知識階級漸漸走近了民眾，“人道主義”那個尺度變質成為‘社會主義’的尺度，“自然”又調劑著“歐化”，這樣與“民主”配合起來。但是實際上做到的還只是暴露醜惡與鬥爭醜惡。這是向著新社會發展的路。文學的尺度與標準的如此變化，在他看來又是和社會變化和階級的變化相一致的：社會上存在著特權階級的時候，他們只見到高度和深度；特權階級垮臺以後，才能見到廣度。從前有所謂雅俗之分，現在也還有低級的趣味，就是從高度深度來比較的。可是現在漸漸強調廣度，去配合著高度深度，普及同時也提高，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要使這新尺度成為文學的新標準，還有待於我們自覺的努力。他的創作視野也開闊了，眼光已從個人小天地轉向廣闊的社會背景，嚴肅地觀察、分析著現實的矛盾，認真地思考著人生的問題。

　　開春以後，他在召開了整理聞一多遺著委員會，佈置了聞一多全集擬目工作以後，立即埋頭撰寫文章。一天，他在書房里正寫得起勁，忽然吳晗來訪，一見面，吳晗就遞過一份抗議北平當局任意逮捕人民書的草稿，徵求他的意見。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為了發動內戰，蔣介石出賣國家主權，美帝國主義儼然成了中國的太上皇，駐華美軍以佔領者的姿態，在中國土地上大發淫威，無惡不作。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０日發生北大女生沈崇被兩名美軍綁架強姦事件。１２月２７日，北京大學生千余名學生舉行抗暴集會，並成立了北京學生抗議美軍暴行籌備會。３０日，北大、清華、燕大等校學生５０００余人舉行示威遊行抗議美軍暴行。北平學生的愛國行為，打破了古城的沉寂，掀起了全國抗暴鬥爭的怒潮。１９４７年１月，全國有１０個城市５０萬人以上學生舉行示威，要求撒出全部駐華美軍，廢除《中美商約》，這一行動，獲得廣大人民的熱烈支持。為了撲滅愈燒愈旺的愛國火焰，國民黨反動政府以清查戶口為名，在北平逮捕了２０００多人。吳晗拿來的抗議書即為此而發起的。朱自清對反動當局近來的鬼蜮行為，本就深惡痛絕，所以二話不説就在上面簽名。這就是當時有名的１３教授宣言。

　　宣言在報紙發表時，朱自清名列第一，國民黨特務曾三次到他家來，一位好朋友對陳竹隱説，他在燕京大學看到國民黨黑名單，其中第一個就是朱自清。陳竹隱很焦急，忙將這一消息告訴朱自清，要他小心些。卻不料朱自清輕蔑地冷笑道：

　　“不用管它！”陳竹隱急道：“怎麼？你準備坐牢嗎？”

　　“坐就坐！”他爽快地回答。

　　朱自清自己不怕坐牢，但卻擔心學生安危。一天，他胃病復發，躺在床上，聽説外邊又在抓人，連忙對陳竹隱説：“你注意聽著門，怕有學生來躲”。果然，沒有多久，就響起了敲門聲，陳竹隱連忙去開，一個女生倉皇地進來要求躲避。朱自清樂於資助進步青年，一個學生要到解放區去，來借路費，當時他手邊正緊，還是從保姆那兒借點錢湊足數送他走的。李廣田曾回憶他當時和青年相處的情況：他近來對於青年以及青年運動的態度簡直到了令人感動的程度。前些年，他還極力肯定中年人的穩健，以為中年人的穩健適可以調協青年的急進，近年來卻完全肯定了青年人的識見與勇毅，更進而肯定了青年的氣節，也就是一種新的做人標準。因此他確在向青年人學習，雖然一直在病中，他也總要出席各種大會，在集體討論上他一面虛心地聽取別人的意見，一面謹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曾經有一個青年人寫過一篇文章，説朱先生被青年人拉著向前走，他看過之後，不但自己承認，而且盛讚那篇寫的很好。

　　朱自清為什麼這樣喜歡青年人？在《論青年》一文中，他説：“這是青年時代”，“他們發現了自己的群，發現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們跟傳統鬥爭，跟社會爭，不斷的在爭取自己領導權甚至社會領導權，要名副其實的做新中國的主人。”因此他總是虛心地向他們學習，每當他寫完一篇文章，一定讓青年教師先看，還一定要他們提出意見；他也關心青年人的成長，對他們寫的文章很關懷。李廣田説：我自己的文章在未發表前本不願給別人看的，尤其不肯叫朱先生看，因為怕耽誤他的時間，然而朱先生卻不放鬆，他知道我在寫文章，不等寫完，他就説：“寫完了讓我看看”。他看過了，也一定説出一些意見，而且他看得特別仔細，錯字，錯標點，他都指出來，用鉛筆在原稿上作了記號。他這種坦白認真的精神，往往令人慚愧自己不夠坦白，更不夠認真。青年生也喜歡和他接近，聽他的教誨。３月８日，北大文藝社與清華文藝社在清華園開聯歡會，他們經過討論決定請朱自清參加，其理由有四點：“第一、他是一個隨便的人，只要我們自己不拘束自己，什麼話都可以在他面前談。第二、他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他能夠提供我們很多的材料，和比較公正的意見。第三、他一向很重視的東西，我們可以藉這個機會和他交換一下意見。第四、尤其主要的，他是願意接近年輕人的，在現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之下，先生離不了學生，學生也離不了先生，平常我們沒有機會大家一起談談，今天北大文藝社的人也來，絕不能，也絕不應該誤過”。晚會地點在３０４教室，主題是“一年來我與文藝”，同學們爭相發言，有的説創作的苦悶，有的説發表的困難，有的要求恢復在昆明時期文藝社經常討論和批評的風氣，有的抱怨自己眼高手低所造成的痛苦。發言中夾雜著許多“主觀主義”、“客觀存在”、“矛盾”、“統一”、“創作原動力”、“政治性”、“知識份子能不能寫工農大眾作品”等新名詞和新問題。朱自清穿一件黑呢大衣，安逸地靠在椅背上，左腿架在左腿上，專心地諦聽著大家的發言。待主席請他講話時，他謙遜地説：

　　還是聽聽你們的意見好，你們剛才提到的許多名詞，我懂是懂得一點，不過我新書看得太少，總覺得不大接頭。從前在昆明時，聽説來了新東西，等我趕去時，早賣完了。到北平來，也很難見到幾本。近來我正在看一本舊書，談到文藝上的“距離”問題，我們十幾年前是常談的，那時我們慣用的名詞和你們現在用的相差很多，那時很多人主張文藝與現實應當有距離，不過剛才提的那本書，倒主張不一定要有距離。目前大家的意見，似乎都主張文藝應當密切地和現實連係起來。在這個原則之下，我們應該眼光望地下看，不是望天上，可是寫慣了以前的寫法的人，這一來，不是感覺到“眼高手低”，反倒是“眼低手高”了。

　　他的話引起了同學們的興趣，會場活躍起來了，待安靜下來，他又慢慢地接著説：這半年來，在班上，看你們的習作，你們青年人的確與我們這一代有很多不同，你們對很多事情，都有新的看法。其實社會各個方面，大體上看來，還是有進步的，不過也許你們年青性急，總覺得變得太慢，希望快點變。我們年紀大了，總覺得一切是在變，不過不覺得變得慢就是了。

　　接著，大家又談起京派和海派的問題，晚會結束時主席又請他講話，他語重心長地告訴大家：“要多寫，可以從寫通訊練習起，要多多觀察，要多聽，一位外國作家常常到街道上去記聽到的語言，這種作法對我們很有幫助”。４月９日，為慶祝聯大新詩社成立三週年紀念，清華新詩社舉行“詩與歌”晚會。“新詩社”係１９４４年初由聯大學生肖荻、何孝達（即何達）發起創辦的一個群眾性的文藝團體，以聯大同學為主，吸收部份校外愛好文藝的青年學生參加，聘請聞一多為導師。在聞一多的關懷與指導下，新詩社堅持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向，執行文藝為人民大眾，為民族服務的方針，開展各種活動，有很大成績。晚會特地請朱自清講演《聞一多先生與詩》，顯然是為紀念這位為民主事業而壯烈獻身的戰士的。在會上，朱自清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聞一多對詩歌創作的成就和理論主張，及其對青年的熱情幫助。他告訴大家：

　　聞一多在“新月”時期就是愛國詩人，現實的詩人，《死水》詩集就是顯明的例子，與徐志摩等飄渺的感觸迥然不同。聞先生喜歡杜甫的詩，因為杜甫是對社會懷了很大抱負的現實詩人，聞先生特別讚揚田間和艾青的詩，因為他們二人是與人民大眾站在一起的號手。

　　最後，他沉痛地説：

　　聞先生晚期雖中斷寫詩，可是在被暗殺的前三個月，曾開始拿起了筆，寫了數篇長詩，可惜沒有發表就死去了，這些詩早晚要印出來的。

　　近來，他對知識分子問題考慮很多，工作之餘就到圖書館蒐集資料，撰寫這方面的文章。４月１１日，他進城參加國語推行會，晚上，他應清華通識學社的邀請，在清華文法講討室作題為“談氣節”的講演。他一上來就指出：“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接著他聯絡歷史情況，分析批判，傳統知識分子和立身處世之道，即氣節的標準，從而論述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思想變化，著重肯定了現代知識青年大無畏的精神。他尖銳地指出：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他們於是失去了領導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著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他們於是只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著瞧。可是這裡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併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這是他幾年來生活體驗的總結，反映了他對鬥爭在民主運動最前列的青年學生的無限讚賞的心情。

　　他把這次講話的內容整理成文章，發表于５月１日出版的《知識與生活》上。關於知識分子的問題，他還寫有《論書生的酸氣》和《論不滿現狀》兩篇文章。在《論書生的酸氣》裏，他嚴厲地批判了歷代知識分子的清高意識。説：“正因為清高，和現實脫了節”，對他們那種“知古不知今，知書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讀死書或死讀書”的迂腐氣，作了盡情的嘲弄，從而肯定了五四以後知識分子的道路：他們看清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們漸漸丟了那空架子，腳踏實地向前走去。早些時還不免帶著感傷的氣氛，自愛自憐，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這也算是酸氣，雖然念誦的不是古書而是洋書。可是這幾年時代逼得更緊了，大家只得抹乾了鼻涕眼淚走上前去。這才真是“洗盡書生氣味酸”了。在《論不滿現狀》中，他明確指出，“到了現狀壞到怎麼吃苦還是活不下去的時候，”“老百姓本能的不顧一切的起來了，他們要打破現狀。”並直截了當地闡明知識分子應走的道路：

　　早些年他們還可以暫時躲在所謂象牙塔裏，到了現在這年頭，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而且這塔已經開始拆卸了。於是乎他們恐怕只有走出來，走到人群裏，大家一同苦悶在這活不下去的現狀之中。如果這不滿人意的現狀老不改變，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聯合起來動手打破它的。

　　這些話説得多好！３０年前，他背著小資産階級思想包袱走上了生活的道路，他是那樣地偏愛著自己的出身階級：“我懶惰地躲在自己階級裏，以懶惰的同情自足。”過去，他以自己創作熱情地表現“我的階級”，而現在，卻輪到他以鋒利的筆鋒，來批判“我的階級”了。這變化表明了他的思想又有了長足的進步。

　　東風蕩蕩，湖水粼粼。

　　大自然開始給清華園披上新裝，草地從蒼黃轉為嫩綠，乾枯的樹枝爆出了如珍珠般的新芽，大地呈現出一片生機。在春風沐浴下，朱自清身體似乎也好了一些，連日忙於參加各種社會活動。

　　５月１日，他出席了北大文藝社舉行的文藝晚會，和馮至、馬彥祥諸人分別講演五四時期、抗戰以前、抗戰時期及勝利以後中國文藝的進展和演變。

　　２日，參加北大新詩社主辦的文藝晚會，聽“黃河大合唱”。

　　４日，他在《泥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藝節紀念》的文章，闡述了自己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感想。文章寫道：五四文藝運動接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展開了全面的新文化運動。這時期的文藝運動是在領導的地位。

　　這文藝運動攻擊“吃人的禮教”，從家族的束縛下解放了個人，解放了自我。

　　這文藝運動打倒了權威的老年代，建立起獨立的中心的青年代。

　　這文藝運動清算了過會，把握著現在，認清了現在，認清了現在是我們最重要的一代。

　　覺醒的個人，認清了自我——這些知識分子於是開始“向民間去”。

　　這是他對五四文藝運動的新看法，也是對知識分子道路的新認識。

　　５日，他出席了清華“五四”文藝晚會，作了題為“論嚴肅”的講演。他生動地敘述了中國傳統文學中，小説詩詞等地位的變化過程，認為五四以後新文學一開始就是嚴肅的，批判了中途出現的“玩世派”，肯定勝利以後文學強調“人民性”是“重行緊緒了‘嚴肅’那尺度”，指出“目下黃色和粉紅色刊物的風起雲涌”，“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只顧人民性，不管文藝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去。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時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講話內容切實，態度嚴肅認真，論證詳明，極受聽者歡迎。

　　這時，他開始大量閱讀解放區的作品。他從那些文藝創作中去理解解放區的現實，而又從對解放區的理解中去加深對作品的認識。其中，他特別喜歡趙樹理的小説。一天，幾個同學到他家訪問，他很高興，坐在藤椅上抽時香煙，天南海北閒扯，談笑風生，愉快非常。談話間，一個同學提到新近出版的《北方文叢》，徵求他的意見。朱自清説：“我看到的不多，但我覺得《李有才板話》很好。我要寫一篇文章評論它”。

　　這篇文章就是《論通俗化》，他認為趙樹理《李有才板話》之所以有那些成就，是因為“有了那種生活，才有那種農民，才有那種快板，才有快板裏那種新的語言。趙先生和那些農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語言寫出書裏的那些新的故事”。又説，“書裏的快板並不多，是以散文為主。樸素，健康，而不過火。確算得新寫實主義的作風。故事簡單，有頭有尾，有血有肉。描寫差不多沒有，偶然有，也只就那農村生活裏取喻，簡截了當，可是新鮮有味”。在文章中他還論及《李家莊變遷》的藝術成就。他認定趙樹理的作品的現實意義就在於：“結束通俗化而開始了大眾化”。

　　為了鬥爭需要，當時文藝創作出現了一些標語口號，對這種現象，有些人很反感，認為這是“起鬨”、“叫囂”，是一種“符咒”，“語文的魔術”。朱自清本也討厭標語口號，現在他感到：“這值得我們想想，為什麼會如此呢？是一般人愛起鬨嗎？還是標語口號的確有用，非用不可呢？”深思結果得出新的見解：“現代標語口號卻以集體為主，集體的貼標語喊口號，拿更大的集體來做對象。不但要喚醒集體的人群或民眾起來行動，並且要幫助他們組織起來。標語口號往往就是這種集體運動的綱要。”因此他坦然宣告：人們要求生存，要求吃飯，怎麼能單怪他們起鬨或叫囂呢？“符咒”也罷，“魔術”也罷，只要有效，只要能以達到人們的要求，達到人們的目的，也未嘗不好。他認定：“標語口號正是戰鬥的武器”。正因為如此，他特別強調標語口號不能“濫”，要有現實性，要誠，不能用來裝門面，只圖好看好聽，而要“發生領導群眾的作用，眾目所視，眾手所指，有一絲一毫的不誠都是遮掩不住的”。朱自清這樣主張並非偶然，而是和當時鬥爭形勢有著密切的關連。

　　國民黨的腐朽統治，把廣大人民逼到饑餓線上，為了生存，人民奮起反抗，自今年起，城市貧民掀起了廣泛的搶米、“吃大戶”等熱潮，參加者約１７萬人。５月１９日，上海七個國立大專學校學生７０００余人，舉行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示威遊行。２０日，北平大中學生３萬人也舉行了同樣的示威遊行，喊出了要飯吃、要民主的口號。

　　朱自清十分同情這些掙紮在死亡線上的貧民。

　　抗戰勝利的曙光究竟給中國人民帶來多少光明？帶來了多少溫暖？他日日夜夜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他本來對抗戰寄予著那麼殷切的希望，蠻以為狼煙熄滅之後，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將壯偉地屹立於世界之林，誰知展現在眼前的竟是與他主觀願望絕對相反的景象：法幣貶值，物價暴漲，市場蕭條，農村破産，老百姓依然鶉衣百結，一臉菜色，真是哀鳴遍野，餓饣孚成行。他不由發出如此痛苦的喟嘆：勝利突然到來，時代卻越見沉重了。

　　他從成都看到的“吃大戶”情況想到現在，心中感到非常吃驚：“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６月２４日，他簽名呼籲和平宣言，反對內戰，又到新林院北院訪問同事，請他們參加簽名。接著，寫了一篇《論吃飯》的文章，為千百萬饑民呼籲，向反動當局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文章抓住當時“吃大戶”這一典型事件，針對吃飯問題，抒發議論，支持廣大民眾為求生存的正義行動，從而揭露了“更其動亂”的黑暗現實。文章中心命題主要論述“吃飯第一”的道理，維護人民的“吃飯權”，他説，吃飯是人情，是為人的基本權利，因此廣大饑民“吃大戶”的舉動，正是合理的行為，這是“天賦人權”。文章尖銳指出：學生寫出“饑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飯第一。

　　這篇文章的深刻處在於它通過“吃大戶”事件，透見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本質，把握住整個時代潮流，配合了當時反饑餓、反迫害、爭民主、求解放的鬥爭。為什麼抗戰勝利後，人民生活越來越貧困呢？文章從具體事實出發，深刻指出，是統治者“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廣大民眾，”人民吃大戶的原因是“被迫得無路可走”。朱自清在文章裏，熱烈讚揚了人民的覺醒和偉大的集體力量，他直言宣告，人民這種為維護吃飯權的革命行動，是“法律”和“官兒”壓不下的，這因為“群眾就是力量！誰怕誰！”他激情地歌頌人民“不能再安貧樂道”，也“不能再安分守己”的集體鬥爭精神。他對群眾鬥爭的前途充滿了信心：這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飯吃的那一天。

　　這種聲音，這種精神，是他前所未有的，他終於在鬥爭中發現了力量的源泉。在這篇文章中，朱自清運用了自己豐富的知識，為現實鬥爭服務，他時而説古，時而論今，從遠古一直談到抗戰“吃飯更難”的現實，從歷史角度論證民與士對吃飯問題認識的變化，洋洋灑灑，順理成章，有力地闡明了“吃飯第一”的道理。他絕非為説古而説古，而是從現實出發，由今而想古，説古而涉今，他廣採古今事例，把論古與説今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從而使人從大量歷史事實中去加深對現實的認識。《論吃飯》不論是思想還是藝術，都反映了朱自清後期雜文的風格特色。

　　當時，為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朗誦詩創作十分流行，清華學生也經常召開詩歌朗誦會。朱自清對朗誦詩有點懷疑，覺得它不是詩，至少不像詩。但在參加了幾次朗誦會後，漸漸感到它和有些詩比起來不覺得好，但聽起來卻不錯。這使他想起１９４５年昆明西南聯大的一次晚會上聽聞一多朗誦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從聞一多的抑揚頓挫的聲調裏，切實地領會到這首詩的深刻的情調，晚會聽眾報以熱烈的掌聲，這個朗誦變成當晚最精彩的節目。從此，他逐漸改變看法，認為有些詩是在朗誦裏才能顯現出好處來的，“這種朗誦詩大多數只活在聽覺裏，群眾的聽覺裏；獨自看起來或在沙龍思念起來，就覺得不是過火，就是散慢，平淡，沒味兒。對的，看起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可是在集會的群眾裏朗誦出來，就確乎是詩。這是一種聽的詩，是新詩中的新詩。”它的特點是，“説出大家要説的話，聽的是有話要説的一群人”。他自己也開始實踐，在課堂上朗誦何達的詩給同學們聽，效果很好。

　　一天，他去北大參加一個詩歌晚會，聽到朗誦《米啊，你在哪？》感到很好，雖然有點標語口號似的，但短小精悍很有勁兒。散場之後，和一位朋友邊走邊討論，朋友承認朗誦詩的效用，但覺得這只是為時代所需要的，不能永久存在下去。朱自清不同意他的觀點，認為“集體化似乎不會限于這個動亂的時代，這趨勢將要延續下去，發展下去，雖然在各時代各地域的方式也許不一樣。那麼朗誦詩也會跟著延續下去，發展下去，存在下去，——正和雜文一樣。”他從實踐觀察中認識到朗誦詩的價值：朗誦詩是群眾的詩，是集體的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群眾，他只是群眾的代言人。又説：

　　朗誦詩要能夠表達出來大家的憎恨，喜愛，需要和願望；它表達這些情感，不是在平靜的回憶之中，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它給群眾打氣，強調那現場。為了支持朗誦詩，他託人設法在“星群出版社”出版何達詩集《我們開會》，還特地寫了一篇《今天的詩》，熱情地做了評介：“抗戰結束了，開始了一個更其動亂的時代。這時代需要詩，更其需要朗誦詩。三年了，生活越來越尖銳化，詩也越來越尖銳化。不論你傷腦筋與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詩是以朗誦詩為主調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又説，“傳統詩的中心是‘我’，朗誦詩沒有‘我’，有‘我們’，沒有中心，有集團。這是詩的革命，也可以説是革命的詩。”這些都真切地表明他的文藝觀在實際鬥爭中又有了很大的變化，已經從為人生的詩人，進而成為大眾的詩人了。

　　在中國文學史教學中，他也輸進新觀點和新內容。他説：“人情或人性不相遠，而歷史是連續的，這才説得上接受古文學。但是這是現代，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場，再弄清楚古文學的立場，所謂‘知己知彼’，然後才能分別出那些是該揚棄的，那些是該保留的。弄清楚立場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著，一面批判著。自己有立場，卻並不妨礙了解或認識古文學，因為一面可以設身處地為古人著想，一面還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場上批判的”。以這種進步觀點和態度從事教學，使古文學和現代不脫節，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深受同學們的歡迎。

　　這時，有件事使朱自清特別高興，那就是經過幾個月的奮鬥，聞一多全集整理已近竣工。５月２５日下午，朱自清邀請了中文系同人１２位，集體校對遺稿，重新編排全集次序。對聞一多全集的編輯，他花費了很多精力，他總感到聞一多“是個集中的人，他的專心致志，很少人趕得上。研究學術如此，領導行動也如此。”他還記得，在雲南蒙自的時候，聞一多住在樓上，終日做研究工作，一刻也不放鬆，除上課外，絕少下樓，所以被同事戲稱為“何妨一下樓主人”。朱自清認為就因為聞一多“能這麼集中，才能成就這麼多”，這半年來，他細讀聞一多手稿，越發感佩不已，覺得他“見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廣，不折不扣超人一等”。對於這樣豐富的手稿，他簡直不知從何下手了。整理過程也極艱苦，第一批稿子從昆明運來時，箱子進了水，有些霉得揭不開，編委會趕緊請專門的人來揭，有的揭破了些，有的幸而未破，也斑斑點點的，幸而重要的稿子都完整，不致妨礙編輯工作的進展。開頭，朱自清擬了一個目，全集由家屬和開明書店接洽出版，委員會則集中整編幾部未完成的遺著上，因而決定分工負責，他自己總其成。計分神話與詩、古典新義、唐詩雜論、詩與批評、散文、演講錄、書信、詩選與校箋等八個項目，將古代與現代打成一片，成為“詩的史”。全集擬目由天津文匯報發表，徵求讀者意見，希望他們能夠鈔寄聞一多遺文，結果來信員然不多，而增加的文篇卻不少。

　　朱自清對聞一多遺稿十分珍惜，保管很嚴。７月中旬，北大學生要舉辦聞一多遺著展覽，他們要聞一多的弟弟聞家駟提供資料，聞一多遺稿全部存在清華，由朱自清親自保管。聞家駟到清華找朱自清商量，朱自清將一部份手稿檢出來，寫好目錄，鄭重地在後面寫道：“家駟先生經手借給北大同學主辦的一多先生週年紀念遺著展覽用。”遞給聞家駟請他簽字。他這種認真負責的態度使聞家駟十分感動。

　　編輯工作一竣工，朱自清立即浸沉于對聞一多道路的思索之中，他要為全集寫一篇“序”，總結聞一多輝煌戰鬥的一生。八月酷暑，熱浪滔滔，他把自己關在書房裏，苦思冥想，他要通過這篇序言，把聞一多的革命精神和風格傳播於世。一起筆，他便寫道：

　　聞一多先生為民主運動貢獻了他的生命，他是一個鬥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時間的不同而或隱或現。大概從民國十四年參加“北平晨報”的詩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島大學，可以説是他的詩人時期，這以後直到三十三年參加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五四歷史晚會，可以説是他的學者時期，再以後這兩年多，是他的鬥士時期。學者的時期最長，鬥士的時期最短，然而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詩人；而在詩人到學者的時期，他也如終不失為一個鬥士。

　　他沿著這樣的思路，返顧聞一多的生活思想軌跡，闡明他“鬥士存在詩人裏”，“學者中有著詩人，也存著鬥士”的獨特風格。最後，他指出聞一多的一生“也就是具體而微的一篇‘詩的史’或‘史的詩’，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詩的史’或‘史的詩’！這是我們不甘心的！”

　　這篇題為《聞一多先生怎樣走著中國文學的道路》的“聞一多全集序”完稿時，已是八月將盡了。

　　在整理遺稿時，朱自清發現聞一多有些關於辦中國文學系的意見，見解精闢，很有參考價值，由是將它聯綴成篇為《調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二係機構芻議》一文，聞一多方案是“將現行制度下的中國文學系與外國語文係改為文學系與語言學系”，他認為文學不能分中外，語言學應該獨立成係。朱自清也寫了篇《關於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兩個意見》，補充並肯定了聞一多的意見。兩篇文章發表後，引起文學界的重視，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學期結束時，中文系為畢業生召開了歡送會。朱自清在講話中勉勵同學説：“青年人對政治有熱忱，是很好的事，但一個人無論做中學教員或其他職工，一定要先把應該做的本份工作做好，這樣人家才會相信你。”這就是他常講的實幹精神。

　　時光悠忽，假期很快就過去了。

　　新學年開始了。１０月２４日晚上，中文系舉辦一個迎新大會，文娛節目中最為熱鬧的是扭秧歌，師生一起進三步退一步地舞起來，其中一個瘦小的老頭子，邁著不自然的步子起勁地扭著，惹得青年學生們哈哈大笑。這個瘦弱的老人就是朱自清。

　　散會後，他還興奮異常，回到家裏即在“日記”上寫道：晚參加中國文學系迎新大會，隨學生學扭秧歌，頗有趣。

　　扭秧歌這件事在當時是十分新鮮而時髦的，因此他的參加很引起一些閒言碎語，有些人認為偌大年紀還和男女青年一起扭秧歌，是一種很可笑的，“無法明了”的事，但學生們對此卻十分感佩，認為是一種“向一個新時代學習的態度”，是“對人生負責的嚴肅態度”。１１月２２日，是朱自清５０大壽，晚上陳竹隱燒幾碗菜，闔家為他祝壽，他非常高興。

　　翌日，他的學生王瑤等來他家裏，提議為他舉辦５０誕辰慶祝會，他感謝他們的好意，但婉言推辭了，説：“明年再説吧，明年才是５０足歲”！王瑤等只好答應了。

　　誰能料到？明年迎來的卻是一個令人哀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