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錢塘潮淙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30日 16:24

　　朱自清在北大提前畢業的消息傳到揚州，朱家上下喜形於色。原來自從三年前朱小坡和兒子分手之後，在徐州沒有謀到差事，病倒外鄉，後被人送回揚州。從此貧病交加，家道日衰，因此心情鬱憤，脾氣暴躁。現在聽到兒子不負所望，心中不禁大喜，日夜盼他回來。

　　在揚州天寧門橋北，有一座千年古剎天寧寺，規模宏偉，莊嚴燦爛，為清代揚州八大名剎之首，內外馳名，香火旺盛。一天，朱小坡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焦急，乃去天寧寺燒香求助，于佛前求得一簽，上雲：三徑猶荒草，淵明尚未歸。

　　故鄉風景好，雁影送斜輝。

　　老和尚道賀説：“恭喜你老人家，你兒子要和他好友一起回鄉做官了”。朱小坡聽了十分高興。

　　不久，朱自清果然風塵僕僕地和同學俞平伯一起回來，但卻不是做官，而是到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教書。這是一師校長致函北大校長蔣夢麟，請他代為物色教員，蔣夢麟遂將本校高材生朱、俞二位推薦給他。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前身是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位於杭州下城，本來是舊貢院，破爛不堪。１９０９年，魯迅、劉大白等都在這裡執教過。辛亥革命後的１９１３年，改為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當時校長是教育界負有盛名的上虞人經亨頤（子淵）。學校風氣頗為活躍，師資力量也較為充實。由於是師範學校，學生中年齡差距很大，小的只有十五、六歲，大的竟有二十七、八歲，最多的是二十上下。朱自清是暑假過後，帶著妻子來的，教的是高級班，學生年齡比較大。他那時才２３鄉，矮矮胖胖的身子，方方正正的臉龐，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個平頂頭，給人的印象完全像個鄉下土佬兒。他説一口揚州官話，不甚好懂，但教學認真，備課充分，一上講臺便滔滔不絕，唯恐荒廢了時間。但由於第一次上講堂，心情難免緊張，因此講話有點結巴，有時竟急得滿頭大汗。學生們倒是比較喜歡聽他的課，有時從別的班上偷偷地溜到他的班裏旁聽。因為年輕，同學們都稱他為“小先生”。課餘時間，“老學生”們也常常到“小先生”家裏求教，“小先生”總是讓坐、倒茶，熱情地招待，談話間常常流露出年紀輕輕就出來教書，在學業上不能繼續深造的痛苦。武鐘謙為人嫻靜，除招呼之外，照例不搭腔，只是默默地坐在床沿上做針線活。

　　在杭州一師，朱自清的心情是矛盾而又複雜的。一方面是五四的餘熱還沒有退盡，心中尚燃燒著對光明的企求，在《送韓伯畫往俄國》一詩中，他把出現在地平線上的無産階級紅色風暴，喻為沖天而起，不斷在天際流動的“火一般紅雲”，它把“黑漆漆的大路”，“照耀得閃閃爍爍的有些分明了”，流露了由衷讚美的心情。就在那紅光普照的背景裏，他勾勒了一個追求“紅雲”的先進知識分子形象，他在十月革命的激勵下，熱血沸騰，他向“鮮明美麗”的紅雲表示：“我願意放下我所曾有的，跟著你走，提著真心跟著你！”這個“赤裸裸的從大路上向紅雲跑去”的光輝形象，是詩人的發現，也是詩人的創造，那裏包孕著年輕朱自清的理想和願望。而另一方面，他又對現實感到惶惑：只如今我像失了什麼，原來她不見了！

　　她的美在沉默的深處存著，我這兩日便在沉默裏浸著，沉默隨她去了.

　　教我茫茫何所歸呢？

　　但是她的影子卻深深印在我心坎裏了！

　　原來她不見了，

　　只如今我像失了什麼！

　　——《悵惘》

　　詩裏的“她”，只是一個象徵的意念，表露的是青年詩人內心沉重的失落感，他被“茫茫何所歸”的愁雲茵籠住了。

　　朱自清不善交際，為了排遣時日，他只有在工作之餘偷閒外出郊遊。杭州坐落在錢塘江北岸，是一座名聞遐邇令人神往的美麗古城。晶瑩清澈的西湖，猶如光耀天宇的明鏡，鑲嵌在城區西面，“波涌湖邊遠，山催水色深”，周圍群山秀麗挺拔，林木鬱鬱蔥蔥，沿湖柳樹成蔭，繁花似錦，湖光山色，相映成趣，真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裝濃抹總相宜”呵！朱自清對這座名城，自是嚮往已久，他曾寫道：“杭州是歷史的名都，西湖更為古今中外所稱道；畫意詩意，差不多俯拾皆是”。１１月２８日，他約了幾個友人，一起去遊逛天竺、靈隱、韜光、北高峰、玉泉等勝景。靈隱寺是江南著名的古剎，林幽樹密，溪水清澄，朱自清和友人漫步在靈隱綠樹蔭蔽著的小徑上，欣賞那在萬綠叢中冷冷地流淌著的泉水，瞻仰那金碧輝煌、巍峨幽深的殿宇。沿途那些在微風中飛舞的修竹，縈繞于山腰的輕煙，以及蔥綠的松柏、血紅的楓樹，鵝黃的白果、雪白的茶花，都使他流連忘返，惹起無窮的遐想。最後登上北高峰，于寂靜暮色中，眺望籠罩于山間的迷迷鎊鎊的煙靄。嫵媚的自然風光使他陶醉了，心裏愉快極了，但有時觸景生情，一絲愁情無端地翻上心來。當他步出紫竹林時，看到地上有一堆黃葉，心中不禁喟嘆道：可憐的葉兒 。

　　夏天過去了

　　你們早就該下來了！

　　可愛的，

　　你們能伴我

　　伴我憂深的人麼？

　　他俯下身，撿起兩片黃葉，珍惜地存在口袋裏。在回去的路上，他踏著枯葉，發出唧唧喳喳的聲響，心中默默喊道：你們訴苦麼？

　　卻怨不得我們；

　　誰教你們落下來的？

　　一陣風過，吹落一片樹葉，他也感嘆不已：有誰知道這片葉的運命呢？一粒沙中見世界，半瓣花上訴衷情，他一路上對黃葉、枯葉、落葉的感慨，抒發的豈不正是他對自己孤寂處境的感受？唉，生活的擔子，已經使這位剛出校門的年輕人經受不住了。請聽：

　　“擔子”漸漸將我壓扁；他説，“你如今全是‘我心’了。”

　　我用盡兩臂的力，

　　想將他掇開去。

　　但是——遲了些，

　　成天蜷曲在“擔子”下的我，便當那兒是他的全世界；灰色的冷光四面反映著他，一切都板起臉向他。

　　……

　　——《自白》

　　晚間無事，他就努力寫詩，還好有一個摯友俞平伯和他同事，可以切磋詩藝。俞平伯浙江德清縣人，和朱自清是北大同學但不同係。俞平伯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寫詩，常在《新潮》上發表，朱自清認為他是這方面的老資格，因而把自己偷偷寫下的新詩集《不可集》送給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批評指正。所謂“不可”者，乃出自《論語》“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係勉強嘗試的意思。可惜不到半年，俞平伯就辭職到北京去了。

　　朱自清對一師的環境不大適應，初出茅廬的“小先生”在頗有世故的“老學生”面前，有時不免感到困惑。當時學生魏金枝曾回憶説：“一到學生發問，他就不免慌張起來，一面紅臉，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問題完全解決，才得平靜下來”。不久，就“小有誤會”了，他終於嘗到了人生的苦味。《轉眼》一詩就記錄了他當時複雜的心緒，他感到在那“人間的那角上”，“找不著一個笑”，他被“彌天漫地的愁”絮團團地圍住了。

　　東西南北那眼光，驚驚詫詫地目夾他。

　　他打了幾個寒噤；

　　頭是一直垂下去了。

　　他也曾説些什麼，

　　他們好奇地聽他；

　　但生客們的語言，

　　怎能夠被融洽呢？

　　“可厭的！”——

　　從他在江南路上，

　　初見湖上的輕風，

　　俯著和茸茸綠草裏

　　隨意開著

　　沒有名字的小白花們

　　私語的時候，

　　他所時時想著，也正怕著的那將賜給生客們照例的詛咒，終於被賜給了；

　　還帶了虐待來了。

　　自尊的他經受不住“沒有名字的小白花們”的私語，提出了辭職：

　　羞——紅了他的臉兒，血——催了他的心兒；他掉轉頭了，

　　他拔步走了；

　　他説，

　　他不再來了！

　　同學們慌了，都熱情地挽留他，勸他不要離開他們：他的臉於是酸了，他的心於是軟了；

　　他只有留下，

　　留下在那江南了。

　　雖然學生們“像‘花’一般愛他”，但正如他説的，“後來他們和我很好，但我自感學識不足，時覺跋徨”。遂決意離開一師。

　　暑假裏，他經人介紹，往揚州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任教務主任。揚州是他“長于斯”的地方，八中係他母校，照理説是很愜意的，誰知竟不如浙江一師。開頭他頗想有所作為，一來便為學校寫了一首校歌，“浩浩乎長江之濤，蜀岡之雲，佳氣蔚八中。人格健全，學術健全，相期自治與自動。欲求身手試豪雄，體育須兼重。人才教育今發煌，努力我八中”。但八中風氣並不見“佳”，人格似乎也不怎麼“健全”，使他無法得以小試“豪雄”。朱自清雖謙和，但秉性耿直，遇見他認為不合理的事，有時要發發“憨氣”。到任不久便和人發生了爭執，起因乃招考新生時，一個小學教師領學生來報名，保證書有問題，對方要求通融，朱自清堅執不允，弄得彼此不歡而散。沒有多久，又和校長意見不合，一來“太忙”、二來“教員學生也都難融洽”；加之家庭不和，他每月薪水均由學校送到父親手裏，他無權支配。因而他不管家裏反對，辭職不幹，決意要離開這個使他厭惡的地方。

　　秋天，朱自清經好友劉延陵介紹到上海中國公學中學部教書。劉延陵江蘇泰興人，和朱自清自幼相識，這時正在那裏執教。中國公學在吳淞炮台灣，朱自清一到那裏，劉延陵就告訴他一個新鮮消息：“葉聖陶也在這兒！”

　　葉聖陶江蘇蘇州人，五四以後寫有不少新詩和小説，在文學界頗有名氣，他的作品朱自清都看過，對他很是景慕。“怎樣一個人？”朱自清好奇地問。

　　“一位老先生哩”。劉延陵回答。

　　朱自清感到很意外。一個陰天，劉延陵帶他去拜訪葉聖陶，一見面朱自清就覺得葉聖陶年紀並不老，“只那樸實的眼色和沉默的風度與我們平日所想象的蘇州少年文人葉聖陶不甚符合罷了”。朱自清見了生人照例説不出話，葉聖陶似乎也是如此，所以兩人只是泛泛交換了幾句對創作的意見。隨著交往慢慢密切，兩人的友誼才與日俱增，朱自清喜歡葉聖陶的寡言，喜看他有味地傾聽他人説話的神情，喜歡他的和易，因為這和易乃“出於天性，並非閱歷世故，矯揉造作而成。”更喜歡他厭惡妥協的率直精神。兩人親與相處，日子過得頗為愉快。

　　在上海中國公學，朱自清更進一步地鳧進了文藝新潮。當年文學革命之樹，如今已是葉茂根深，鮮花滿枝了。一些先進的文藝青年亟思成立文學團體，創辦雜誌，以便在一個鮮明旗幟下，集結力量，倡導自己的文學主張，發表自己的創作。１９２０年底，周作人、鄭振鐸等人在北京開始醞釀組織文學研究會，翌年１月４日在北京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召開了大會，並在改革後的《小説月報》上發表了“宣言”與“簡章”。接著又成立了文學研究會讀書會，下設小説、詩歌、戲劇、批評、雜文等五個小組。葉聖陶便是該會發起人之一，又是詩歌組的成員。朱自清也是該會成員，入會號數為５９。文學研究會反對“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認定文學是“人生的鏡子”，是繼《新青年》之後，進一步揭起現實主義旗幟的文學團體。１９２１年初，文學研究會骨幹鄭振鐸等人南下上海，與沈雁冰等匯合，組成了以上海為基地的陣營，葉聖陶和朱自清都是其中的活躍分子。

　　五四運動以來，復古主義者就沆瀣一氣向新文學陣營發起進攻，他們選擇的突破口就是新詩。當時南京大學的一些留學美國的教授胡先骕、吳宓、梅光迪等，自我標榜“學貫中西”，以“新知”來提倡“國粹”，維護“聖道”。他們譏諷白話新詩，説它僅是白話而非詩，《南京高等師範月刊》大張旗鼓，以討論詩學之名，行攻擊新詩之實，大量刊登古詩，叫囂新詩“亟待研究之點頗多”，態度十分猖獗。朱自清、葉聖陶、劉延陵都是新詩人，對此豈能坐視不理？他們聯絡俞平伯，商量出一個專門倡導和發表新詩的刊物，與復古主義者作針鋒相對的抗爭。他們的計劃得到中華書局左舜生的支持，這時俞平伯在北京，朱自清馬上寫信告訴他：“《詩》決由中華書局承辦，已定。”

　　１０月２０日《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連續三天登載了一則用詩的形式寫的《〈詩〉底出版預告》：歸詩的骸骨已被人扛著向張著口的墳墓去了，産生了三年的新詩，還未曾能向人們説話呢。

　　但是有指導人們的潛力的，誰能如這個可愛的嬰兒呀！

　　奉著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誰又能如這個嬰兒的美麗呀！

　　我們造了這個名為《詩》的小樂園做他的歌舞養育之場，

　　疼他愛他的人們快盡你們的力量來捐些糖食花果呀！

　　“預告”刊出後，他們加快了籌備工作。１０月底，《學燈》上又登出了《〈詩〉底出版預告〈二〉》，宣告：“創刊號准予明年１月１日出版”，內容為“一詩，二譯詩，三論文，四傳記，五詩評，六詩壇消息，七通訊”。預告登出後，受到了社會重視，有人寫文章表示歡迎。

　　《詩》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詩刊。它標誌了從五四以來的新詩，終以勇敢姿態宣告了自己獨立的存在。它開宗明義向社會聲稱這是新詩“向人們説話”的陣地，並義正辭嚴地宣判了舊詩的死刑，以大無畏精神勇敢地向復古主義者挑戰。

　　《詩》為月刊，每卷五期，每期６３頁，于１９２２年１月出版時，用的是“中國新詩社”名義，其實，並沒有這個組織。朱自清、葉聖陶、俞平伯和劉廷陵，都是文學研究會成員，他們經過商量後，遂于第一卷第四號上發表聲明，“將本刊作為文學研究會定期出版物之一”，並於下一期刊物的封面上，標出“文學研究會定期刊物之一”的字樣。刊物由葉聖陶、劉延陵具體編輯，劉延陵“最熱心”，“費的心思和工夫最多”。朱自清也花了不少力氣，他常和遠在北京的俞平伯通信，討論新詩創作問題。俞平伯常將自己的詩作寄來，朱自清對他的《小劫》一詩讚不絕口，説它是“意境殊勝，音節底單緩和美，真是無以復加”，“妙在能善揉古詩音調之長，要施以一番融鑄工夫，所以能悅耳，又可賞心，兼耳底、心底，音樂而有之”，是一篇“光明鮮潔”之作②，遂將它刊于一卷一期之首。

　　《詩》月刊主要以創作為主，奉行的是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宗旨，比較廣泛地暴露了軍閥統治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難，訴説知識分子的苦悶。朱自清為刊物寫有不少詩篇，在《宴罷》一詩中，他通過一個宴會的描寫，將“酒夠”、“樂足”、“臉紅”、“頭暈”的賓客，和伺候客人而顯出“饑和憊的顏色”的僕人阿慶進行對比，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今天真的侮辱了阿慶！

　　也侮辱了沿街住著的

　　吃鹹菜紅米飯的朋友！

　　誠摯地表現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對勞苦人民的深切同情。《詩》月刊對當時詩壇的另一貢獻，便是對小詩的倡導和討論。那時正是小詩創作的萌發時期，周作人在《詩》刊上大力介紹日本小詩，朱自清對周作人的熱心很是感動，也寫了《短詩與長詩》一文，對小詩的創作進行批評和探討，認為有些流行短詩“只有感傷的情調和柔靡的風格；正和舊詩、詞和散曲裏所有的一樣！因此不能引起十分新鮮的興味；近來有許多人不愛看短詩，這是一個重要的緣故。長此下去，短詩將向於疲憊與衰老底路途，不復有活躍與伶俐底光景，也不復能把捉生命底一剎那而具體地實現它了。”他希望作者們不要形式地學習外國小詩，而要“兼採日本短詩與《飛鳥集》之長，先函養些新鮮的趣味”，以改變自己“單調的作風”。他主張小詩“貴凝煉而忌曼衍”，在藝術上應“重暗示、重彈性的表現，叫人讀了仿佛有許多影象躍躍欲出底樣子”。因此他要求作者要用“極自然而又極慎重的態度去寫短詩。”他身體力行，為《詩》寫了三首小詩，以極其精煉的形式，表達了自己內心剎那的感興。他把其中兩首抄寄俞平伯，得到俞的稱許。３０多年後，俞平伯在憶及此段因緣時，還讚不絕口：

　　其時小詩很流行，我的《憶遊雜詩》，全襲舊體詩的格調，不值得提起；佩弦的小詩，有如“風沙卷了，先驅者遠了。”語簡意長，以少許勝多許。

　　《詩》得到了許多作家的支持，沈雁冰、胡適、周作人、鄭振鐸、徐玉諾、王統照等都為它寫過稿，共出了兩卷七期，至１９２３年５月停刊。它猶如一枝迎風招展的鮮花，透露了新詩世界的春天信息。

　　當朱自清、葉聖陶、劉延陵正為《詩》月刊的出版而努力奮鬥時刻，他們執教的中國公學卻鬧起了風潮。起因是舊派教員煽動部分學生驅逐代理校長張東蓀和中學部主任舒新城，並攻擊葉聖陶、朱自清、劉延陵等七八位新教員。中國公學教員多為北大學生，於是請胡適出面調解，胡適在１０月２４日的《日記》中，對此次風潮情況略有記載：四時，到水榭，赴中國公學同學會。上海中國公學此次風潮，趕去張東蓀。內容甚複雜；而舊人把持學校，攻擊新人，自是一個重要原因。這班舊人乃想拾出北京的舊同學，拉我出來做招牌，豈非大笑話！

　　他們攻擊的新的教員如葉聖陶，如朱自清，都是很好的人。這種學校，這種學生，不如解散了為妙！朱自清曾向劉延陵提出一個強硬的辦法，即中學部停課以支持大學部，就擔心一向持重的葉聖陶不會贊成。誰知一經提出，葉聖陶立即贊同。他對風潮中的妥協派早已懷有極大的怒忿。但“新人”畢竟鬥不過“舊人”，學校並沒有“解散”，“很好的人”卻被解聘了。

　　在殘蟬聲斷梧葉蕭索的深秋季節裏，朱自清接到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聘書。

　　風澹蕩，

　　平原正莽莽，

　　雲樹蒼茫，蒼茫，

　　暮到離人心上。

　　——《滬杭道上的暮》他懷著離索的心情，行色匆匆地從上海趕到杭州。學校當局對他很熱情，聽説葉聖陶也在上海，便請他代為邀聘，朱自清立即給葉聖陶去信，回信説：“我們要痛痛快快遊西湖，不管是夏天還是冬天”。朱自清大為高興。

　　１１月的一天，葉聖陶乘車南來杭州，朱自清到車站迎接。學校很優待，為他們各備了一間住房，葉聖陶秉性溫和，篤于友誼，害怕孤獨，乃向朱自清建議，把自己的那間房屋做為兩人居室，而將朱自清那間當做書房。從此兩人聯床共燈，或是各據一桌預備功課，或是相對品茗閒聊，有時也一起下館子小飲幾杯，但更多的是結伴遊逛西湖。朱自清寫道：“西湖這地方，春夏秋冬，陰晴雨雪，風晨月夜，各有各的樣子，各有各的味兒，取之不竭，受用不窮；加上綿延起伏的群山，錯落隱現的勝跡，足夠教你流連忘返”。去年孤單一人，心情欠佳，沒有盡興，現在有好友為伴，自然遊興偏濃了。陰曆十一月十六日晚上，朱自清乃邀葉聖陶和另一友人共泛西湖，這晚月色真好，有點風，但不大，月光照著軟軟的水波，一溜反光，像新砑的銀子。遠山只有淡淡的影子，山下偶爾閃現出一星燈光。湖上很靜，只有他們這一隻小劃子，在慢慢地蕩著，葉聖陶觸景生情，口占兩句詩道：“數星燈火認漁村，淡墨輕描遠黛痕”。大家都不大説話，只有均勻的槳聲打破湖面的空寂。這天恰是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的生日，凈慈寺十分熱鬧，在船夫的建議下，他們棄舟登岸來到佛殿，只見燈火輝煌，佛婆在唸經，磬一聲，木魚一聲，佛號一片，莊嚴的樂音在大殿裏迂緩地迴旋著。

　　夜深了，才蕩舟回去，到校裏躺在床上，兩人尚上下古今談論不已。隔了幾天，朱自清又和葉聖陶到城隍山四景園遊玩，他們坐在一間“又大、又靜、又空”的屋裏，看著太陽將花影在墻上慢慢地移動，向窗外望去，外面是魚鱗似的屋，螺髻似的山，白練似的江，明鏡似的湖。地上被一層層的屋遮住了，山上被一疊疊的樹掩住了，水上被一陣陣的煙籠住了。兩人相對默坐，靜聽著雛鶯兒在遠處“珠兒”、“珠兒”地唱著。

　　朱自清和葉聖陶極為相得，他們之間隨意如閒雲之自在，印證如呼吸之相通，“能説多少，要説多少，以及願意怎樣説，完全在自己手裏，絲毫不受外力牽掣。這當兒，名譽的心是沒有的，利益的心是沒有的，顧忌欺詐的心也都沒有，只為著表出內心而説話，説其所不得不説”。隨隨便便，坦坦蕩蕩，任意傾吐，各無戒心。難怪葉聖陶感到和朱自清唔談，有“一縷愉悅的心情同時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除夕之夜，兩人都覺得無聊，後來談興濃起來了，彼此都不肯休歇，電燈熄了，率性離開書房到臥室，躺在床上談，兩床之間是一張雙抽屜的書桌，桌上燃著兩支白蠟燭。朱自清望著燭光，突然心血來潮，喊道一首詩做成了，隨即念給葉聖陶聽：

　　除夜的兩支搖搖的白蠟燭光裏，我眼睜睜瞅著，

　　１９２１年輕輕地踅過去了。

　　在這段日子裏，朱自清生活得很有興味，一來是有摯友相伴，二來是學生中文藝活動十分紅火。浙江一師是當時全國有名的中學，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最早受到新思潮的洗禮，許多追求進步的青年，都從遠道前來求學，汪靜之便是從安徽績溪來的，１９２１年９月他在《新潮》、《小説月報》上發表了新詩，在校裏小有名氣，被同學們稱為詩人。此外，還有潘漠華、魏金枝、趙平福（柔石）、馮雪峰等，都是愛好文藝的。潘漠華當過小學教師，思想比較成熟，他想把同學中能文之士聚集起來，成立一個文學社。他把這個想法告訴汪靜之，得到他的支持，於是潘漠華又請了魏金枝和趙平福一起作發起人，聯絡了除一師之外的蕙蘭中學、安定中學和女師的文藝愛好者共２０余人，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０日，一起到西湖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葛嶺抱樸廬等處遊覽、座談，宣告了“晨光社”的成立。社名是潘漠華取的，因為汪靜之曾寫有一首題為《晨光》的詩：我浸在晨光裏，

　　周圍都充滿著愛美了，我吐盡所有的苦惱鬱恨，我儘量地飲著愛呵，

　　儘量地餐著美呵！

　　“晨光”其實就是“曙光”意思，表示他們對光明和美好事物的熱切嚮往。朱自清和葉聖陶一到一師，便被他們聘為顧問。晨光社是浙江最早的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對它十分關注，沈雁冰曾通過《新浙江》報姓查的編輯向潘漠華了解情況，並在《小説月報》十三卷第十二號上，將潘漠華來信及《晨光社簡章》予以發表。作為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朱自清和葉聖陶對晨光社的扶植自是不遺餘力的。在他們主編的《詩》雜誌上，就連續刊登了汪靜之的詩。馮雪峰于１９２１年底寫的《小詩》和１９２２年寫的《桃樹下》，也都發表在第二期上，這是馮雪峰最早的詩作。１９２３年下半年，在杭州報紙上，還出了一個《晨光》文學週刊。

　　馮雪峰回憶説：

　　提到“晨光社”，我也就想起朱自清和葉聖陶先生在１９２１和１９２２年之間正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書的事情來，因為他們——尤其是朱先生是我們從事文學習作的熱烈的鼓舞者，同時也是“晨光社”的領導者。晨光社活動多在星期天，社員們一起到西湖西冷社或三潭印月等處聚會，一邊喝茶，一邊互相觀摩習作，討論國內外文學名著。１９２２年初春的一天，朱自清和葉聖陶被邀參加他們的活動，還和社員汪靜之、程仰三、胡冠英、曹珇聲等攝影留念。後來，部分社員為了感謝朱自清和葉聖陶的熱情指導，特在湖濱一家菜館宴請他們，並到西湖大世界隔壁的“活佛照相館”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