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節選）

------黃永玉法國意大利藝術旅行雜感摘錄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14日 16:13

　　作者 黃永玉

　　沿著塞納河“蒙娜麗莎？啊！我知道，那是一首歌！”

　　如果是靜靜地生活，細細地體會，我可能會喜歡巴黎的。眼前，我生活在巴黎。我每天提著一個在沙特爾買的簡陋的小麻布袋，裏頭裝著一支“小白雲”毛筆，一個簡易的墨盒跟一卷窄而長的宣紙。再，就是一塊厚紙板和兩個小鐵夾子；我在全巴黎的街頭巷尾到處亂跑，隨地畫畫。後來在塞納河邊的一家出名的歷史悠久的美術用品店裏買到一具理想的三腳凳，畫畫的時候不再一整天、一整天地木立著了。沒想到坐著畫畫那麼自在……

　　我是個“耳順”的老頭子；其實一個人到了“耳順”的年紀，眼應該也很順了。

　　寫生的時候，忽然一群罩著五顏六色花衣裙的大屁股和穿著大短褲的毛手毛腳的背影堵在我的面前。我這個人活了這麼大把年紀，可真沒有見過罐頭式的齊整、燦爛，無理的障目之物有這麼令人一籌莫展的威力。

　　法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丹麥人、荷蘭人有時也會偶然地擋住我的視線，但一經發覺，馬上就會説聲對不住而閃開。但這些美國人、德國人不會。為什麼他們就不會？我至今弄不明白。

　　我習慣了，“眼順”了，我放下畫筆休息，喝水抽煙，站起來東看西看，舒展心胸。巴黎人、意大利人歷來不擋畫家。更是見怪不怪。

　　愛倫堡在他的《人，歲月，生活》一書中提到巴黎人幾十年前一段趣事：一個全裸的中年人斜躺在巴黎街頭咖啡館的椅子上喝咖啡、看街景。人來人往，不以為意。警察走過來了，他也不理。警察問他：“先生！你不冷嗎？”他仍然不理，警察只好微笑著離開。

　　巴黎的大街齊整、名貴、講究，只是看來看去差不多一個樣，一個從近到遠的透視景觀又一個透視景觀，缺乏委婉的回蕩。招引來一群又一群魯莽的遊客，大多麇集在輝煌的宮殿、教堂或是鐵塔周圍，形成二十世紀的盛景。

　　有文化教養、有品味的異國人大多是不著痕跡地夾在巴黎人的生活之中，他們懂得巴黎真正的濃郁。

　　我在盧浮宮親眼看到夫婦倆指著倫勃朗畫的一幅老頭像讚嘆地説：

　　“啊！蒙娜麗莎！”

　　而真正的那幅蒙娜麗莎卻是既被雙層的玻璃罩子罩住，又給圍得水泄不通。

　　“蒙娜麗莎？啊！我知道，那是一首歌！”一個搞美術的香港人對朋友們説。我也在場。

　　蒙娜麗莎是一種時髦傾向，但不是藝術傾向。

　　是畫家的搖籃還是蜜罐世界上有獨居的螞蟻嗎？請問！

　　巴黎是畫家的搖籃、天堂。巴黎又何嘗不是畫家精神的、肉體的公墓。

　　像戰爭中的將軍一樣，將軍是成功的士兵。真正在戰場上廝殺的千百萬戰士，你知道他們的名字嗎？

　　中國一位非常聰明的畫家住在巴黎，名叫常玉。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文化藝術團來到巴黎，既訪問了畢加索，也訪問了常玉。常玉很老了，一個人住在一間很高的樓房的頂樓。一年賣三兩張小畫，勉強地維持著生活。他不認為這叫做苦和艱難，自然也並非快樂，他只是需要這種多年形成的無牽無挂運行的時光。他自由自在，僅此而已。代表團中一位畫家對他説，歡迎他回去，仍然做他當年杭州美專的教授……“……我……我早上起不來，我起床很晚，我……做不了早操……”

　　“早操？不一定都要做早操嘛！你可以不做早操，年紀大，沒人強迫你的……”“嘻！我從收音機裏聽到，大家都要做的……”和他辯論是沒有用的。各人有各人心中的病根子。雖然旁邊的人看起來是一件區區小事……

　　早操做不做概由己便，這是真的。如果常玉知道開會是非去不可，那理由就駁不倒了。常玉不知道開會是一種比早操可怕得多的東西，尤其是搞起運動來的時候。

　　六十年代常玉死在巴黎自己的閣樓上，《世説新語》的一段故事中有句話説得好：“我與我週旋久，寧作我。”

　　這就是常玉。

　　對於人來説，巴黎太好玩；對於畫家來説，巴黎是藝術廟堂的極峰。

　　十多年前，兒子在選擇去巴黎或羅馬哪個地方學畫舉棋不定的時候，我讓他去了羅馬。理由仍然是巴黎太好玩，年輕人在那裏容易花心。

　　有一天，斯諾夫人和阿瑟米勒的夫人英格爾在北京我家吃飯，談到我兒子選擇羅馬讀書的決定時，她們大笑地告訴我：“羅馬也是很好玩的地方啊！……”

　　兒子到底還是去了羅馬。

　　我從歷史的角度發現，巴黎和意大利諸城的藝術環境很像一個裝蜜糖的大缸。收藏之豐富，藝術之濃稠，原是千百萬蜜蜂自己釀出來的。

　　但人們卻常在大缸子裏發現被自己的蜜糖淹死的上百隻蜜蜂。

　　一般的觀眾和愛好者欣賞名作時，是無須擔心給“淹死”的。從事藝術者卻不然。他每天和藝術的實際性東西接近。年深月久，欣賞水平遠遠把自己的藝術實踐水平拋在百里之後。眼光高了，先是看不起同輩的作品，評頭品足；最後連自己的勞作也輕蔑起來，乾脆什麼也不做，粘住手腳，掉進缸裏淹死完事。

　　藝術的蜜罐裏，不知淹死過多少創造者。

　　蜜蜂原是在花間、在蜂房裏工作的成員，固然有空的時候也可以到蜂蜜缸邊走走，欣賞歷來勞動的成果，壯壯自己的聲勢；然而站在缸邊活動的工作終究不是分內的事。藝術工作之可貴原就在一口一口地釀出蜜來，忘了這一口一口，忘了那來回奔忙的任務，已經不像是一隻正常的蜜蜂了。

　　我有時還自覺不太像一隻蜜蜂。雖然，不怕曬太陽，不怕走遠路，經得起一坐七八個小時，忍得饑餓、乾渴，雖然後腿窩囊裏的花粉——自己食用的粗糧採得滿滿的；至於高質量的蜜糖，卻未必一定夠格。這就是自己對自己和歷代高手以及當代能人相比較而産生的思想。走在塞納河邊，背著沉重的畫具，一邊走一邊嘲笑自己，甚至更像一隻螞蟻。

　　不過螞蟻比我好，集體觀念和組織紀律性都比我強。

　　我是一隻孤獨的螞蟻。世界上有獨居的螞蟻嗎？請問！

　　“老子是巴黎鐵塔”奇怪的是，二十年代，我哪來的電燈知識？

　　巴黎這一帶的塞納河，上至鐵塔附近，下至聖母院二十多三十里地，是我每一天用雙腿走得到的地方。

　　再遠一點，我就不清楚了。用六十幾歲的眼睛估計，看看也好像沒有什麼可畫的地方。

　　我就從鐵塔畫起吧！

　　鐵塔是那麼大，我前些年第一次到巴黎的時候，可真把我嚇了一跳。

　　在它的底下，好像走入一座大得了不得的殿堂。

　　小時候，六七歲，家父的朋友從巴黎寄來一張鐵塔的明信片，我幾乎愛不釋手。那麼高的塔居然用鐵做的。哪兒找來那麼多的鐵？哪兒找來那麼多的鐵匠呢？

　　是夏天，嬸嬸幫我在木澡盆裏洗澡，洗呀洗的，我忽然雙腳叉開，鼓起勁，大聲地叫著：

　　“老子是巴黎鐵塔！”

　　坐在旁邊的爸爸的朋友高伯伯開玩笑地指著我的“雞雞”説：

　　“你是鐵塔，鐵塔下面這個東西是什麼？”

　　突如其來的問題好像沒有把我難倒。

　　“是電燈！”

　　前些年第一次來到鐵塔底下我下意識地朝上面看了一下，沒有電燈！

　　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同行的朋友問我怎麼一回事？我幾乎笑不可抑，把這個60年前的故事説給他們聽，奇怪的是，二十年代，鳳凰縣當時沒有電燈，我哪來的電燈知識？

　　鐵塔近前似乎很難入畫，人太多，都在大口地咀嚼東西，喝水。幾萬人融合在混亂之中。有的女人——並不太少，似乎只穿著褻衣；男的赤膊，像游泳場一樣，接近於“裸”的境界。

　　北京有句老話：“惹不起，可以躲得起。”

　　我過了橋，上了山，坐在草地上遠遠地畫了一張鐵塔。前頭有樹林，有推著搖籃車的年輕母親，還有三個胖老太在嘀咕媳婦的是非。“咕哩咕嚕！”走來一個年輕的法國女人跟我打招呼，微微地笑著，然後跪在我背後看我畫畫。她很漂亮。

　　她又“咕哩咕嚕”説了些什麼。我告訴她，什麼都聽不懂，她説了等於白説。可惜她連這些話也不明白。她倒水，給我一杯，她自己一杯。

　　喝不喝呢？喝罷！我身邊只有很少的錢，為了一個寫生的老頭下“蒙汗藥”是不上算的。看起來她是個好女孩——其實也難説——最後證明她是個好女孩。半個多鐘頭，她又“咕哩咕嚕”一聲，招招手，微笑，走了。我馬上摸摸後褲袋的煙皮包在不在？這種下意識動作很卑劣；如果煙皮包被誤認為錢包而被扒走，就不卑劣。從心裏似乎覺得對不起這位年輕的觀眾；也不然，前幾年為了看永樂宮壁畫，在風臨渡等火車，讓人把大皮袋割了一個大口子……我們心底“不信任”的基礎太深了，辜負了太多的好意……

　　想到這裡，畫也畫得不痛快了。這時候，近處一個中年胖子正在破口大罵他的小兒子正踩一灘狗屎……不畫了，到下游去吧！

　　我沿河往下沒走半裏地，發現這個角度比在山上畫鐵塔更好，便靠著小矮墻畫將起來。兩個阿爾及利亞的賣畫青年走過來和我聊天，問我哪來？這是什麼紙？畫完一張，轉過身來把對河的一座好看的教堂也畫了。兩位青年還説：“老頭，太久了，你不累嗎？”

　　天天如此，一輩子如此，不累！

　　我步行回家，一路挑選明天的風景。

　　回到家，妻子問我：“你怎麼能和阿爾及利亞的青年説話？”

　　“説英語呀！”

　　“什麼時候你會了英語？”

　　“帶插圖的英語嘛！”

　　飛來與我們喝早茶的金絲雀它一進來，我馬上想的是“關窗！”但沒有説出口。

　　在巴黎的住處是好友為我找的。真是費心，在盧浮宮墻之外的大街上，一套鬧中取靜的典雅的屋子裏。不知三樓還是五樓？電梯小，轟隆轟隆來到樓上，糊裏糊塗住了一個多月。

　　我們住的這套房子的客廳有古老粗糙的大木頭支撐著，這顯然是為了裝飾。刷上帶痕跡的白堊水也是故意的，使得這房間很有人情味，看出原主人有趣的不在乎和坦蕩。

　　每天大清早就滿滿的一房間太陽，使我們全家喝早茶的時候都很開心。各人説出各人今天的計劃，買畫冊、唱片或是上博物館。只有我比較單調：出去畫畫。我想不出比畫畫更有意思的事。不畫畫，豈不可惜了時光？

　　有一天喝早茶的時候，窗外飛進一隻金絲雀。我們都以為它很快就會飛走的，它卻在我們座位之間來回招呼，甚至啄食起餅屑來。

　　它一進來，我馬上想的是“關窗！”但沒有説出口。幸好沒有説出口。它對人類的信任，頗使我慚愧。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毛病形成是很難一下改變的。

　　在紐約、華盛頓、哈佛校園內看到草地上的松鼠，在墨爾本看到地上散步的鸚鵡，在意大利、巴黎看到滿地的鴿子，第一次，我都是不習慣。“為什麼不捉起來呢？”“捉起來”才合乎常規。

　　在地上看到一方木頭，馬上就想到：“拿回家去！”拿回去幹什麼，以後再打算不遲。

　　舊金山的鴿子和狗前幾年忽然少了許多，後來發現是越南難民在吃這些東西，警察訊問他們，得到的回答卻出乎意外：“它們很‘補’呀！”

　　我聽了這個傳説當年曾經覺得好笑，而且轉播別人聽。唉！作為一個不幸的東方大陸人，什麼時候才會打心裏寬容起來呢？

　　那只金絲雀玩了兩個多鐘頭，後來就飛走了。我們都以為它改天會再來，一天、兩天過去了，一直沒有看見它。到別人家的家裏去了，也許是回自己的家。

　　為了這只金絲雀，我心裏有著隱秘的、懺悔的感覺，甚至還不只是對這只具體的小鳥。

　　它好像一座小小的會飛翔的懺悔臺。

　　也談意大利人“可能我當時提到了上帝……”

　　前幾年我在巴黎遇上了一個老學生，後來我回意大利後他又到意大利來看我，一起在羅馬、米蘭、翡冷翠、威尼斯玩了好幾天。他給我講起在翡冷翠的一段趣事。這位學生從來嚮往意大利卻沒來過，滿腦子崇敬思潮。他一個博物館一個博物館地朝拜，最後來到“老宮”旁邊的“烏菲奇”博物館門前。“太神聖了！”他説，於是他把所有的可憐的川資買下了大大小小的紀念品和明信片。

　　四個鐘頭的博物館路程，觀賞盡世界珍品，他冷靜了下來，坐在走廊的長椅上，後悔買了無用的紀念品。出門之後，他走向賣紀念品的意大利胖子，打著手勢夾雜著生硬的英語、法語，希望能退還這些紀念品而能把原來的錢取回來。意大利胖子懂得了他的意思，慷慨而狡猾地退回他五分之一的錢。

　　一番言語不通的爭吵招來一大圈圍觀者，意大利胖子登時編造出鄙薄我這位學生的理由，引來大家十分動容的同情，這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我的學生有口難開，慌亂加上氣憤，只好走為上策，臨別贈言是七八句純粹的北京土話，內容不外乎他本人要跟那位六十來歲的意大利胖子的老母親建立友誼之類的願望的通知。最後還加上一句英語：“祝你永遠如此這般生意興隆，上帝保祐你！”

　　滿臉通紅地揚長而去，財物兩失，十分悲涼。

　　走了不到50米，那個意大利胖子追上來了，我的學生連忙脫下揹包，準備打架。但那個胖子氣喘如牛地走近跟前，雙手退回他百分之百的錢，溫柔地和他説話，緊緊地握手和擁抱，微笑，然後走回到攤子那邊去了……

　　我的學生向我解釋這突然變化的原因説：“可能我當時提到了上帝……”

　　雖然故事十分具體而真實，我卻是站在很抽象的角度來欣賞這一類的故事和意大利人。

　　在意大利，你可以用一分鐘，一點鐘，一天，一年或一輩子去交上意大利朋友，只要你本身的誠摯，那友誼都是牢靠而長遠的。

　　司都第奧巷仔“爸爸！出了什麼事？”

　　大教堂左側有一條非常窄的巷仔，名叫司都第奧街，實際上跟英文畫室的讀法只是擰著一點腔，好像山西人講北京話，意思是完全一樣的——藝術工作室或畫室的街。深究起來，這條街可能還有許多古仔好講。

　　給一條街取個名字總不是無緣無故的。眼前，它的著名是由於一間一兩百年——聽説可能更早的賣美術用品的舖子……我喜歡翡冷翠，喜歡與我安身立命的職業有關的美術用品店……翡冷翠，非星期日，城圈以外的汽車不準進城。我選了個星期日，讓女婿用車子把我安頓在柯爾索街邊，對著這條迷人的司都第奧小巷畫了一天。

　　這一天，發生了一件與繪畫毫不相干的趣事。

　　我的畫架搭在正對著司都第奧巷仔的人行道上，巷仔出口右手不遠有座與民居連成一排的老教堂。十一點多鐘還是更晚些時候，人們做完彌撒和禮拜再出來時，教堂門口忽然間沸騰起來。我愛理不理地繼續寫生，人群裏出現了號啕。另一些從我身邊走過的人們指手畫腳不免使我的工作無法專注，遠遠望去，好像有人出了事。

　　我連忙放下畫筆跑過去，原來是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太暈在地上，臉色發綠，一動不動。睜開的兩眼，卻是一眨不眨。

　　不知從哪來的膽子，我居然使出了當年在勞改農場當“草藥組長”

　　時的渾身解數，急忙摸出身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火柴，在老太太的鼻下嘴上的“人中”部位輕輕觸動起來。又在她雙耳耳陀處進行按摩，接著在背後沿肩胛到腰部順序緊壓。

　　老太太活了。呼吸，眨她的眼睛，然後慢慢地坐了起來。我也真嚇了一跳——

　　“怎麼這麼快就活過來？”

　　登時引起人群一陣歡呼。神父唸唸有詞，用他的右手在我的面前指指點點弄手腳，我明白這是對我的感謝而非跟我鬥法。

　　人們環繞著我，無數虔誠的眼神，就在十步不遠的教堂內的壁畫上見過太多。我不知如何是好，便趕忙回到畫畫的地方。

　　那幫人又成群地跟了過來。女兒去給我買飲料，見到我成為中心，趕忙大叫：

　　“爸爸！出了什麼事？”

　　接著救護車也哇哇地開來了，這群意大利人分成兩隊，一半對救護車大叫：“不用了！不用了！中國大夫醫好了！”另一半在對我女兒誇獎她爸爸簡直是神仙下凡。

　　各人掏出皮包要給我錢，女兒急著解釋我不是醫生，是個畫家，不要錢……

　　“那麼！我們大家去吃一點什麼……”

　　“我在畫畫，沒有時間吃東西。謝謝！謝謝！謝謝……”他們走了。

　　我繼續畫我的小巷仔。

　　這當然使我得意了好幾天。我不能和雷鋒比，他風格高，做了好事一點都不説出來，只清清楚楚寫在日記裏。

　　我一回到住所就對幾個中國留學生吹牛，描述得天花亂墜。説句不怕臉紅的話，我還寫信到香港告訴我的好朋友們。惟恐天下人不知，風格低到極點。

　　毛主席《紀唸白求恩》一文中就問過大家：

　　“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産主義的精神……”

　　我這個算個什麼精神呢？快樂精神，好玩精神！

　　説老實話，這有什麼精神好算呢？不過遇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