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農民增收突破口第三集：從村民到居民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12日 23:17

　　主持人：關於農民增收，前兩天的節目我們説的是怎麼才能從土裏刨出金子來。種糧、种經濟作物能提高收入固然好，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另一個現實，一些農村人多地少、資源有限，光種糧恐怕只能滿足溫飽。要想過上更好的日子，就要經歷更徹底的轉變。今天，就讓我們從一個曾經有名的種糧大縣説起，這個地方20年來的變化，也許能讓我們看到中國農村的發展和未來。

　　

　　原昆山縣縣長吳克銓回憶説：“上級領導對昆山的要求是這樣，你商品糧供應多了，你成績大大的。”

　　1984年是個好年景，許多人説種了一輩子的地，頭一次有了這麼好的收成。可誰也沒有想到，那一年糧價落得讓人心疼。看著整袋整袋的糧食賣不出去，許多農民都掉了淚。當時，才二十齣頭的陳雲明第一次明白了“糧賤傷農”這個詞的含義：

　　昆山市千燈鎮大唐村黨支部書記陳雲明在回想當時的情況時説：“當時老百姓有一句話叫辛辛苦苦幹一年，只能見點零用錢。”

　　日子不好過，到縣政府來找吳克銓討主意的人越來越多。學國民經濟出身的吳克銓心想，搞工業建設吧，讓村裏的青年勞動力干城裏人的活，這沒準是個辦法。其實，吳克銓的思路套用現在的一句話來説，就是發展工業，搞小城鎮經濟。

　　對這種情況，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溫鐵軍是這樣説的：“你全國各地去看，單純指著農民在農業上提高收入這一點早已被事實證明是不太可行的。”

　　“一號文件”起草組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也提出：“中國現在農民收入低，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是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每一個農業勞動力他支配的資源太少，所以説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減少農民，在於轉移農民，在於推進城鎮化。”

　　就這樣，在吳克銓的帶領下，昆山開始告別祖輩賴以生存的農業，當時有不少人擔心吳克銓年輕，意氣用事。吳克銓也知道，要在昆山搞工業，難。

　　原昆山縣縣長吳克銓回憶説：“搞工業的因素很少，因為你要有技術，要有資金，要有産品，要有管理幹部，還要有很好的環境，所以總結下來我們這五缺，工業要素都沒有，那怎麼辦呢？當時我們提這個口號叫橫向聯合。”

　　橫向聯合，和這四個字在80年代一起時興的，還有另外四個字“鄉鎮企業”。1984年3月，在中央轉發當時農牧漁業部《關於創辦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中，“社隊企業”被更名為“鄉鎮企業”，範圍從過去的社隊兩級擴大到鄉、村、聯合體和個體。吳克銓眼界一下子拓寬了，也正是從那時起，不只是昆山，靠著整合鄉村勞動力資源、自然資源和來自城市的技術資源，大批鄉鎮企業遍佈蘇南，遍佈全國。

　　對於鄉鎮企業的興起，農業部農墾局副局長丁力感慨萬分：“發展鄉鎮企業在當時來講是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創造，所以小平同志説它是異軍突起。讓農民轉移到非農産業，所以農民增加了收入。”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溫鐵軍的分析是：“那個時候鄉鎮企業平均每年能夠帶動一千多萬的非農就業，農民的非農收入大幅度增加，一方面是經濟結構調整，一方面是非農經濟增加，當然就導致農民收入秩序增長。”

　　就這樣，從1985年開始昆山的農業轉工業有條不紊地進行。1992年昆山成立國家級開發區後，數十個國家的幾千個項目蜂擁而至。回首20年的發展過程，現任昆山市委書記曹新平特別有感觸：“昆山農民的收入工作70%來自於務工，每年的工業化的進程當中，我們昆山要轉移一到兩萬的農村勞動力，我們每年昆山呢，為外地的農民可以提供6到7萬的勞動崗位。”

　　昆山市千燈鎮大唐村黨支部書記陳雲明高興地對記者説：“村裏組建了一個集團，這個集團的發展就是要三年過後，爭取銷售突破十個億，利稅要超一個億，所以農民的收入就突破1.5萬元，就是這個目標。”

　　農業部農墾局副局長丁力認為，新的歷史時期鄉鎮企業仍然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如何使農民就業，拿到現金性收入是世界各國一個共同性的問題，各國都在扶植這樣的企業。

　　富裕起來的昆山人，如今思考的是如何把手裏的存款變成更多的鈔票。今年57歲的陳振球，是昆山一位普通農民。當他發現許多外來企業，急著投産見效益，可又苦於沒有現成的廠房，於是就尋思著，聯合鄉親們建標準廠房。

　　江蘇省昆山市車塘村村民陳振球説起當年的情況非常興奮：“我們向村裏租了土地，把廠房建起來了，他們來租我們就租給他們了。根據當時的時候大概租金是80塊錢一個平方，我算下來，我十年內應該收回這個投資的。”

　　來投資的企業越多，租廠房的也越多。現在，“房東經濟”已經成為昆山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江蘇省昆山市車塘村村民陳振球説，現在每年收益都能達到15%。

　　昆山市陸家鎮車塘村黨支部書記沈惠良樂呵呵地對記者説：“現在全村用於出租的廠房八九千個平方。就是説老百姓蠻實惠的，再讓他種田他也搞不到這個收入。這就是開發帶來的好處。”

　　目前，建樓出租的富民合作社在昆山已經有了一百多家，四千多戶農民投了錢，回報率都在10%以上。

　　主持人：在昆山的鄉鎮裏，我們看到的是成片的廠房和居民社區，祖祖輩輩勞作在土地上的農民住上了城裏才有的公寓，有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然而這是在合理的規劃下進行的，有些地方的情況卻不是這樣，農民不但沒有了耕地，甚至連生活的希望都沒有了。

　　嚴永模是重慶的一個普通農民，7年前家裏五畝多耕地被徵走了，聽説那裏要蓋商鋪，現在已經開工了。七年來，嚴永模一家4口的口糧就是徵地前一年打的糧食。除了嚴永模的地，石堡村1000多畝土地都在1998年一次性被全部徵用了。

　　原重慶市璧山縣獅子鎮石堡村村民嚴永模説：“獅子鎮來和我們説，開發區要我們的土地，要我們拿給他。孩子9000元一個人，大人14904元。”

　　嚴永模家總共得了78000元，説是青苗費、房屋拆遷費和人員安置費全在裏面了。但拆遷後按照統一規劃蓋新房就花了10萬元。徵地補償費還不夠蓋房子，為此老嚴借了不少外債。現在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原重慶市璧山縣獅子鎮石堡村村民嚴永模反映：“我們歲數大了，身體也差，出去打工他們也不要我們。”

　　像嚴永模家的這種遭遇並不少見。據統計，目前全國失地農民總數約為4000萬，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以每年超過250萬人的速度增長。在江蘇昆山，城市擴張的1百多平方公里土地原先都是當地農民的耕地，但是當地設立的“三道保障線”保證了幾十萬農民的生活。三道保障線是：土地有償保障、社會保障和動遷保障。

　　昆山市委書記曹新平介紹説：“我們講的最低生活保障線，我們在2002年100％地覆蓋了。”

　　昆山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宣炳龍説：“去年我們平均是335000塊錢一戶農民要給，我們現在賣給他的房子多少呢，我們賣給他的房子，我們市場上在賣三千、四千的房子，我們賣給他是一千二、一千六，賣給農民。平均每戶農民平均都有一套房子可以出租，一套房子進租金都在兩三萬左右。”

　　專家們也呼籲，要重視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民失地現象。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産業所所長馬曉河説：“中國現在目前有些地方，發展城市化它是叫關住城門發展城市化。什麼意思就是説把我們的地，變成城市的地，那麼建高樓，建廣場，但是把農民沒有吸進城市，農村沒有農轉非，農民變成三無農民，失地、失業、失居，這樣的話農民就成為遊民了，那麼這樣的話很危險。”

　　“一號文件”起草組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也提出，城鎮化本身的發展不一定能夠自然地就把農民問題解決了，我們國家去年土地出讓金的收入高達三千個億，大量的土地出讓金建了城市的基礎設施，建了城市的廣場，修了一些很豪華的設施，那麼這個土地出讓金農民也應該受益。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溫鐵軍分析説：“城市化只有一個指標就是多少農民人口變成城市人口，就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多少，那叫做城市化率，其他的那些東西就是不符合這些要求的。”

　　國際上，有多種發展城鎮化的模式，中國又應該怎麼發展自己的城鎮化呢？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産業所所長馬曉河説：“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走一種高度資源節約，像日本一樣，它這個形成一些大的都市圈，就是大都市周圍形成好多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形成好多這個放射性的小城鎮、衛星城，這樣它形成一個聯絡的一體要大帶中、中帶下、一體化的格局。”

　　主持人：看到這兒，可能會有觀眾朋友説了，一些農村並不存在失地問題，可就是鄉鎮工業發展不起來，農民也富不了。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呢？還是聽聽專家怎麼説吧。

　　農業部農墾局丁力副局長長期深入農村調研，他認為，一些農村的鄉鎮工業發展不起來，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地方缺乏方便的物流和信貸支持，另一方面是缺乏一個完備的産業體系。如果能參照浙江、廣東的經驗，一個鄉鎮集中發展一個産業，就能較好的解決這個問題。他説：“區域經濟發展中這個專業化的趨勢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一個關鍵。像浙江那樣，一個打火機都不是一個村搞，而是這個部件這個地方搞，那個部件那個地方搞，這樣的話它由於分工了以後，它就形成了一個部件的規模化，他做這個紐扣它是做幾億個，那和作十個成本絕對不是一樣的，而且它是精益求精，小産品大市場這個專業化形成的這種規模化，這樣的一種分工的這樣一個格局這是一種非常有競爭力的這樣一個表現。”

　　丁力説的，廣東中山的何啟強正在親身體驗。1985年，何啟強離開工廠，靠一台舊壓鑄機，在一個70平方米的鋅鐵棚裏搞了一個加工灶具閥門的小作坊。到1994年，他已經是當地數一數二的閥門生産商，與此同時，鎮上生産燃氣具配件的企業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專業。靠著生産熱水器等産品，如今何啟強的企業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燃氣具出口企業，産品出口37個國家。

　　廣東長青集團總裁何啟強説：“只有走專業化，當地的行業才能處於領先的地位，才更有規模的優勢，這樣上規模後能提供更多就業的機會。對當地的農民工轉化成工人是非常有幫助的。”

　　“一號文件”起草組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也提出，浙江的專業化的城鎮也非常多，也主要是靠民營經濟，也是靠這種産業集群來支撐起來的，有的地方是通過靠發展專業市場支撐起來的。無論你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來發展，一個城鎮要有活力的話，關鍵是要讓民營經濟要成為你的主體，一定要建立一種高效廉潔的新政府體系。

　　農業部農墾局副局長丁力提醒：“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塊狀經濟佈局以後，他這種産業鏈結很複雜，有時候它的應對能力差一些。它要調整起來有時候也慢，所以這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有時候一個行業完了，整個就完了。可能産業的這種創新還有關鍵問題的解決，可能這個時候政府得搭把手。”

　　主持人：到202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會推進到55%左右。也就是説到那時將有2.2億到2.3億農民會變成城鎮居民，這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轉移。而讓這兩億多農民兄弟真正過上城裏人的生活，也將是我們走上小康之路的關鍵。感謝收看這期節目，歡迎您繼續收看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的其他節目，再見！

　　記者：謝昆 惟沙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