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長期的超負荷手術，王忠誠的雙腿經常腫脹冰涼，嚴重時，穿鞋提襪都很困難。

　　護士長：每台手術的時間一般都是在三四個小時，三四個小時下來以後，對一個正常人來説已經很累了，但是常年來手術，王院長腰椎間盤，兩隻腿的下肢靜脈回流都有問題。所以每台手術下來以後，我們就看王院長的這兩條腿，跟穿著一個紫襪子似的。我們護士感到特別特別的心疼。

　　王忠誠：比如做纖維手術，我們做的是纖維手術，因為纖維手術要和一個毫米打交道，甚至於不夠一個毫米的打交道。要非常穩，手一點兒不能顫。稍微一顫就不是幾個毫米了，那是幾個厘米的問題了。要求我們非常穩，這樣才能準，所以坐在凳子上不能動彈。那麼坐得時間長了，後邊的血管受壓、神經受壓，就影響腿的血液循環，所以時間長了經常腫發紫。

　　王忠誠成名後，有人説他是一員福將，幹什麼成什麼。實際上，他的成功與他的成長經歷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要不是因為家境貧寒，他險些與這個終身職業擦肩而過。

　　王忠誠：我本來是想學工的，因為我覺得國家的建設要靠工業，但是後來有經濟困難，我就考了幾個學校，我就上了北大醫學院，因為北大醫學院不要錢，不要學費，就是自己吃飯，想辦法，才學了醫，這樣學的醫。

　　主持人：上北大醫學院純屬是因為它免費。

　　王忠誠：對，因為經濟太困難了。

　　主持人：那麼在這以前您接觸過醫嗎 ？

　　王忠誠：沒接觸，因為聽説啊，實在不行，可以自己開業，混碗飯吃總是可以的。你學工得有後臺、有基礎。

　　在天津總醫院工作了3年之後，1952年，20歲的王忠誠，就被派到抗美援朝戰場上。這段經歷，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主持人：戰爭讓您終身難忘的是什麼？

　　王忠誠：我在吉林省的洮南，鴨綠江邊兒上，接觸傷員，一批一批的傷員下來了，當然最多的是腦外傷。腦外傷那時候我一點兒不懂啊，別的科，像骨科、泌尿、胸科、外科我都學過，我都有一點兒辦法，可以搶救，甚至麻醉都行，但是腦外科我一點兒不懂。所以那個時候就下決心，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學神經外科，把神經外科搞起來。

　　1952年，衛生部在天津籌建神經外科，王忠誠從朝鮮戰場回到天津，加入了這個研究組。不久，我國第一個神經外科在北京成立，王忠誠也隨之調到北京，開始了神經外科的創立。

　　主持人：那個時候有一個特殊的背景就是，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是實行知識的封閉和封鎖，那麼在那樣一個狀況下，您怎麼學到的技術？

　　王忠誠：那時候很困難，非常困難，什麼東西也沒有。書，就是外國的書有那麼一本，英文的。國內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學點兒解剖。教具也沒有，那麼我們只有到墳地，沒有人的地方去挖骨頭。把腦袋骨挖出來，腦袋骨裏面都是蛹，很多蛹，一股怪味，拿回來刷洗、漂白 煮熟，把骨頭穿起來，做學習的標本。

　　主持人：我現在聽起來只能用“毛骨悚然”這四個字來形容，那麼對當年的您來説，它沒有任何感覺嗎 ？

　　王忠誠：都有，都有這種感覺。譬如説那個時候學習我們的老師，我們老師也在學習，弄了一個屍體擱在辦公室裏邊，辦公室就是病房。我們每次走到那兒，都覺得另外一種感覺，但是我們也硬著頭皮進去學習學習，看老師解剖的時候我們去學。條件是很困難，那時候國外已經有了腦血管造影了，國外有了已經有30年了。

　　主持人：但中國還是一片空白？

　　王忠誠：中國，對了，中國只會打氣，往腦子裏打氣，這種一個簡單的方法。危險性多大呢？是2% 、3%，所謂危險性，一個是殘廢，一個是死亡。血管造影是千分之二、千分之三。

　　“氣腦造影”這種方法要向病人顱內穿刺打氣，劇烈的頭痛使病人直往墻上撞。為了聯絡西方先進的腦血管造影技術，王忠誠與屍體打了一個夏季的交道。

　　王忠誠：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要去研究它、掌握它，但是沒什麼材料，就靠自己學，所以我們就找屍體，弄到放射科給它扎針。扎到血管去，扎得準不準呢？不知道。一個是靠解剖，拉開看，是不是那個地方。再一個就是照相、照片子。扎完以後照片子，看針是不是在血管那個地方，反復的練、反復的照。那時候的防護設備可以説有一個圍裙、鉛圍裙，就是鉛圍裙也不是老有啊。

　　主持人：我聽説，為了照相，您的白血球明顯下降，頭髮也脫落，光是肺炎您就患了6次，也都跟這個有關係是嗎 ？

　　王忠誠：因為照射一次量很大，後來發現我經常發燒，莫名其妙不知道為什麼，後來一查白血球低了，我才知道。我有一個同事白血球降到兩千了，殘廢了，不能做了，國家養起來了一直到今天。

　　王忠誠花費了10年的時間，在1965年出版了我國第一部《腦血管造影術》。這項技術的應用，把原來檢查致死和致殘率下降到了千分之1到3；使我國神經外科診斷水平一步跨越30年的時空。這項技術一直使用到70年代末CT技術引進我國。

　　主持人：您創造了很多個第一，但是我也很想知道，您有多少次的失敗？

　　王忠誠：有啊，我剛一開始做神經外科是在天津。我研究腦血管造影發現一個病人，有一個血管變成弧形了，弧形，我就想有一個腫瘤壓迫的，我該給他開了。沒有。

　　主持人：還好生命沒有影響。

　　王忠誠：生命倒沒問題，但是病人遭了罪了。我就覺得很對不起病人，以後這種病人不能開了，這是正常的變異，先天的就是這樣。

　　主持人：也就是説從失敗中您覺得受益更深。

　　王忠誠：對，是。所以作為一個醫生，他是一個好大夫，無非是他能吸取經驗教訓及時的改正，做好以後的工作。無非是這樣。要想一個大夫一輩子沒有錯誤不可能，就是錯誤多少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醫生很多知識，絕大部分知識從病人身上得來了，有些病人是為我們受到痛苦了，甚至於可能為我們付出生命了，所以我們應當感謝他們，學到知識應該很好地為他們服務。

　　主持人：您希望在您有生之年能看到有什麼樣數量的神經外科的醫生呢？

　　王忠誠：我今年已經78歲了，按壽命來説也是不錯的，所以我是有生之年不長

　　2001年9月15日，在悉尼召開了第12屆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聯合會主席薩米教授親手將神經外科最高獎章授予王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