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節選）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15日 19:07)

　　作者 劉洪濤

　　從沈從文個人創作發展的軌跡看，詩意中國形象的誕生顯示了內在的必然性。沈從文的創作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1924-1927年是沈從文的試筆和模倣階段，他受周作人、廢名等影響，多寫些懷鄉憶舊之作，寄託對鄉土的愁思，其文化意蘊淺顯淩亂。1928-1931年，沈從文主要在上海，他一掃往昔作品中的感傷情調，紀實傾向，轉而凸現湘西世界蠻荒自然狀態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強力、元氣以及旺盛的情慾，讓讀者領略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與強健。他的地方意識開始覺醒並得到強化。1931年秋，沈從文離開上海，赴青島，在青島大學任教。佛家思想就是這一時期大規模地有機地融人他的作品，對生命的原生態進行了歸納。這種歸化作用在他1933年秋到北平後仍持續著，但佛家思想逐漸淡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響上升到主導地位。在佛家思想使野性的湘西受到初步的文明教化後，儒家思想把倫理情感，民族前途的思考，自強不息的精神，道家把詩性人格推到了沈從文視野中。《邊城》作為這種變化的産物和集中體現，顯示出沈從文正走出在地域對比中表現湘西地方優勢的格局，唱出了中國的頌歌。

　　表現苗族與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之間的關係，是沈從文創作中的一個引入注目的方面。在他的早期作品(1924-1927)中，沈從文借苗族來誇耀地方的奇異，但對現實生活中的苗人，卻受歧視態度，把他們作為異類加以嚴格甄別。1928年-1933年，沈從文先在上海，後到青島，他對苗族的態度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此時的沈從文，已經從父親口中，得知了自己有苗族血統，他以苗族身份自居，寫了一系列苗族傳奇，如《龍朱》、《神巫之愛》、《七個野人與最後一個迎春節》、《月下小景》、《鳳子》等，他謳歌傳説中的苗族英雄和傳奇人物，讚慕苗族狂放、野性的生活，並從現實體驗出發，觸及到苗漢兩個民族的衝突。1933年秋，沈從文來到北平。多種因素促使他放棄了以"苗族作家"身份從事寫作的念頭，他逐漸喪失了對表現苗族浪漫傳奇，彰顯苗漢文化衝突的興趣。而《邊城》正寫在沈從文到北平方以後。當然，即使是在他大張旗鼓地彰顯苗族文化時，他也是矯飾的，他所認同的是傳説中的苗人，而非現實中的苗人。他只承認自己與他虛構的龍朱等苗族傳奇人物和英雄血脈相承，卻回避與進鳳凰城趕場或為一點因由就被牽來殺頭的鄉下苗人之間的血緣聯絡。他並沒有堅定的對苗族文化的歸屬感，選擇苗族身份，多半是出於敘述策略。當他越來越認同“中華民族”，苗族的身份就成了障礙。於是，此後發生的一切就順理成章了。到北平後的沈從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轉換，由苗族到漢族，由關心國家內部的民族對話，轉而充當整體上的"中華民族"形象的代言人。

　　隨著沈從文在創作方面從張揚原始野性到皈依教化文明，隨著個別民族捍衛者的身份弱化，整體上的中華民族意識和認同感增強，他開始頻繁地發表時論，談論民族復興和國家再造。在1933年秋冬到1934年春，沈從文先後發表了《文學者的態度》、《勸人讀經》、《知識階級與進步》、《打頭文學》、《論“海派”》和《關於海派》等文章，雖是在議論文壇不良習氣以及社會政治弊端，而用意是警示“民族特性的消失”和“國家政治制度的不良”，並探索“民族出路”，他關注的是一些涵蓋性很大的命題。如他在《打頭文學》中説："我們正需要打頭文學”，如此，“方能把這個民族目前的危機與未來的恐懼揭發出來。”他兩篇論海派的文章，雖是就他引發的有關海派的論爭進行答辯和發揮，但有趣的是，他附屬於“海派”的主要説辭，卻是針對“民族”劣根性的；也就是説，它把“海派”的地方性上升到民族劣根性的高度看待。如《論“海派”》中説：“一個民族是不是還有點希望，也就看多數人對於這種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與習氣的態度而定。”這是沈從文集中發表對文學、知識分子等問題看法的時期。他看待問題的角度發生了變化，不是從個人好惡和感受力出發，而是從整個民族的前途，國家利益的角度批評文壇時弊，把文學的創新和誠實與民族的復興聯絡起來，視野更見開闊。

　　從1933年10月他到北平起，到他完成《邊城》，這種聯絡是他言論的主旋律。因此，沈從文才會在《邊城》出版時的題記中鄭重宣佈，他的這本註定要落伍的書，是給那些“極關心全個民族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與壞處”的人去看的，他給他設定的讀者提出很高的要求：“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裏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説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

　　從現代中國的文化守成主義思潮發展來看，30年代，在文學中出現詩意的中國形象，是歷史的必然；從沈從文自己的創作發展來看，他的抱負和思考的格局此時已經上升到一個宏闊的高度，特定的鄉土和地域皈依整體的“國家”，特定的民族被整體的"中華民族"取代。外部環境和內在動力互相作用，《邊城》的中國形象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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