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明

　　曾經對他的“三室一廳”和奧迪轎車心生羨慕；曾經對他的“還債”之舉嗤之以鼻；曾經對“腦白金”廣告的無所顧忌冷眼相看。

　　如果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採訪對象，我的採訪名單上不會出現這樣的三個字“史玉柱”。

　　史玉柱，一個曾經的時代標誌，一個神奇復出的“江湖高手”。保健品市場上的霸氣沖天、資本市場的神出鬼沒，讓人看不到他的真實。在我看來，時時刻刻都不肯真實的人是可悲的。

　　但是，偏偏在接手策劃《新銳徽商》時，一個指令性的採訪擺在我的面前：採訪史玉柱。別無選擇，昏天黑地地蒐集材料。網上的遊蕩中發現，史玉柱相關文章之多、信息之雜讓人無從下手。也難怪，這樣的一個人，這樣富有傳奇故事的人物，隨便地公佈自己的晚餐菜單都可能成為媒體的頭條，新聞人物與事件“供不應求”今天，媒體已經失去了“買方市場”的優勢。讓史玉柱接受一個新欄目的採訪，難上加難。

　　一段文字吸引了我的注意：

　　你不明白，一個總資産上億、員工近千人的大企業，僅僅是因為２０００萬元的缺口，便瞬間倒閉；你不明白，一個誰看誰搖頭、公然助長送禮之風的腦白金，一年的銷售額竟然是十億；你不明白，昨天非要蓋全國之最的原因是天性好賭；你更不明白，今天欠債還錢是因為本性善良。

　　史玉柱東山再起，他説靠的是信譽，但信譽首先應該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史玉柱何時能給百姓一個明白。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這些不明白説出其所以然。也許正是這些“不明白”才讓人們更想“明白”。我的採訪空間是不是也就在這？

　　但是，整理資料才發現了另外一個問題：史玉柱已經有兩年多沒有單獨接受過媒體的採訪。儘管消息不斷，大多是會議、論壇的發言講話或公司新聞通稿。

　　“採訪從第一個電話開始”，製片人經常“教導”我們。當我情真意切地撥通上海黃金搭檔生物有限公司的電話，得到公事公辦禮貌性的回答“史董出國在外，回國時間未定”。

　　第一次的採訪就這樣失敗了。

　　好在製片人唐琳有些“底貨”，找出史董的副手“劉偉”的電話。“死馬當成活馬醫”，發一條短信，同樣的情真意切，同樣的公事公辦回答“在國外，回國後再聯絡”。

　　“採訪是雙方的事情，我願意去採，就有了５０％了；你沒有完全回絕，我的勝算就超過５０％。”這是我一貫的想法，能不能採訪到就看你能不能堅持。拿出死皮賴臉的架勢，再發短信“出門在外，多保重！”

　　以人為本嗎，採訪不成仁義在。　　

　　有了回復短信“謝謝”。儘管還是有些公事公辦，但是畢竟有了回信。於是一天一個問候，兩天一個信息：“又看見黃金搭檔的報道了”，“史玉柱在**論壇的講話很有觀點”、“這一版的黃金搭檔廣告很不錯”，“最近天氣變化較快，注意增減衣服”……不管“劉偉先生”能否受到，是否回復，反正我的投入也不多，一天一毛錢罷了，沒成，就當練習手機打字了。不管結局怎樣，一定要與“劉偉先生”保持著短信的暢通。“戀愛箴言”中有“好女怕纏郎”一説，採訪不也是一樣的道理嗎？

　　或許真的是“真情”打動了；或許劉偉本身就是一位熱心人士，幾番的短信聯絡，口氣中感覺採訪的曙光。但是，沒有做在採訪對象的面前，“採訪”就不算真正開始。開始每天劉偉的秘書打電話，直到我一説話，對方就聽出是我誰。

　　終於得到內部消息，史玉柱要參加“中央電視臺2006黃金時段廣告招標”，馬上展開“圍追堵截”戰術。

　　儘管前那天的晚上加班到淩晨四點半，七點鐘還是準時出現在招標會的現場，“拜不到真佛心不安”呀。死撐著站了七個小時，還是沒有看到“史大俠”的身影，終於沒吃早餐、沒睡覺的我再也支撐不住，好在領導體諒，換人再死盯。

　　回到辦公室，坐在椅子上就睡著了。昏睡中，被電話鈴聲驚醒，製片人陳紅兵穩坐釣魚臺般指示，史玉柱已經到了招標現場，又搞到一張招標會入場券，馬上到現場和史玉柱見面。

　　“真佛”終於現身了。要知道，一張央視廣告招標的入場券，在黑市上已經被炒到了1000多元。為了史玉柱，我們真是下了血本。

　　臆想中的史玉柱，目不斜視，左膀右臂的簇擁中注視著拍賣師的槌起槌落。即便我謙卑地走到他的面前，恭敬地稱一聲“史總”，也會不聞不問，秘書便會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地説“你是誰”。如果真是這樣，我就要挺直腰桿問他，“你是誰”，然後用冷峻的目光直視他的雙眼。不管怎樣，見面的第一仗絕不能輸掉。

　　急急忙忙跑到招標會的現場，史玉柱在前排就座，人滿為患的現場已經不允許我擠到史玉柱的面前，現場氣氛被一浪高過一浪的掌聲炒得熱烈異常。這個時候我發現，即便我千方百計出現在史玉柱的面前，提出專訪的要求，可這又是一件多麼不合時宜事情。我的心一下子到了冰點。做出魚死網破的打算，死等到招標會結束，再走向前去，演一齣“春草闖堂”。

　　無助地找到一個角落，等待時機，人群中發現了製片人唐琳，抓到救命稻草一樣擠到他的身邊。“我看到史玉柱了可是沒有辦法馬上接近。”迫不及待眼巴巴望著製片人。唐琳不慌不忙中拿出一張名片，“找他，我已經和史玉柱交過手，我一提《財富故事會》，他身邊的那位女同志就説知道你。讓你找這個人聯絡即可，看來問題不大”。

　　如釋重負，看來這些天自己的功夫沒有白下，基本上把我們當欄目和自己的名字在史玉柱一方挂上了號。當天晚上聯絡，同意接受採訪，時間上、細節上再確認。心裏有了底。更讓我感到高興的是，採訪時間由我們指定。根據《新銳徽商》系列節目的整體安排，我們把採訪時間定在2005年 12月1日。全力以赴做著採訪前的準備。

　　然而，一張報紙幾乎摧毀了我的所有準備。11月26日的《中國經濟導報》發表了史玉柱的專訪文章，整整的一版。説句實在話，採訪的內容我不擔心，因為我相信“一百年個觀眾會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一百個記者也會有一百個史玉柱”。一張大幅的史玉柱昭破片讓我心驚膽顫：帶著墨鏡、吸著香煙。這些是我們採訪的大忌，電視劇中都不允許出現吸煙的鏡頭，何況是專題節目，我們是人物訪談的專題節目，不是一分鐘的消息，要大段的採訪，“吸煙成癖”的史玉柱能配合嗎？

　　面對這樣苦苦追到的採訪對象，我該怎麼辦?“墨鏡與香煙”，已經成為史玉柱的標誌，無論是在什麼地方。儘管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釋，我能深深地理解史玉柱，但是這樣的形象出現在屏幕上，領導會通過嗎？觀眾會理解嗎?

　　已經不允許我多想，“無論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要奮不顧身走過去，但是注意已經打定：必須摘到墨鏡、採訪中不許吸煙，否則我將拒絕採訪。

　　到了上海，一切順利。中午時分終於見到“真佛”，一切都沒有了懸念，沒有帶墨鏡、坐在我面前的時候，主動放下了香煙。

　　----“你為什麼不戴墨鏡了？”

　　----“因為接受你的採訪。”

　　於是有了我們面對面的交談，在我們共同會議了“基米諾維奇”一個詞出現在我的腦海“師兄”。有了這樣的感覺，採訪水到渠成。就連拍攝鏡頭也是那樣的順利，獨自一人的晚餐、孤獨地網遊，這些帶有“隱私色彩”的鏡頭，被我們“毫無隱私”地拍到了。這是對我們的信任。

　　採訪的最後，我問一個十分幼稚的問題“為什麼會接受我的採訪？”史玉柱笑道：“你的堅持，還有徽商的策劃概念”。

　　有人説，史玉柱的家鄉觀念不強，那是以訛傳訛，骨子裏他還是一個徽商、一個安徽人。

　　對了還要?嗦兩句：“劉偉”，是史玉柱的副手，可是一個“女同志”，廣告招標會現場的那位就是上海黃金搭檔總經理劉偉。她的一句“財富故事會辛明我知道”，或許在史玉柱接受我的採訪中舉足輕重。無論怎樣，都謝謝她的善良與幫助。還有史玉柱身邊的程晨、湯敏、曾艷的大力協助。

　　忽然發現一個問題，怎麼在史玉柱身邊和媒體打交道的都是年輕貌美的MM。難怪有人説我的那些節目可以改叫《史玉柱和兩個女人的故事》。

　　想起來了，要想採訪到史玉柱，也必須徵得一個男人的同意，三星廣告的李星光，史玉柱的廣告代理商。怪吧，採訪老總要有廣告代理的許可？如果不怪史玉柱也就不是史玉柱了，也就沒有那麼多的不明白了。

責編：劉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