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年輕的時候有一種美好的“憧憬”

------——作家王蒙訪談

央視國際 2003年06月10日 15:49

　　問：我很喜歡《青春萬歲》的那首序詩，我想知道您當時是怎麼寫出來的？是一揮而就嗎？

　　王蒙：是。我想那是反映了一種心情。把這些都寫完了以後，把自己想的東西都落在紙上了，然後再回過頭來一看，就覺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這麼多青春的日子都寫在我的書上了。有一種滿足。那首詩大致上是一下子就寫出來了。後來也做了些修改。因為我主要不是寫詩的，我是寫小説的，我很喜歡一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詩人邵燕翔先生，我給他看，他幫助我做了一點點修改。原來我寫的句子，有的特別長，有的特別短，他把長短變得稍微整齊一點兒。有一個句子是他的，就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本來到這兒就完了，他覺得有點兒凸，就加上"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纓絡編織你們"。這是他想的。

　　問：寫這本書的時候您只有19歲，但已經參加工作了，您的創作靈感從哪兒來？

　　王蒙：這很簡單，確實就是從自己的生活當中來的。因為我參加了新中國建立前後的這麼多的活動，或者可以説是革命的鬥爭，因為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反對蔣介石的國民黨的政府，迎接解放，一直到解放，我和當時的那麼多年輕人在一起，度過了特別難忘的時光。這一天一天所過的這樣一些充滿著激情和勝利的喜悅的日子，我覺得特別應該記錄下來。

　　問：您是男生，為什麼寫的是女校的生活？而且寫得那麼生動？

　　王蒙：那時候的中學大都分為男校和女校，但是我已經在團的（那時還不叫共青團，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區委工作，所以我也接觸了很多女校的團的工作，女校的同學啊，團委啊，團總支的幹部啊，等等等等。所以也有很多對於女校生活的了解。

　　問：您所寫的幾個主人公，鄭波，楊薔雲，袁新枝，李春，您比較偏愛哪一個？

　　王蒙：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偏愛。但是我寫到那裏邊的一個天主教徒，胡馬麗的時候，也運用了我當時參加的天主教的愛國運動的一些經驗。所以寫的時候我是挺有感情的。

　　問：我認為你們那時候的生活特別有激情，我們的生活條件雖然好了，但總是覺得缺點兒什麼，您能説一説這是為什麼嗎？

　　王蒙：我想是這樣，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經歷，都有自己的條件。我們那時候，包括那時候的中學生，我們最幸運的是什麼呢，就是親眼看到了舊中國的崩潰和新中國的建立。我們都充滿了一種希望，充滿了一種我們國家的革命和建設的事業凱歌行進當中的那樣一種自豪，那樣一種喜悅。雖然那時候也有很多幼稚，或者過於天真、想得太簡單的東西。要説我們那時候有什麼最寶貴的東西，我認為寶貴的就是這樣一種對於整個的國家，整個的社會的那樣一種信念，一種歡樂。所以我也寫了，哪怕是幾分錢買一塊糖，但是就覺得咱們享受到了人民創造出來的一種財富，一個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所創造出來的財富。其實那時候的物質生活，文化生活，根本沒法兒跟現在相比。那時候別説電腦了，電視也沒見過，聽廣播叫"話匣子"，聽"話匣子"，那時候連半導體也沒有，都是電子管的，那就已經算是相當奢侈了。那時候連自來水筆都算是比較高級的東西，因為很多人都沒有自來水筆，我們辦公也不發自來水筆，只發醮水兒的那種筆。

　　我覺得現在的青年人有現在的青年人的條件。他們的信息來源比較豐富，他們能見到的世面也很大，他們的腦子裏不但有中國，也還有整個兒的世界，是吧！咱馬上就要舉行奧運會了，我們年輕的時候，可沒有機會看到什麼歡慶，那時中國取得奧運會主辦權，都不可能。如果説缺少什麼，當然，你們不會像我們那時候處在那樣的一種激情當中。所以我覺得各有自己的優越性，用不著專門羨慕我們，羨慕也沒有用。我們現在也羨慕你們，但是你看我這個歲數，我也不可能再變成少年，再變成中學生。所以各有各的條件。

　　問：現在有很多作品是寫校園生活的，但我覺得都沒有您寫的那麼令人憧憬，這是為什麼？

　　王蒙：我想這個和我自己的經驗有關係。因為我應該説是從童年時期就已經觸到了革命的火種。北京當時雖然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但是呢，通過一些大學生，通過一些黨的地下工作者，我接觸到了革命的道理，革命的書籍，革命的宣傳，包括當時的蘇聯是一個光輝的榜樣。所以你剛才説"憧憬"，我覺得你這個詞用得非常好，我們這一代人啊，確實是懷著對社會主義、對革命的勝利、對新中國的前途的這樣一種無限美好的憧憬來開始自己的人生的。因此這是我們非常值得珍視的這麼一點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