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師》謝希德（1921—2000）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23日 14:36

　　主持人：在著名的復旦大學，有一位傑出的女校長，她拖著病弱的身軀，不但開拓了我國半導體物理學和表面物理學的研究空間，而且還以她在世界物理學領域的名望和社會活動家的魅力將復旦大學帶向國際舞臺，她就是早年留學美國，有著強烈愛國情懷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謝希德先生。

　　謝希德：福建泉州人，物理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謝希德是我國半導體物理學的開拓者之一，表面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復旦大學校長，上海市政協主席，上海市科協主席。

　　她早年留學美國，有著很強的愛國情懷，拖著病弱的身軀奮鬥在教學科研一線，在復旦師生中有很高威望，將復旦大學帶向國際舞臺。

　　1921年謝希德出生於福建泉州，在北京燕京大學當教授的父親對幼年的謝希德影響至深，使她樹立起了女性也能學好物理的信念。1946年，從廈門大學畢業以後，前往美國史密斯女子文理學院物理系攻讀研究生。1951年，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哲學博士學位。1952年，學業有成的謝希德衝破美國政府的封鎖，繞道英國，與在那裏留學的未婚夫曹天欽結婚，然後雙雙返回祖國。

　　劉庚生（上海歐美同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她的父親當時不太理解，要她不要回來。她沒有聽。

　　由於對新中國缺乏了解，當時在台灣的謝希德的父親竭力反對女兒回國。得知女兒回國後，竟與謝希德斷絕了音訊往來。謝希德曾經費盡週折，找到了父親在香港的電話。父親就是不見，登報要求見面，還是不見。直到1986年，謝希德的父親逝世，父女兩人都沒能見上一面。

　　從1952年回國一直到2000年3月，可以説這46個春秋，謝希德都是在復旦大學度過的。從講師到教授，從教授到校長，復旦的一草一木都可以見證她在每一個崗位上付出的心血和智慧。1983年，謝希德挑起了復旦大學校長的重擔。然而一貫平易可親的謝希德絲毫沒有讓學生們覺得校長這個頭銜疏遠了相互間的距離。

　　嚴明（謝希德專車司機）：那時候，很長一段時間，她是乘班車的，每天起那麼早的話，她説你不方便，我乘班車能夠聽到點新聞啊，因為教師比較多啊。

　　劉庚生（上海歐美同學會常務副秘書長）：那個時候，謝校長總是坐在校車的靠窗的這個椅子上，那麼旁邊這個椅子呢，就留給坐校車的這些個同事們，老師們。就是可以輪流上去跟她交談，向她反映情況，向她提出建議，甚至於，跟她談談家常，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就講了説：謝先生是在校車上，早上7點種就開始辦公了，等她到辦公室，她已經吸收了，了解了很多情況。

　　當了校長的謝希德，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但她仍然接受為別人寫推薦信的請求。很多人曾經問她，你推薦了這麼多學生出去，如果他們都留在國外不回來，不是為他人做嫁衣嗎？謝希德説：留學生都是愛國的。

　　張開明（謝希德學生 復旦大學物理系博導）：我甚至覺得別寫，又不是物理系的，她人又不認識，又是怎麼，但是她總是接下來。但是別以為她接下來都是敷衍一下，第一，她絕不用你寫的稿子，她是自己親自起草寫的。第二，她那個起草。他們大多數都會回來。有的就算留在了國外，也會用各種方式報效祖國的。所以，她仍然認真地為別人寫推薦信。她不是隨便就是拉出來，像有的人改兩個字好了，有時候我自己寫起來就是差不多的語句改兩個字就是了。她是真正把學生情況看了，了解以後再寫。

　　我就要申請一個基金，申請一個基金的話，就需要先生寫推薦信，我就找了謝先生寫推薦信。那麼剛找了她，完了以後，就在1月8號，就95年，1月8號，曹先生去世了，就是先生的丈夫：曹先生去世了，那麼曹先生去世以後，我就跟先生講了：先生你就不要寫推薦信了，因為你一個是非常忙，一個是非常悲痛，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不好意思去打擾她，那我就説先生不要寫了。但先生她當時對我説：你放心，我給你寫，那麼當時其實我心裏面沒底。因為有一個截止日期。其實我已經預備了另外一個人來替她為我寫推薦信，那麼沒想到，我的確是非常感動，在曹先生追悼會的第二天還是第一天，她就把這個推薦信給我了。而且先生寫的推薦信，完完全全都是手寫的，兩大頁，全部是手寫的。

　　謝希德自己曾經説過，她最大的安慰是培養了不少學生。

　　葉令（謝希德學生 復旦大學物理系博導）：她帶學生，比方説：她跟我們合帶的那些研究生，她完全都是在第一線的，她非常了解這個學生長處在什麼地方，缺點在什麼地方，很明了。

　　擔任各種領導職務，佔去了謝希德大塊時間。為了能指導好每個學生，謝希德只能抓住點點滴滴的業餘時間為學生修改論文。

　　幫人家改稿子，比自己寫稿子要困難得多，而她每次改，都是晚上回去做的。在白天，她事情很忙，她説晚上回去做，特別她經常説我要到北京去開會了，你們快拿來，我帶去看。因為她在外面開會的時候，對她講是比較空的時候。她那個時候修改稿子，對她來説比較會有精力。

　　不管是在50年代當普通教師，還是後來帶研究生，謝希德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是自始至終的。

　　倪世雄（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對每個細節，她都非常嚴格。我們送給她的工作小結啊，計劃，她都認真地批改，包括一個標點符號，字母的拼音，她都給你改出來。

　　資劍（謝希德學生 復旦大學物理系教授）：寫文章，她要求我們儘量地用可能，是這樣是比較可能的，而不是説就是這樣，因為科學就是這樣，這個不是最終的決定。

　　1999年本台記者採訪謝希德的片段：應該了解科學，科學是在進步，科學是可以解決我們很多問題，可是現在還不是萬能的。

　　在復旦師生們的記憶中，不曾有過謝希德為某件事情生氣的印象，但校長辦公室的秘書至今卻記得她生氣的樣子。

　　王增藩（復旦大學校辦秘書）：有一次，她突然把我叫去，她説我看了報紙上登了一條消息，把不是我講的話都加在我的頭上，我很生氣。你能不能按照我講的意思，寫一封信給他們報社反映反映這麼一個情況，後來，我知道謝校長從來都是非常溫和的，非常平易的。但是就這件事情她非常生氣。我就覺得，因為沒有什麼比不真實地反映她的情況，事情更加讓她氣憤的。

　　1989年10月，謝希德為大學生作報告：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真正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個有理想，這是最重要的。因為人跟動物一個差別，我覺得最主要要有理想，人活著，究竟為什麼，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因為社會上面不是我們一個人，不是説，要自由，要民主，就是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她的英文大家都知道的，很好的了，我們現在有些教師，英文也很好。但是往往好的就是説，實話實説，好像自以為得意，就是喜歡講英文了，那麼他當然也知道謝校長英文好。有一次我正好跟她在校園裏面一起走，那個教師走過來，就跟她用英文講，她回答還是用中文，那我覺得這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當時我覺得這方面也體現了就是説，她不是不能跟你對話，我們為什麼在自己的學校裏面，為什麼要講英文不講中文，當時我確實是一個很深的印象，她就是以這樣一個自己的行動來感召你。

　　謝希德：在祖國的許多城市和世界各地，在街頭巷尾，機場車站，常會遇到有人對我説，老師，你好！聽後心中感到特別溫暖。

　　在眾多謝希德的照片中，我們發現謝先生是非常注意儀錶的，她的服裝搭配是那麼和諧，在她的家中，我們看到了很多圍巾，手袋，雖不名貴，但足見主人有著很高的生活品位。謝老喜歡聽西洋音樂，尤其鍾愛歌劇和貝多芬，肖邦的交響樂，她的書房裏常傳來一段段對生命的讚美和咏嘆。

　　謝先生熟悉西方文化，這同她早年在美國留學有著很大關係，但她又是一位典型的東方女性，她的仁愛，寬容，堅韌，無私使許許多多的外國人傾倒。

　　周毅仁（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她有一個很大的優點，不但代表了我們中國文化最優秀的部分，我們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同時，她也汲取了西方文化積極的部分，西方文化的優秀部分，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結合，有這樣結合的人，她就有很大性格的魅力。

　　有著這樣人格魅力的女性，就會有很強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謝希德了解美國，深知加強民間學術文化交流對促進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謝希德是國際公認的理論物理學的權威，每年三月她都要去參加美國物理學年會這一國際物理學界的盛會。她並不是為提升自己的學術地位而去，而是為把國際物理學的最新發展動向介紹給國內的研究者，為了利用這個場合，為復旦，為中國爭取更多的支持者而去。1984年，當時的美國總統裏根曾到復旦訪問。謝希德校長代表復旦向他贈送了一套中國歷史地圖集。時隔一年，當復旦迎來八十華誕的時候，裏根總統還發來賀電，懷念起他一年前對復旦校園的美好印象。只要和謝先生見過一面的人就會感覺到她的待人誠懇。她喜歡笑，她的笑容會讓你感覺到一種親和力，感覺到一顆友善的心。美國眾議院議員柯特威爾登過去由於不了解中國，曾連續幾年在國會投票反對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後來1998年訪問中國和謝希德接觸幾次後，完全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開始支持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為改善中美關係做了許多積極的努力。

　　倪世雄（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這次謝校長病重病危的時候，他就建議美國國會在2月24日那天美國國會山上的國旗為謝希德教授飄揚一天，以紀念她對中美關係的重大貢獻。後來他就托了復旦基金會的執行主席湯姆斯坎德先生把這面旗子親自送到了我們復旦美國研究中心。

　　謝希德的家就在這座樓的七層，謝希德一家三口，兒子曹惟正復旦畢業後留學美國，現與妻子和女兒定居在那裏。唯一的兒子在國外工作，只剩下謝希德和同是院士的丈夫曹天欽在家相守。但兩個人工作都很忙，這种家庭相聚也是很難得的。

　　謝希文（謝希德的弟弟）：他們兩個出國次數那簡直多得沒法算了，經常她上哪個地方，我姐夫上一個地方，都不是在一個地方，或是我姐姐在家，我姐夫出差又走了。就是兩個人同時都在一起的不多。

　　在謝希德和曹天欽偶爾都在家的時候家裏也是很熱鬧的。詢問一下對方的工作情況，談談自己遇見的有意思的人和事，再相互鼓勵鼓勵。他們都喜歡音樂，偶爾謝希德還彈奏一曲，家裏總是充滿著快樂的氣息。但是像這樣的機會很少。到了1987年，就再也沒有這樣的相聚了。1987年，謝希德的愛人曹天欽出訪時摔了一跤，使多年的脊椎病加重，一時下肢癱瘓記憶不清。以後就一直住在這幢正對醫院大門的小樓裏，將近八年的時間。

　　左霖（護理曹天欽的護工）：就是三樓的那個窗。當時我每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曹先生在窗口望。

　　戴慰萍（護理曹天欽的護士）：曹天欽還有記憶的時候呢，護工把他推到電梯門口，或者在窗戶這裡等她，他很早就要出去等她了。每天謝老師除了開會，或是出國，每天準三點就要到醫院來了。等到她來的時候，因為曹天欽懂的，他這個時候頭就伸出來了，然後謝老師也很開心，然後就一道進去。他好像不像一般癡呆的，睡在床上，家屬一開始是來的，後來慢慢時間就淡忘了。而謝老師她是始終如一的，她好像每次到醫院來，都充滿信心的。

　　戴慰萍並不知道，這種相互鼓勵已經持續了半個世紀。50年前，高中畢業的謝希德因骨結核，腿部做封閉式治療，休息在家。原是中學同學的曹天欽得知消息後，不斷地寄信過來，鼓勵謝希德。這些信整整伴隨謝希德四年的時光。直到她病癒。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謝希德則每天用一束鮮花來表達她對丈夫默默的鼓勵。曹天欽在剛開始的時候還是有感覺的，這時的謝希德已經當選市政協主席，工作繁忙。但是作為一個妻子，她是多麼希望丈夫曹天欽能夠早日康復。於是在繁忙的工作間隙，她制定了一套康復方案。

　　戴慰萍（護理曹天欽的護士）她就買了一個小的計算機，然後教他做算術。一般規定每天做30題，然後讓他寫字。謝老師在上面寫一遍，然後曹天欽就跟著她後面寫。謝老師的思維方法總是很超前的。現在想起來就有點像康復治療。

　　但是後來，隨著病情的加固，曹天欽逐漸對外界沒有知覺了。謝希德曾經説過，在她經歷的折磨中，打擊最大的就是丈夫曹天欽的病。這個無情的打擊給謝希德帶來的痛苦不是任何語言或文字所能夠表達的，但她依舊每天地來回于單位和醫院之間。

　　曹惟正（謝希德之子）媽媽一進門的時候，爸爸雖然感覺不大好，他的眼睛就睜開了，所以他們感情真的是很好。

　　但奇跡並未發生。1995年，曹天欽去世。

　　戴慰萍（護理曹天欽的護士）她很傷心，但她傷心的樣子和別人不一樣。曹天欽當時已經去世了，她進來以後，就抱著他的頭，貼在他的臉上，然後就叫著他的名字，反正是很傷心。但是沒看見她掉一滴眼淚，但是這個傷心就是能體會出來。

　　曹惟正（謝希德之子）他們從小就認識，可以説是青梅竹馬。這幾十年在一起，可以説是同甘苦共患難，是很不容易。

　　謝先生生前曾經開玩笑説過,我能活到50歲就足夠了。了解她的人都知道，謝希德中學畢業後就患了骨幹結核，留下了終身殘疾。38歲做腎切除手術，46歲又患了乳腺癌。她一生都與疾病相伴。1998年，77歲高齡的謝老，癌症再次復發。這次她帶病開完了這個歐美同學會主辦的一個重要學術會議，就直接從會場住進了醫院。

　　劉庚生（上海歐美同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在開幕以後，一個休息的時候她小聲跟我説，老劉，我右邊的乳房又生腫塊了，這次開完會我就要去醫院手術。説話的時候，是那麼的安詳，那麼的平靜。好像和我談一件工作一樣，不是生了絕症的那種神態。她是一直到閉幕式，還要參加閉幕招待會，然後晚上由會場直接住進醫院，沒有幾天就開刀了。

　　謝老在醫院的最後83天中，來看望她最多的是復旦師生。她關心最多的也是復旦的人和事。復旦，謝希德52年從美國回來之後，一直工作著的地方。復旦大學物理樓239室是謝老從普通教師到校長，一直到住醫院前一直使用的辦公室。此刻，人已逝去，只有這把表皮開裂的太師木椅記錄了主人與之相伴的長長歲月。

　　曹佩芳（謝希德秘書）：就在外面兩個寫字檯，合在一起就是她的辦公室。她大部分辦公時間都在這裡。所以那時候讓她搬到別的地方去，她説，我不去。讓她搬對面去，她説，我也不去，太豪華。我還是喜歡這裡。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是謝老在70多高齡的情況下，經過多方奔走和努力，一手創辦起來的，集教學，研究，對外交流於一體的學術機構，使復旦在中美關係發展史上佔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呂慧芳（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1995年5月沒，我們新的中心成立的時候，就給我們的主任謝希德教授準備了這個辦公室。但她始終沒有進來，因為她覺得這個辦公室太大，太豪華，比校長都好，所以她從來都不用的。我們當時考慮她年紀比較大，家在上海，所以給她準備了一個套間，又一個沙發，讓她休息，但她堅決不要，所以到現在還是空空的。我們又給她買了條被子，希望她中午的時候，能讓她休息，但是她都沒有打開，現在她人都走了。

　　有位記者寫了一篇關於謝老的速寫：

　　匆匆

　　她匆匆地從復旦物理大樓出來，又匆匆跨入復旦美國研究中心那幢小樓。

　　她匆匆離開市政協主席的辦公室，又匆匆趕往華東醫院她愛人的病房。

　　匆匆寫滿了謝教授的日程表，也染盡了她那頭銀色的白髮。

　　她好像有做不完的事，她不知何時才能不再匆匆。

　　劉庚生（上海歐美同學回常務副秘書長）：我常常去看她，看她神態非常安詳雖然有病容，但是沒有愁容。她或者是在看小説，還有幾次在筆記本電腦上聽音樂。又一次，我聽她在放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我知道她這個時候，正是一個命運的決戰，但是她很安詳，很坦然，我想這是她有信心的一個表現。

　　胡允平（謝希德的主治醫生）：3月4日的早上，我來看謝教授，我説你現在有什麼不舒服嗎。她搖搖頭。我又問她你感到胸悶嗎，她表示出來有一點。我説你的胸壁都是腫瘤轉移，我説你這裡痛嗎，她也搖搖頭。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已經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她還是那麼的平靜，她也不表示任何的叫苦，哼一聲都沒有。

　　依照謝老生前遺願，遺體將捐獻給醫學事業，送交上海醫科大學進行乳腺腫瘤的研究。這是謝老科學一生的最後一筆。

　　曹惟正（謝希德之子）：爸爸媽媽還在世的時候，就爸爸生病以前，他們就做了決定，把自己的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不搞任何儀式。

　　曹佩芳（謝希德秘書）：她説你給我簽個名，因為有一欄家屬簽名。我説你讓你兒子簽，她説，不要，你給我簽，因為遺體是我的，她説我的遺體可以讓別人研究研究這個癌症到底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爸骨灰盒裏就是他的一束頭髮，我媽媽的情況不知道，是不是也放那裏，如果要放的話，也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