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師》：竺可楨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23日 15:37

　　主持人：作為科學家，竺可楨的名望與錢學森、李四光等齊名。其實他不僅是我國氣象科學的奠基人，還在擔任浙江大學的13年中，領導浙江大學在抗戰中輾轉千里，把浙江大學由一所地方性大學建設成具有一定國際知名度的綜合性大學，被外國人稱為“東方的劍橋”。

　　1936年2月16日，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建氣象研究所的竺可楨接到通知，一個星期之後，蔣介石要找他談話，這讓竺可楨感到前一陣子的傳言是真的，他心裏隱隱的有些不安。原來，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夕，浙江大學的學生們為了呼籲停止內戰，全面抗日，舉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遊行請願活動。現任校長對學生實行法西斯式的管理，遭到學生們的驅逐，學校的局面已經無法控制，於是就有人提議，讓竺可楨去擔任浙江大學的校長。

　　果然，2月21日這天，蔣介石約見了竺可楨，談了沒有幾分鐘，蔣介石就點出了浙大校長這個話題。浙江大學當時雖然也是國立大學，但規模很小，只是一個地方性大學的模樣。蔣介石身為浙江人，他私下裏滿心希望自己的家鄉能有一所像樣的大學，所以委任非常有才幹的竺可楨去整頓浙江大學。

　　但竺可楨的心裏卻一百個不願意。這位第二批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在哈佛大學專攻氣象學。回國後，二十多年來一直從事氣象學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央研究院成立後，院長蔡元培先生委託他籌建氣象研究所，這讓竺可楨覺得，終於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鍾愛的氣象事業了，所以很不願意有其它的事務來打斷它。但是，蔣介石的為人，竺可楨是知道的，他的任命既不願意一口答應也不好一口回絕，於是竺可楨提出了三個條件：一，財源須源源接濟；二，用人方面校長有全權，不受黨政之干涉；三，時間以半年為限。後來，蔡元培先生認為半年時間太短，建議他把任期延長為一年，可是沒想到，他這校長一當就是13年。

　　1936年4月25日，竺可楨來到了浙江大學。竺可楨認為，一所大學，它擁有多少圖書和儀器是重要的，校舍是否寬敞完好也是必須的，但大學的靈魂在於是否擁有一流的教授。

　　（採訪：有了好的教授……）

　　於是，竺可楨便想方設法聘請一流的學者來浙大任教。

　　（採訪：他請了談家楨、請了貝時璋…….）

　　當時，浙江大學因為擁有王淦昌、束星北、蘇步青、陳建功這樣的科學家，所以理科方面的力量是很強的，但文科相對薄弱。竺可楨就去聘請著名的國學大師馬一浮來講學，然而馬一浮卻是一個脾氣有些古怪的老人。竺可楨第一次登門拜訪，馬一浮以不習慣學校生活為由，沒有答應。

　　（採訪：他不願意受約束，要學生到校外來上課……）

　　對於馬一浮提出的條件，竺可楨一一進行了考慮，並第二次登門與他商談。馬一浮不願意到學校來上課，竺可楨特意在杭州的刀茅巷17號備發好了房屋供馬一浮上課用。但馬一浮事後認為，竺可楨的邀請並非出於真誠，他這樣做只是想借國學大師的名聲為浙江大學撐門面而已，於是又提了一些條件。

　　（採訪：父親拜訪他不下…….）

　　然而，當竺可楨與馬一浮商談妥當後，還沒等這位國學大師為學生開講，國內的時局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八一三”淞滬抗戰之後，杭州的形勢已經岌岌可危，竺可楨不得不帶著浙江大學的師生告別美麗的西湖，撤離杭州。

　　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在槍炮聲中落到了頭上，竺可楨開始認真思考在這種背景下辦學的方針和宗旨。

　　（採訪：繆進鴻）

　　當時一年級的新生搬到了天目山，在開學典禮上，竺可楨作了《大學生之責任》的演講。

　　（採訪：他的口才不是很好，講話有方言口音…….）

　　竺可楨用帶著紹興口音的話，向學生問道：“國家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多錢來培植大學生？為的是希望諸位將來能做社會上各業的領袖。在這困難嚴重的時候，我們更希望有百折不撓堅強剛果的大學生，來領導民眾，做社會的砥柱。所以諸君到大學裏來，萬勿存心只要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以為日後謀生的地步，就算滿足。……”

　　（採訪：毛正棠：他認為大學生就是領袖，他希望大學生能轉移國運）

　　在天目山的叢林裏，竺可楨一字一句地向台下的大學生説道：“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後要做什麼樣的人？”

　　（採訪：毛正棠：你這個大學生出去了不是光做學問，要品格一流）

　　對學生如何養成優良的品格，竺可楨尤為看重，對生活中微小的細節也不放過。

　　（採訪：呂型偉：）

　　也就是在這次演講中，竺可楨率先提出了導師制。

　　（採訪：我當時印象深的是，他講導師制）

　　（採訪：我們一般選自己的系主任，但我的這個同學卻填了校長的名字）

　　機械工程系一個叫馬國鈞的學生，抱著試試看的心情，選竺可楨校長作他的導師。

　　（採訪：他跟我説填著試試的）

　　填了意向表之後，馬國鈞的心情忐忑不安。誰知竺校長真的把他收下來了，事後他才知道，選校長做導師的，只有他這麼一個寶貝。在《懷念故校長竺可楨先生》這篇文章裏，馬國鈞詳細描述第一次談話時的情景。

　　當竺可楨得知他收的這個學生是湖南人時，便問他“你聽我的口音，有沒有困難？”隨後又問道：“你的成績不錯，怎麼微積分差了一點？”這樣一問，讓學生頗覺狼狽，學生沒有想到，在這之前，竺可楨校長居然已經看過他的成績單了。察覺到學生的窘迫後，竺可楨轉過話題問道：“你結婚了沒有？”這又讓年輕的學生一下子臉紅起來，忙説沒有。竺可楨又接著問“有女朋友沒有？”馬國鈞感到很難為情，回答有些語無倫次“沒有…啊，有一個….”最後，竺可楨叮囑學生，有什麼事，可以直接來找他，不需要經過秘書的傳達。

　　浙江大學撤出杭州的時候，起先借駐在建德和天目山。但隨著日軍的侵犯，浙大不得不遷出浙江省，前往江西的泰和。

　　（採訪：竺安：船都雇好了，被國民黨軍隊拉走了）

　　對於浙大師生來説，實在不行可以徒步跋涉。但要保證圖書和儀器設備完好無損，必須借助交通工具。

　　（採訪：王啟東：到一地方就開出圖書館和實驗室）

　　所以每次搬遷，竺可楨都是事先週密籌劃，親自打前站。堪測線路，考察駐紮地的房屋是否充足，生活設施處於何種水平等等。事無巨細，樣樣挂心。

　　數學系教授蘇步青娶了一位日本妻子，考慮到一路上的不方便，竺可楨特意去國民黨的浙江省部開了一張特別通行證。

　　（採訪：各地軍警不得盤查）

　　（採訪：這成了蘇步青一家的護身符）

　　但竺可楨自己因為總在外面奔波，無法顧及自家的妻子和兒女。在江西泰和時，二子竺衡與夫人張俠魂女士都得了痢疾。而這個時候竺可楨卻在浙江大學如何遷往廣西的考察途中。

　　（採訪：竺安：接到電報，一開始以為痢疾不是什麼大病，學校又發電報，説我母親病危）

　　學校發了二次加急電報，竺可楨才返回泰和。到了泰和，竺可楨才知道二子竺衡已經病逝。

　　（採訪：在我們五個子女當中，他最喜歡我二哥）

　　年近50歲的竺可楨，突然失去了一個活蹦亂跳的兒子，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痛真是難以言説。但是，沒等竺可楨從這份悲痛中緩過神來，夫人張俠魂又接著病逝了。

　　（採訪：父親到了三四天，我母親就去逝了。這對我父親的打擊是很大的，他們結婚19年，感情很深）

　　入殮的時候，竺可楨把夫人平時最喜歡的一隻手錶和一支鋼筆放進了棺材內，並把一枚銀戒指戴在夫人的手指上。

　　（採訪：黃宗甄：棺材蓋上的時候，大喊一聲）

　　（採訪：竺安：悲痛歸悲痛，他還要把浙江大學遷往內地）

　　強忍著失子喪妻的悲痛，竺可楨帶領浙大師生遷到了廣西的宜山。這個地方“宜山宜水不宜人”，師生們首先遭到了瘧疾的威脅。竺可楨在日記裏記道“浙大學生來此後，患瘧者已達三分之一……故48小時即不救，其死人之速可為寒心。”其次，由於國民黨的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節節失利，日軍的飛機很快就入侵到宜山，不斷來此空襲轟炸。浙江大學的師生們面臨著重重危機。

　　然而就在這裡，竺可楨將“求是”作為浙江大學的校訓，勉勵學生要像中世紀的科學家布魯諾那樣，寧願被燒死在火刑柱上，也堅信地球是圍繞著太陽運轉的。

　　（採訪：楊士林：就是要全體學生有科學精神，不盲從，不屈服）

　　（採訪：沈文雄：他經常説的，只問是非，不計利害）

　　最後，浙江大學輾轉5000多裏，于1940年安定在貴州的遵義和附近的湄潭與永興。

　　抗戰期間，內地的生活是極其困苦的。有位浙大學生曾經回憶説，“他除了大葷死人不吃，小葷蒼蠅不吃之外，其餘什麼都吃。看到菜市場裏的豬肉，就想上去咬它一口”。但一大批著名的學者卻安心的在此教書搞科研，學生們的學習熱情也空前高漲。

　　（採訪：做化學實驗沒有自來水，上面放個木桶，下面放個木桶）

　　（採訪：做宇宙射線實驗，放在廟裏的香爐裏）

　　“在重慶與貴陽之間叫遵義的小城裏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遵義之東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學科學活動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學研究活動一片繁忙緊張的情景。在那裏，不僅有世界第一流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教授，還有世界第一流的數學家陳建功、蘇步青教授，還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學家盧鶴紱、王淦昌教授，他們是中國科學事業的希望"。英國劍橋大學物化學教授李約瑟博士，在英國的《自然週刊》雜誌上這樣描述他對浙江大學的印象。

　　（採訪：毛正棠：頂尖的科學家在這裡，如果大學校長不是頂尖的科學家，他聚集不了這麼多人）

　　（採訪：他講民主，學術空氣濃厚）

　　（採訪：王啟東：我父親就不想走）

　　在遵義期間，竺可楨自己也寫出了《二十八宿起源考》，這是他在擔任浙大校長時，唯一的一篇科學論文。

　　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于1944年10月21日到達遵義開始參觀浙江大學，原打算26日離開，但由於這裡“可看之論文甚多”，於是又多留了兩天。後來又把很多論文帶回英國發表。

　　（採訪：李約瑟説這裡是“東方的劍橋”，不是隨便説的）

　　1946年，抗戰勝利後，浙江大學復員回到了杭州。這個時候，浙江大學已經從抗戰前只有文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的規模，發展成了擁有文、理、工、農、法、醫、師範7個學院，25個學系的綜合性大學了。學生們都以為，打敗了日本侵略軍後就能好好的讀書了。誰知蔣介石卻發動了內戰，浙大學生再也無法安心在校園裏上課了。不斷舉行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潮。國民黨就瘋狂的抓捕進步學生。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同學，被國民黨特刑庭抓去後不久就殺害了。

　　（採訪：竺安：我父親説怎麼學生就死人了？）

　　國民黨為了掩蓋迫害大學生致死的罪行，捏造説于子三是打破窗戶，用玻璃割腕，“畏罪自殺身亡”的，並且在自己辦的報紙上大肆宣揚。等竺可楨去察看于子三的屍體時，就準備好了這樣的證明，要竺可楨簽字。

　　（採訪：竺安：我父親就寫了到場看過）

　　進步報紙如《大公報》等，登載了竺可楨的這份證明，國民黨的謠言一下子就破産了，這使得國民黨的高層暴跳如雷，逼著竺可楨在報上發表更正聲明。

　　（採訪：報載是事實，無可更改）

　　（採訪：黃宗甄：對記者説，這是千古奇案）

　　（採訪：國民黨任命的校長，這樣對抗會坐牢的）

　　（採訪：是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説非）

　　在全國解放前夕，國民黨的教育部打電報給竺可楨，要他到上海“有要事相商”，其實是想讓他隨著一起到台灣去。但竺可楨到了上海後，卻在中央研究院裏悄悄的躲了起來。

　　1949年5月2日，上海的《新聞報》刊登了一則消息，説竺可楨已經到了台灣。竺可楨自己看了，也感到非常吃驚。但另一方面覺得，這其實又多了一層保護色。所以有時候也會外出去走訪一些好朋友。

　　沒想到5月6日這天，在路上遇到了蔣經國。蔣經國後來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描述了這次意外的相遇。蔣經國説“我轉達了領袖請他到台灣的意思之後，他説‘謝謝領袖的好意，我看不必了。’問他原因，他説‘大勢已去，台灣將維持多久，頂多半年？一年？’”竺可楨反而勸蔣經國“你也不必到台灣去了。”將經國憤怒地説“人各有志！”於是兩人不歡而散。

　　1949年5月27日，竺可楨走上街頭時，看見了在馬路邊上和衣而睡的解放軍戰士。就在這一天，一輩子從事氣象研究的竺可楨，迎來了新中國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