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在司家營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30日 17:50

　　８月間，昆明遭到日機的瘋狂轟炸，聯大許多學生宿舍被毀，實驗室、辦公室也多遭破壞。但敵人的狂轟濫炸並未能摧毀師生抗戰的意志，學生自治會就學校被炸事發表聲明，憤怒宣告：“敵人此種特意摧毀我文化機關之野蠻行為，誠屬令人髮指，然敵機僅可毀吾人之物質，而不能摧毀吾人之精神，僅更增吾人之仇恨，而不可挫折抗戰之決心。”為了避免轟炸，適應學習正常進行，學校于昆明北郊距城７．５公里之龍院村北，購地４００畝建蓋校舍。清華大學也于東北郊龍泉鎮司家營成立文科研究所，由馮友蘭任所長，聞一多為主任。這個研究所原是聞一多發展中文系的計劃之一，清華許多教師都搬到研究所住。

　　１１月１３日下午，朱自清雇了一輛馬車，至黃土坡黎園村搬運書籍和衣物，五時許運到司家營清華文學研究所。

　　研究所是一座古舊的院落，一色木結構的建築，有一方小小的天井，樓上可以曬到陽光，樓下則很陰暗，但環境比較安靜，沒有空襲干擾，便於著作研究。聞一多全家住在一個側樓裏，朱自清單身一人，遂和浦江清、何善周、許駿齋等三人合住在聞一多對面的側樓上，中間大樓是圖書室，也是公用的書房。由於住處臨近，他和聞一多交往逐漸密切，後來他曾詳細地敘述了聞一多當時辛勤勞作的情狀：我和聞一多先生全家，還有幾位同事，都住在昆明龍泉鎮司家營的清華文學研究所裏，一住兩年多。我老是説要細讀他的全部手稿，他自然答應。可是我老以為這些稿子就在眼前，就在手邊，什麼時候都成；不想就這樣一直耽擱到我們分別搬回昆明市，到底沒有好好讀下去。……

　　在文科研究所住著第二年，他重新開始研究《莊子》，説打算用五年工夫在這部書上。古文字的研究可以説是和《詩經》、《楚辭》同時開始的。他研究古文字，常像來不及似的；説甲骨文金文的材料究竟不太多，一鬆勁兒就會落在人家後邊了。他研究《周易》是二十六年在南嶽開始；住到昆明司家營以後，轉到伏羲、神話上。

　　欽佩之情，溢於言表。

　　從司家營到城裏上課，沒有直通車，只能步行，朱自清遂將課集中在三天裏，每逢星期二，他便夾著布包，沿著金汁河的堤岸向西步行十來裏至聯大上課。上完課就在北門街聯大宿舍住宿，星期五上午再步行回到司家營。這學期他開講“文辭研究”，這是中文系為朱自清的專長而特設的課程。關於這方面資料，他蒐集很多，每一個歷史的意念和用詞，都加以詳細的分析比較，研究它的演變和確切的涵義。

　　由於內容比較枯燥，選修的只有王瑤和季鎮淮兩個學生，儘管如此，朱自清還是如平常那樣講授。“文辭研究”是一門新學科，主要是研究春秋時代的“行人”之辭和戰國時代的遊説家之辭。沒有課本，上課時朱自清“拿著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條一條地抄材料，抄過了再講，講過了又抄，一絲不茍，如像對著許多學生講課一樣”。他從不缺課，對學生也極嚴格，課上完後，照例對他們分別進行考試，他讓季鎮淮段標點《左傳》成公十六年所記晉楚鄢陵之戰的始末，和《孟子騰文公下》“陳代曰”一章。經過這次考試，季鎮淮才認識到分段標點古文並非易事，必須對字句意義先有透徹的了解，才能正確地進行。交卷後沒幾天，朱自清就把卷子發還給他，上面已用鉛筆添注了個別沒讀懂的字，還校改了幾處標點的錯誤。幾天之後，季鎮淮經過昆華北院研究生宿舍處，遇見了朱自清，被叫住了，朱自清對他説：“有一處標點還是你點的對，不要改”。這件事使季鎮淮很感動，他説：“朱先生閱學生作業不僅認真、細心，而又非常虛心，並不固執己見，對學生作業即使是一個句讀符號，也要幾番考慮，唯善是從”。

　　他還為新同學講“大一國文”，一個新生被別人慫恿著去聽朱自清講魯迅的《示眾》。他回憶道：上課鈴才響，朱先生便踏進教室——短小精悍，和身軀比起來，頭顯得分外大，戴一副黑邊玳瑁眼鏡，西服陳舊而異常整潔——匆匆走到教案旁，對我們點了點頭，又點過名，便馬上分條析理地就魯迅及《示眾》本文的思想內容和形式技巧各方面提出問題，逐一叫我們表示意見，而先生自己則加以補充，發揮。才一開始，我的心在卜卜亂跳，唯恐要在這許多陌生的同學前被叫起來，用還沒有學好的國語艱澀地道出我零亂的思想來。然而不多一會，我便忘掉一切，順著先生的指引，一步一步的終於看見了作者的所見，感受到作者的感受……就這樣的，我聽完先生授畢預定講授的大一國文教程中的白話文。

　　這時，朱自清的身體已經不好，胃病時常發作，他收入不多，家用又大，經濟非常拮據。單身一人，生活無人照顧，只能隨著大夥吃大廚房的糙米飯。有時，實在受不了，上課時自城裏帶回一塊麵包或兩三個燒餅，不然就整天吃稀飯。胃病厲害時，連蔬菜也不易消化，只好在嘴裏嚼嚼再吐出來。１２月８日，他和別人談話中，得知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攻擊美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心中十分高興，逢人便告知這一消息。晚上和朋友飲酒慶祝，不料夜裏胃病發作，倚在床上，聽窗外雨聲淅瀝，徹夜未眠。２２日，重慶《大公報》上發表題為《擁護修明政治案》的文章，文中揭露“最近太平洋戰爭爆發，逃難飛機，竟裝來箱籠、老媽子、洋狗，而許多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所指即是財政部長孔祥熙。朱自清看了，心中很有感觸。３０日，他經過走廊，看到聯大民主墻上出現一張以“倒孔”為口號的標語，還有從孔祥熙的罪惡談到反動政權腐敗的壁報。不久，標語口號愈來愈多，群情激憤。事態不斷發展，翌年１月６日，千余學生擁出校門上街遊行，沿途高呼“打倒操縱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內賊、外姦孔祥熙”的口號，隊伍經過正義路、近日樓至拓東路與工農學院學生匯合。這是抗戰以來昆明學生運動的第一聲。朱自清抱病上街觀看，心中十分同情學生的正義行動，晚上回來在《日記》上鄭重寫上一筆：“遊行時秩序良好，人數甚多”。

　　胃病仍未見好轉。２月９日，他接到陳竹隱來信，報説家中大小平安，心中暢快，晚餐稍為多吃了一點，飯後即吐酸水。學校要他做《詩的語言》報告，他連夜準備，那天吃胡豆飯，飯後又喝了幾杯茶，誰知整晚嘔水，腹脹，竟夜未眠。又有一次，晚餐後即覺胃中不適，睡下後整夜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只得到樓下嘔吐。胃病日益加劇，朱自清很緊張，在《日記》中寫道：“此景象乃曩所未經，戒之戒之！”這樣，他身體日漸衰弱，思想負擔也重，痛苦異常。

　　一天下午，他和聞一多坐在各自書桌前閒談，無意中聊及人壽保險事，轉而推測起各人的年壽，聞一多充滿信心地説：

　　“我可以活到８０歲。我的父母都是８０多歲才死的。我向來除了傷風沒害過什麼病，活８０歲總是可以的。”朱自清説：“你活８０多歲大概不成問題。你身體好。清代考據家多半是大年歲。我不成，我只希望７０歲。”説畢搖了搖頭。

　　兩人都沉默了，過了一會，朱自清一面翻看著書，一面自言自語地嘀咕：“７０歲還太多了，６０歲也夠了”。校長梅貽琦和朱自清關係一直很好，９月２４日，時近中秋，梅貽琦特地邀請朱自清和另外兩位教師至高癷小住旅遊。朱自清身體不好，但盛情難卻，還是去了。那天上午半陰，下午放晴，可是到了晚上飲酒賞月時，卻又浮雲滿天，未能賞玩。晚上留宿那裏，朱自清睡在西邊一間房子裏，四週寧靜，只有湖邊傳來水波輕微的拍岸聲。第二天，一起去西山龍王廟附近遊覽“倒石頭”。朱自清看那挺拔峭立的奇峰怪石，不由想起去年遊石林的情景，詩興勃動，乃寫了一首《遊倒石頭因憶石林》長詩，既描寫了“倒石頭”的“到眼危欹森逼人，磅薄直欲無天地”的壯觀，也描繪了石林的“登覽奇峰鬱不開，枯木槎*'刀劍植”的奇景。全詩共４０句，用字古奧，極盡狀物繪景之能事。寫畢在同遊者中傳閱，還謄了一份給梅貽琦以為紀念。回來後胃又不適。

　　生活困蹇，身體一直不好，但朱自清還是努力讀書著作。這時他集中精力撰寫《新詩雜談》，評論抗戰詩歌，竭力主張文藝為抗戰服務，提倡寫抗戰詩和愛國詩。在《抗戰與詩》裏，他指出抗戰以來的新詩有一個趨勢，那就是散文化，而原因是“為了訴諸大眾，為了詩的普及”，由於配合抗戰需要，“詩作者也從象牙塔裏走上十字街頭”。他還指出，抗戰以來新詩的另一趨勢是勝利的展望，認為“這是全民族的情緒，詩以這個情緒為表現的中心，也是當然的。”詩人們多從大眾和內地兩個角度來表現，他們“表現大眾的力量的強大，是我們抗戰建國的基礎，他們發現內地的廣博和美麗，增強我們的愛國心和自信心。”他十分推崇艾青、臧克家、老捨得作品，以為艾青的《火把》和《向太陽》是代表前者，臧克家的《東線歸來》、《淮上吟》和老捨得《劍北篇》是代表後者。《向太陽》用象徵手法表現，《火把》近乎鋪敘，詩裏描寫火把遊行，正是大眾力量的表現。有人認為《劍北篇》鋪敘太零碎些，用韻也太鏗鏘些。有一天，朱自清遇到老舍，特地請他把詩朗誦一遍，感到並不瑣碎，它“能夠聯貫一氣，不讓韻隔成一小片兒一小段兒。”在《詩與建國》裏，他要求新詩要歌咏群體英雄，説“抗戰勝利後，我們這種群體的英雄會更多，也更偉大。這些英雄值得詩人歌咏；相信將來會有歌咏這種英雄的中國‘現代史詩’出現”。他大聲疾呼：我們迫切的需要建國的歌手。我們需要促進中國現代化的詩。

　　《愛國詩》主要鼓勵詩人多寫愛國的詩篇。他特別推崇聞一多，説他是：“唯一有意大聲歌咏愛國的為人”，“他愛的是一個理想的完整的中國，也是一個理想的完美的中國。”文章寫道：

　　我們在抗戰，同時我們在建國：這便是理想。理想是事實之母；抗戰的種子便孕育在這個理想的胞胎中。我們希望這個理想不久會表現在新詩裏。詩人是時代的前驅，他有義務先創造一個新中國在他的詩裏。

　　這是基於他對現實的這樣認識：“抗戰以來，第一次我們獲得了真正的統一；第一次我們每個國民都感覺到有一個國家——第一次我們每個人都感覺到中國是自己的。完全的理想已經變成完整的現實了。”他向人們大力推薦聞一多的詩篇《一句話》：

　　有一名話説出就是禍，有一句話能點得著火。

　　別看五千年沒有説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緘默？

　　説不定是突然著了魔，突然青天裏一個霹靂

　　爆一聲

　　“咱們的中國！”

　　這話教我今天怎麼説？

　　你不信鐵樹開花也可，那麼有一句話你聽著：等火山忍不住了緘默，不要發抖，伸舌頭，頓腳，等到青天裏一個霹靂，爆一聲

　　“咱們的中國！”

　　他告訴大家，這首詩雖寫于十七、八年前，而“卻像預言一般，現在開始應驗了”，“‘咱們的中國’這一句話正是我們人人心裏的一句話，現實的，也是理想的”。１９４３年間，朕大來了一位英國的年輕詩人白音，他有意把中國新詩介紹到西方，因仰慕聞一多詩名，乃請其合作編選一部《中國新詩選譯》，這件事得到廣大教師的支持。一天，朱自清拿了一本田間的詩集推薦給聞一多，説：“好多年沒看新詩，你看，新詩已經寫得這樣進步了”。聞一多接過翻開一看，皺起了眉頭，似乎説，“這是詩麼？”待看畢，嘴角漾起笑意，興奮地説：“這不是鼓的聲音麼？”

　　不久，即寫了《時代的鼓手》一文，熱情地向人們介紹了田間的作品。

　　這時期，朱自清的心靈已完全被抗日烽火熊熊燃燒起來了，他熱愛祖國，擁護抗戰，文藝思想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已經由為人生而藝術，進到為抗戰而藝術了。但是，朱自清雖然為抗戰而鼓舞，而對抗戰實際情況卻缺乏深刻的了解，他多少有點被表面轟轟烈烈的現象所迷惑，對統治當局的真實面目認識不清。誰是愛國，誰是賣國，誰是抗戰，誰是投降，在他的思想中還比較模糊，他過多的看到“統一”和“完整”，而洞察不到“矛盾”和“分裂”，不知道抗戰的到來是需要靠鬥爭才能實現的。正由於此，他雖對現實不滿，但又不能勇往直前，迷戀“理想”，忽視真象，思想狀態始終處於迷惘之中，不能跨出具有決定性的步伐，時常因現實的感觸而苦惱不堪。

　　朱自清身體衰弱，生活清苦，但好整潔，講究規律，每天總是很早起床，到村邊散一會步才回來吃早飯。被褥疊得整整齊齊，洗過的衣服也折疊得平平整整，桌椅用具常常揩拭，顯得乾乾淨淨。他平日出門穿西裝，這都是抗戰前做的舊衣服，不過平日刷洗得勤，磨破的地方也及時補綴，所以還看得過去。一回到所裏，他馬上把西裝脫下，疊好放在棉被下壓著，換上舊長衫或夾袍，冬天則穿他弟弟送給他的舊皮襖。夾袍和皮襖的紐扣都掉了，家眷不在身邊，只好自家動手，不會打扣結，只得縫綴上些破布條係著，布條長短不一，顏色也不相同，白的黑的藍的都有。聯大教師的薪金都打了折扣，物價又貴，生活相當艱苦，聞一多以鏤刻圖章的收入來貼補家用，沒有葷菜，便領著孩子去田野裏捕捉蝗蟲，拿回來用油一炸再加點鹽，號曰“炸大蝦”充當佳肴。朱自清有兩個家庭需要他贍養，開支極大，他除了上課就日夜伏案寫作，希望以菲薄的稿酬來彌補家用。但些許收入，無濟於事，最後總是入不敷出，相當狼狽。有一天，他只好扛著一張行軍床，到城內一家永安商行寄售，朱自清想賣１２０元，但店夥卻説帆布已破，只答允標價５０元，商量半天，才增至６０元。回到宿舍，想想氣不過，明知吃虧，但又無可奈何，只能在《日記》中詳述其事，大罵年輕店夥是“奸商之尤”，“可恨之至”。

　　雲南地處低緯地帶，氣候垂直變化顯著，所謂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１９４２年冬天，昆明天氣格外冷，舊皮袍不管用，又沒有力量縫製新棉袍，過冬便成了難題。龍泉鎮有３００戶人家，有條小街，隔幾天趕一次集，當地人叫“趕街”。朱自清就趁趕街日子，買了一件氈披風。這種披風有兩種，細毛柔軟式樣好的比較貴，朱自清買不起，只能挑一件製作粗糙趕馬人披的，比較便宜，出門時披在身上，睡覺時當被褥。李廣田回憶道：

　　三十年年底，我也到了昆明西南聯大，到達後在街上遇到的第一個熟人，就是朱先生，但這次我卻幾乎不認識他了，因為他穿了一件趕馬的人穿的氈斗篷，樣子太別致，我看到街上有好多人都注意，他卻昂首闊步，另有意趣。

　　李廣田看那顏色像水牛皮，樣子像蓑衣的斗篷，心裏想笑，但又不好意思，朱自清卻毫不在意，他握住李廣田的手，高興地説：“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中國的抗戰已成了世界大戰的一環，前途十分樂觀”。

　　朱自清雖然窮，但極有骨氣，他説：“窮有窮幹，苦有苦幹，世界那麼大，憑自己的身手，那兒就打不開一條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臉唉聲嘆氣的！”他主張要靠自己，但又不要固步自封，從宏觀看個人是微乎其微的，“整個兒人類只是一個小圓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所以不要把自己關在“丁點大的世界裏”，要“看得遠，想得開，把得穩，自己是世界的時代的一環，別脫節才真算好。力量怎樣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隨時隨地儘自己的一份兒力，往最好裏做去，讓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時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他討厭那些敷衍妥協的鄉願和卑屈諂媚的可憐蟲，認為“這些人只是將自己丟進了垃圾堆裏！”他警告那些“正在張牙舞爪”的人，要“先來多想想別人！”他也厭惡那些“裝佯”的人他們“在裝別人的模樣，別人的腔和勢，為了抬高自己，裝別人”，他覺得這些人實際上是“怪可憐”的。他就是要不阿諛、不奉承、不虛偽，要正直地做人，依靠自己的勞作來謀求一家的溫飽。

　　離司家營不遠的鳴鳳山上，有一座用青銅鑄造的金殿，十分著名。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４日星期日，是個大晴天，朱自清早上在房間裏翻閱聞一多寫的《莊子校釋》，下午悶不過乃約浦江清、聞一多同去遊覽金殿。殿始建於明萬曆三十年，乃倣照湖北武當山真武殿式樣建成的，為一道觀，原名太和宮，又叫銅瓦寺，後被遷往賓川雞足山。吳三桂率師進駐昆明後又予以重建，大樑上有“大清康熙十年，歲次辛亥，大呂月十有六日之吉，平西親王吳三桂敬築”的銅鑄字樣。裏面的匾聯、梁柱、門窗等均用銅鑄成，殿前有一座銅鑄的小亭和一面號稱“七星旗”的銅旗，還有重２７公斤的銅劍和大刀。金殿外面圍欄、石級均用大理石砌成，整個殿宇宏偉壯麗，雅致軒朗。在殿後側，有一株粗逾合抱的山茶，枝過殿頂，還有兩株紫薇。朱自清十分欣賞那萬紫千紅向陽怒放的茶花，還和聞一多等人細讀金殿碑文，考究建築歷史。這天算是偷半日之閒，苦中作樂。

　　整個春天無所事事，就是給自己的《倫敦雜記》、及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和馬君玠的詩集《北望集》寫了序言。４月，《倫敦雜記》由開明書店印行，共收９篇作品，自１９３５年起筆，抗戰後擱了陣，斷斷續續經歷了將近９年。這期間主要是開明印刷廠被日寇炮火轟毀，排版被葬在火堆裏。直到前些日子，他在翻舊書時忽然發現這些舊稿，心中無限感慨，記起和開明的一段因緣，因而又把稿子寄給開明印。具中殘缺了一篇，還是葉聖陶設法抄補。這本集子是《歐遊雜記》的姐妹篇，主要描寫當年在倫敦留學７個月的見聞。他説：

　　寫這些篇雜記時，我還是抱著寫《歐遊雜記》的態度，就是避免“我”的出現。“身邊瑣事”還是沒有，浪漫的異域感也還是沒有。並不一定討厭這些。只因新到異國還摸不著頭腦，又不曾交往異國的朋友，身邊一些瑣事差不多都是國內帶去的，寫出來無非老調兒。異域感也不是沒有，只因已入中年，不夠浪漫的。為此只能老老實實寫出所見所聞，像新聞報導一般；可是寫得太認真，又不能像新聞報導那麼輕快，真是無可如何的。

　　雖是如此，但它和《歐遊雜記》比起來，風格還略有差異，其中描述倫敦風上人物，極富有人情味。他寫信給遠在北平的俞平伯請他代售此書，並將書款分批匯回揚州老家。

　　有一天，他偶然翻閱北平出版的刊物，忽然發見上面有俞平伯的文章，心中感到不安。他和俞平伯交情極深，其為人品性，是一清二楚的。

　　思君直溯論交始，明聖湖邊兩少年。

　　刻意作詩新律呂，隨時結伴小遊仙。

　　槳聲打徹秦淮水，浪影看浮瀛海船。

　　等是分襟今昔異，念家山破夢成煙。

　　延譽憑君列上庠，古槐書屋久彷徉。

　　斜陽遠巷人蹤少，夜語昏燈意絮長。

　　西郭移居鄰有德，南園共食水相忘。

　　平生愛我君為最，不止津梁百一方。

　　忽看烽燧漫天開，如鯽群賢南渡來。

　　親老一身娛定省，庭空三徑掩莓苔。

　　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

　　引領朔風知勁草，何當執手話沈灰。

　　這是朱自清在成都時寄給俞平伯的一首長詩。裏頭所敘多是陳年舊事，于中蘊蓄著他對老友的深情厚意。

　　俞平伯的文章內容雖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朱自清卻認為在這“烽燧漫天開”的時代裏，知識份子應是“朔風”中的“勁草”，不應在淪陷區刊物上發表文章，因而立即去信加以勸説。１２月初，俞平伯來信詢問他的近況，但對自己發表文章事卻含糊其辭，只是説不過是偶爾敷衍，不想多做。朱自清看後很不滿意，于１２月２２日又去了一封信，先是告訴自己近況與心境：

　　弟離家二年，天涯已慣，然亦時時不免有情也。在此只教讀不管行政。然邇來風氣，不在位即同下僚，時有憂讒畏譏之惑，幸弟尚能看開。在此大時代中，更不應論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讀盡其在我而已。所苦時光似駛，索稿者多，為生活所迫，勢須應酬，讀書之暇因而不多。又根底淺，記憶差，此則常以為恨者，加以健康漸不如前，胃疾常作，精力銳減。弟素非悲觀，然亦偶爾包包自懼。天地不仁，仍只有盡其在我耳。前曾擬作一詩，只成二句曰：“來日大難常語耳，今霄百誦夢魂驚”，可知其心境也。

　　也談到家中境況：

　　家父與一男二女在揚州，一男已成“壯丁”，頗為擔心，但亦無力使其來西南。此事甚以為苦。大男仍在邊境經商。成都有二男二女，大女採芷在川大已第三年。小女生甫三周歲，二男已俱在小學，尚知勤學。

　　信中特別鄭重提出：

　　前函述兄為雜誌作稿事，弟意仍以擱筆為佳。率直之言，千乞諒鑒。

　　俞平伯接到信十分感動，後每當談及此事，就萬千感慨地説，“非見愛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