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師》：蔡元培（1868—1940）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24日 22:57

　　主持人：美國著名學者杜威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評價：在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中,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的確，蔡元培雖然一生為官，做過翰林編修，當過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但他始終被人們視為“學界泰斗”。在二十世紀初，他領導了中國文化教育的轉型，在他手中，不僅新的北大誕生了，而且他“兼容並包”的教育思想一直影響到現代的教育模式。

　　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紹興人，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美國著名學者杜威曾這樣評價：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的身份，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名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1916年的北京，軍閥混戰，政客相爭。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9月，遠在法國遊學的蔡元培收到原先的同事，當時的教育總長范源濂的電報，希望他早日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有些猶豫，周圍的好友多數勸他不要去，因為當時北大太腐敗，校長已換了好幾個仍不見起色，進去了若整頓不好，反而有損自己的名聲。

　　這是所緊挨著皇宮的大學，站在景山東街校園的高處，就能見到幾個街口之隔的紫禁城。在望得見皇城的地方唸書，形成何種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成立於1898年，是戊戌變法的産物。

　　華東師大教育係教授、博導：金林祥：“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現代意義上第一所國立大學，所以北大在中國大學中地位非常突出。”

　　當時北大的學生多為官僚富家子弟，在學校裏被稱為老爺，差不多每個學生都雇有當差，上課鈴響了，由當差來説一聲：“請老爺上課。”課餘則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當時，社會上盛傳“兩院一堂”的説法，指的就是出入八大衚同妓院的人中，多是參眾兩院以及京師大學堂的人。

　　蔡元培之女：蔡啐盎：“因為學生多數是官，有的不是官，但是希望畢業後能做官，所以風氣是以做官為目的，被人稱作官僚養成所。”

　　蔡元培之子蔡懷新：“有些教授是法官來兼職的，學生最有興趣的是官做得大的，將來畢業出去時可以找到靠山，所以要同這些做官的教授巴結好關係。”

	蔡元培故居

　　在故鄉紹興，蔡元培完成了嚴格的儒家正統教育，此後的十幾年間，他中進士，點翰林，26歲便躋身封建知識分子的最高層，成為翰林院編修，也就是儲備的宰相。但戊戌政變後，他對清政府徹底失望，辭去高官，赴日本參加反清革命。不久，他組織成立了光復會，1905年，他加入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1907年，41歲的蔡元培又赴德國留學。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請他出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後因不滿袁世凱專權，堅決辭職再次赴歐洲留學。

　　蔡啐盎：“孫中山先生認為北京是帝王將相所在地，封建思想影響非常濃厚，正需要老同志像蔡元培去北方宣傳革命的思想，他支持他去，所以他聽了少數人的意見，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情，到北大去了。”

　　1917年1月4日，北京大學迎來了他們的新校長。上任之日，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蔡元培行禮。沒想到新校長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而是脫下自己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

　　蔡元培學生、歷史學家蔡尚思 （98歲）：“他同門房行禮，啊哎呀，這個校長真是，想也沒有想到的，蔡元培做人很好，沒有銀行存款，有個汽車，不要説他闊，是別人送他的，他很樸素的。”

　　要知道在清朝，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可是三品大員，蔡元培又是前任教育總長，書生本色的蔡元培一進校，就被稱作“平民校長。”

　　五天以後的1月9日，北大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説。“諸位來北大求學，必有一定宗旨。要求宗旨正大，必先知大學的性質。我以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陞官發財之階梯。”

　　北京大學教授、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梁柱：“蔡先生有個提法，對學校的改革，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復旦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姜義華：“現代教育發展一個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是要在學校培養一種自由的精神，學術自由，這是現代教育發展最核心的東西，但是學術自由不是空的，他最重要是要容納一大批各個學科大師級的人都到這裡來，讓他們能自由的發展。”

	蔡元培手跡

　　就在蔡元培上任後的第11天，校門口貼出了一張告示：“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教育部令派前安徽師範學校校長陳獨秀任本校文科學長。”也就在這天上午，一本小小的刊物從上海運來，悄無聲息地流進了北大，又在這本不太平的校園裏，掀起了不小的風波。“這陳仲甫一來，咱們文科可真要改朝換代了。”“他可是蔡元培打著燈籠請來的紅人啊，這下北大熱鬧啦。”“他竟然把《新青年》辦到了皇城根兒，真是膽大妄為。”

　　蔡啐盎：“陳獨秀為聯絡印刷的事來北京，他本來在上海辦《新青年》雜誌，父親得到這個消息，他住在前門外的中西旅社，他就去訪問陳獨秀，去了好幾次，真是三顧茅廬。開始陳獨秀有一次早晨還沒有起來，父親就端了張椅子，坐在他門口，説不要驚醒他，等他起來後再去勸説他來北大教課。陳獨秀因為在上海辦《新青年》雜誌，不想來，父親説你可以把雜誌搬到北大來辦，陳獨秀推薦胡適當文科學長，父親説胡適我們也要請他來當教授。這樣，陳獨秀被感動了，就來了北大。”

　　蔡元培請來的這位文科學長，兩年後成了“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繼陳獨秀之後，蔡元培又聘請了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人，還請魯迅重新設計了北大的校徽。在當時的排課表上，我們能找到許多熟悉的名字，這是中國大學史上最輝煌的教師陣容，一時間北大名師薈萃，人才濟濟，學術空氣濃厚活躍，教學科研盛況空前。與此同時，一些不學無術的教員被紛紛解聘，經過大幅調整，全校二百多個教員中，教授平均年齡只有三十多歲，而那時學生的年齡倒都是二十齣頭。在用人上，蔡元培可謂不拘一格，梁漱溟沒念過大學，思想又傾向於老派，但蔡元培看中他對佛學有研究依然被聘為教授，時年24歲。“美少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後被直接聘為北大教授時只有26歲。碰巧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都屬兔，而且年齡各相差一輪，因此留下了三代“兔子黨”的佳話。蔡元培雖然重用陳獨秀和胡適，但個性卻與他們截然不同。新派人物都較為張揚，據著名哲學家、當時的北大學生馮友蘭回憶：他們拍畢業照的時候，陳獨秀恰好與梁漱溟坐在一起，陳獨秀豪放到把腳伸到了梁漱溟前面，還渾然不覺。

　　梁柱：蔡先生的胸懷那是很難想像的，比如蔡先生研究《紅樓夢》，他把《紅樓夢》看成是一部政治小説，胡適也是新紅學的開拓者，不贊成蔡的主張，把蔡元培的紅學觀點列入“笨的猜謎”，蔡先生也寫文章為自己辯解，毫不計較，還把材料給胡適。”

　　蔡元培從歐洲留學回來後，立了三條原則約束自己：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人稱“三不主義”。他不坐由人抬的轎子，也不忍坐人力車，因為不忍見牲畜流血，所以基本吃素，可是不免流血的革命他是參加的，在上海時還親自做炸彈準備推翻清政府。

　　金林祥：蔡先生總體上説是個很溫和的人，而且往往容易退，難於進，所謂易退難進，碰到很多場合，採取不合作主義，辭職的態度退下來，但人的性格上還有另外一面，他認準的事，一定堅持做下去。他人格的主導面是個謙謙君子，但不是沒有原則，在關鍵時刻他是義無反顧。

　　蔡元培在整頓和改革北大的過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我對於各家學説，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達到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在這種辦學方針下，教員中包括了不同學派、不同政治傾向的學者。辜鴻銘，這位自稱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的怪人，平時拖著長辮，以復古派自居，主張尊王尊孔，反對共和，北大師生戲稱，辜鴻銘頭上有全世界最後一條男辮子。蔡元培以其精通西學，對英國文學有專長仍留聘他教英國詩歌。在文字學方面，舊國粹派的黃侃和新白話派的錢玄同，觀點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大唱對臺戲。有一次，錢玄同在講課，對面教室裏黃侃也在上課。黃侃大罵錢玄同的觀點如何如何荒謬，不合古訓，而錢玄同則毫不在乎這些，你講你的“之乎者也”，我講我的“的了嗎呢”。

　　梁柱：“當時的北京是北洋軍閥統治下，有著濃厚的封建保守勢力，就在當時的北大，舊派也是佔優勢的，在這種情況下，舊派無所謂兼容並包，它已經佔優勢了，所以兼容並包的重點就是為新思想、新文化爭地位，這是蔡先生兼容並包的重點，所以為什麼會引進那麼一大批新派教授呢，就是他改造北大的需要。”

　　姜義華：“他不是一般的大家講的雅量的問題，更不是個老好人，而是十分明確，只有這樣才有利於學術的發展，因為只講一個學派，一種觀點，一個傾向的化，它絕對不利於學校真正變成一個開放性、高標準的，在全國形成重大影響的大學。”

　　北大自由的學術空氣，為新文化運動的傳播創造了條件。《新青年》雜誌的中心轉移到了北大，《新青年》雜誌的周圍聚集了一批思想革新的青年，他們用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用科學精神反對舊禮教。一所大學與一個刊物的結合，培育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文化思想運動。一時間新舊思想在校園內外公開激蕩，當時大多數先生是站在舊的一面，不獨先生之間有鬥爭，學生之間也有鬥爭。有人在窗下把鼻子貼在《四書五經》上接受古訓，同時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倫的詩歌。屋子的一角有人在搖頭晃腦念著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是幾個人在討論娜拉走出傀儡之家後的出路。

　　而此時的蔡元培悠閒如閒庭信步，不表態支持誰，似乎也不擔心這樣的爭論會導致思想混亂，不可收拾。學生要求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沒有活動場所，他爽快地撥了兩間房；保守派的師生要辦《國故》雜誌，與《新青年》唱對臺戲，蔡元培照樣撥經費給予支持，儘管他自己也寫文章提倡白話文、新文學，但絕不用校長之權左右輿論，似乎勝負早在預料，成竹在胸。

　　姜義華：“其實，眼光越是廣大的人，心胸越是開闊，蔡先生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有非常開闊的眼界，所以也有非常開闊的心胸、胸懷。”

　　梁柱：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最早是在北大傳播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剛傳入中國時僅僅是作為一個學派的，不像今天這樣是指導思想，而且當時被認為是洪水猛獸，誰都怕它，而北大為何能接受，就是蔡元培奠定了這個基礎。只要是學術的，你就可以傳播。”

　　蔡啐盎：即使是舊思想的人，他們對蔡校長也很佩服，辜鴻銘講中國只有兩個好人，我一個，蔡元培一個。後來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職務時，他説，中國不能沒有皇帝，北大不能沒有蔡校長。黃侃説，我和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但如果蔡走了，我也不能留了，因為全中國沒有其他人能用我。”

　　蔡元培還大刀闊斧地改革了學校的一系列舊有體制。借鑒西方大學的模式，提出民主辦校、教授治校的原則，設立教授代表組成的評議會，為學校最高權力機構，改變了過去一切校務由校長説了算的狀況。在教育內容上，提倡融通文理，融合中西文化，重視學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在招生制度方面，從1920年春天開始招收女生入學，開創了我國大學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

　　由於蔡元培改年級制為選科制，學生可以自由選課。於是北京大學課堂的秩序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教授上課一般都不屑于點名，於是，北大有了三種學生：一種是正式考進來的正式生，一種是雖沒有經過入學考試，可是辦了旁聽手續的旁聽生，還有一種是偷聽生，未經許可，自由來校聽講，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長期住下當偷聽生。蔡元培注重校園文化，大力支持各種雜誌，扶植多種社團。進德會、新聞學會、平民教育演講團、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音樂會等都非常活躍。當時在北大旁聽，並做圖書管理員的毛澤東，就是新聞學會的會員。這些社團的成員，如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張國燾等學生中的活躍分子，後來在五四運動中都成為學生領袖。

　　同濟大學教授、蔡建國：“各種研究會，有時間他都會去參加，成立的時候，學生請他，他都會去，另外，學生有事可以直接給他寫信，直接到校長室去找他，他也常常為學生寫推薦信，他對青年一代很愛護。”

　　短短兩年的改革就徹底改變了學校的面貌，新派知識分子在北大越聚越多，新文化運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校園裏幾乎沒有反對派的聲音，蔡元培給北大注入了靈魂，在他手裏，不僅新的北大誕生了，而且影響至今的現代教育的理想模式也誕生了。

　　梁柱：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發源地，當然有社會的原因，蔡先生的助成之功是不可沒的。

　　姜義華：“中國一定要有真正的、高水準的一流大學，讓它承擔起振興國家、民族的重任，這是大學的責任，大學的地位是蔡元培把它奠定了，要達到這個要求，大學必須要集中一大批的大師，要有非常寬容的、學術自由的精神。”

　　北大教授肖超忍：“中國要講教育家的化，孔子是古代最大的教育家，近現代就是蔡元培。”

　　1919年，北大的改革終於迸發出火花，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北京城顯得平平靜靜。魯迅在日記裏這樣描述當時的天氣：“晴，下午曇，晚大風一陣後小雨。”沒人預料到平靜中一場大風暴已經來臨。

　　北大紅樓是通向天安門廣場的起點，它見證了那段激情的歲月，從這裡走出的一代青年開始了不同的人生選擇：羅家倫等五人赴美國留學，張國燾南下上海組建中國共産黨，鄧中夏走向民間組織工人運動，許德珩搭上開往馬賽的法國郵輪，踏上勤工儉學的旅途。而他們的校長蔡元培不久後也離開了北大，繼續他的教育救國之路， 1940年當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後，昔日北大的師生又聚攏來，寫下了不少文字回憶他們的“精神導師”。

　　蔣夢麟：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

　　梁漱溟：一代宗師，士林共仰。

　　羅家倫：千百年後，先生的人格修養，還是人類嚮往的境界。

　　傅斯年：愛眾人，信知識

　　陳西瀅：處小事以圓，而處大事以方，實乃當代最有風骨的一個人。

　　林語堂：論資格，他是我們的長輩；論思想精神，他也許比我們年輕；論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論啟發中國新文化的功勞，他比任何人大。

　　毛澤東：學界泰斗、人士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