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聞“宗教與精神領袖世界和平千年大會”即將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隆重召開，我感到無比的興奮和激動。作為人類大家庭組織，長期以來，聯合國為解決全球性或地區性的問題召開過無數次各種主題的會議，但似乎從未召開過以各國宗教和精神領袖為主體、規模如此之大的盛會。這次會議的召開，在認識上可以説是一次巨大的飛躍，它標誌著一個新的世界和平理念正在越來越廣泛地得到人們的認同、支持和讚賞。也許正是在此意義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表示，本次世界和平大會將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作為酷愛和平的中國人，作為長期致力於宗教學研究的一名專業學者，我衷心祝願本次大會取得圓滿的成功！
新世紀人類確實益要換一個活法
本次會議之所以稱為“世界和平千年大會”，顯然是與會議召開的時間和主題有著直接的聯絡。值此新舊世紀之交，聯合國根據世界各國人民的意願，決定發起和召開這樣一次規模宏大、以世界和平為主題的會議，確實具有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意義。當今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但這裡所講的“主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問題”，解決好問題，和平與發展才能真正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時代的主流話語，即主題。如果我們冷靜地、嚴肅地回顧一下本世紀所發生的無數次大大小小的衝突和戰爭，我們就會為人類自己製造的災難而感到震驚不已，甚至會對人類的善良本性産生懷疑和動搖。當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深情地呼喚“讓世界充滿愛”的時候，我們不僅一刻都沒有忘記那些曾經為人類帶來無盡苦難的戰亂和屠殺，而且深知在當今世界的一些地區，許多善良無助的人們仍在隨時都可能奪去他們生命和親人的戰火中苦苦掙扎，企盼和平、明媚的陽光早日普照大地。
的確，回首往事使我們痛心不已、不寒而慄，本世紀幾乎可以説是“戰爭的世紀”。前半段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後半段則是冷戰加上連續不斷的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90年代以來，兩極格局的終止和冷戰的結束，終於使人類走出戰爭的陰影，卻又被新的戰亂攪得不得安寧。先是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導致海灣戰爭的爆發；繼而是塔吉克內亂、阿富汗內戰、索馬裏戰爭、克什米爾衝突等大大小小的戰爭，還有內戰之火幾乎從未止息的蘇丹、剛果和安哥拉，最後則是鬧得沸沸颺颺的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車臣戰爭等地區武裝衝突。此外，還有以宗教、民族、意識形態、價值觀為名義而製造的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暴力恐怖事件。面對著這些難以名狀、令人髮指的戰爭、恐怖、暴力屠殺的反人性行為，善良的人類難道不需要從歷史和現實的教訓中，就人生的目的和意義認真地進行一次反思嗎？當人類即將步入下一個世紀之際，難道我們真的要把上一個世紀的“戰爭遺産”傳給我們的子孫後代嗎？看來下一個世紀，人類確實需要換一個活法。
所謂換一個活法，我指的是人類需要學會用和平對話來代替武裝對抗，作為解決矛盾和爭端的有效手段。沒有差異和矛盾就沒有人類世界，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但差異和矛盾並不必然意味著暴力衝突和戰爭，真誠友好的對話與合作才是解決爭端的正確途徑。霸權興衰的歷史表明，強者與弱者都是暫時的，可以互相轉化的，而那些以強淩弱、以大欺小，那種“強權即公理”的邏輯最終還是行不通的。值此世界和平大會召開之際，我們呼籲富有理性和良知的世界各國宗教和精神領袖們，運用你們特殊的地位、身份和影響，通過你們的呼喚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向世界傳播和平的福音，在促進人類的和平與發展方面盡心盡力、盡職盡責，作出積極的貢獻。
需要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對話
本次世界和平大會的主題之一是“號召對話”，即由宗教領袖們發出關於通過對話求和平促發展的號召。據我所知，早在本世紀60年代的冷戰時代，國際宗教組織特別是羅馬教廷就多次呼籲對話，包括教際之間的對話以及宗教與非宗教意識形態之間的對話。只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些對話給人留下‘雷聲大雨點小”的印象，似乎沒有對解決爭端起到應有的作用。儘管如此，通過對話而不是對抗來化解矛盾、尋求友誼與合作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在今天新的形勢下，由眾多的知名宗教領袖通過聯合國講壇向世界發出對話號召，其意義、作用和影響自然不同於以往的對話。故此，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指出，所謂“號召對話”實際上也就是通過召開大會和會後的後續行動把世界各國的宗教領袖“帶入和平進程”，因為世界各大宗教的教義與聯合國憲章所體現的價值觀之間存在著“一種基本的親和力”。顯然，所謂“號召對話”是指在聯合國憲章的精神指導下或框架內尋求對話與合作，以充分發揮國際宗教界作為聯合國非政府性諮詢機構應有的作用。鋻於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精神的體現，已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廣泛認同，因此，對話內容可以非常寬泛，但都應當扣緊和平與發展這一公認的主題，惟此才能與聯合國的主旨保持一致。從當今世界的熱點問題和以往對話的實踐經驗看，需要積極開展多種不同層次的對話。
首先，宗教社團內部的對話。過去一談起對話，人們立即就聯想到與“他者”的對話，似乎自己所屬的宗教社團是“鐵板一塊”，不需要通過對話來達到內部的溝通。這種認識顯然不符合實際，而且容易産生誤導。比如，舉世矚目的中東和平進程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和錯綜複雜的，但宗教極端主義的干擾、破壞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巴以和談的焦點和難點是“聖城”耶路撒冷的最終地位問題，這一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癥結就在於巴以雙方都從宗教傳統角度來證明巴方對耶路撒冷的排他性主權要求。在極端的和保守的猶太複國主義者看來，誰在耶路撒冷地位問題的談判中作出絲毫的讓步，誰就是猶太民族的“叛逆”，等待他的就是以色列力主和平的前總理拉賓的下場。而在巴勒斯坦方面，激進的和極端的哈馬斯組織則堅持，包括聖城耶路撒冷在內的整個巴勒斯坦是真主安拉“賜予”巴勒斯坦人的“應許之地”，其主權歸屬不容談判，惟有聖戰才能收復被異教徒非法強佔的領土。顯然，中東和平進程的阻力不僅來自外部，而且來自內部，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説主要是來自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社團內部。如果通過宗教社團內部的對話使各自的立場有所鬆動，中東和平進程也就大有希望了。但誰都知道，這又談何容易？可見，宗教社團內部對話對解決地區衝突和爭端是十分重要的和艱難的。
其次，教際之間的對話。我們不贊成像亨廷頓那樣簡單地、武斷地用人類文明的差異來解讀和預測未來國際衝突的偏執觀點，但同時認為，宗教的、民族的、意識形態的乃至價值觀的歧異又時常成為國內的或國際的利益衝突的表面原因，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地區熱點問題，這在90年代以來非常突出。例如，在巴爾幹的波黑和科索沃，在北高加索的車臣，在南亞的克什米爾，在蘇丹、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等地，不同民族之間、不同信仰的宗教社團之間、乃至同一宗教社團內部不同教派之間都多次發生過局部性的戰爭或流血衝突。而且，由於外部勢力以各種名義進行干預，這些地區衝突不僅未得到緩解，反而引起許多新的矛盾和不公正，形勢愈益複雜化。因此，教際之間的對話顯得格外重要。在這方面，德高望重、主持正義的宗教領袖們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教際之間的對話要想真正發揮作用，宗領袖們就必須超脫狹隘的宗派意識、宗教歸屬意識，高舉世界主義、人類一體、世界和平的旗幟，呼籲衝突各方化干戈為玉帛，通過對話和協商縮小分歧、化解矛盾。即使矛盾和爭端一時得不到解決，只要能使衝突各方坐到一起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最後，宗教與非宗教意識形態和主權國家之間的對話。冷戰時期，宗教與非宗教意識形態的對話只限于宗教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話，這是遠遠不夠的。這類對話要想真正富有意義，首先需要轉變觀念，放棄企圖改變對方的念頭。馬克思主義要尊重和審慎對待人類宗信仰、宗教文化，宗教要尊重和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真理觀、價值觀。此外，宗教要對一切非宗教意識形態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不應惟獨對馬克思主義抱有偏見。宗教與主權國家的對話很可能成為宗教領袖參與“世界和平進程”的重要形式之一。這類對話如能以得體的方式進行下去，可以對解決與宗教、民族相關的地區衝突、地區熱點問題發揮積極作用，有關主權國家應當積極參與對話。所謂“得體”，我看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參與對話的宗教領袖要明確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儘管一些世界性宗教的精神領袖都有眾多的跨國界信徒，但其地位和影響主要是在信徒們的精神領域，而一個人的精神世界是相當複雜的，他不僅會受到宗教精神的影響，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母體文化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明確這一點，宗教領袖在與主權國家的對話中就會採取審慎的態度，既要捍衛宗教信仰自由，又要尊重國家主權，弘揚愛國愛教相統一的價值觀。二是參與對話的宗教領袖應當尊重人類多元的文化傳統、政治理念和價值體系。世界各大宗教的信仰體系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宗教意識形態，如果不適當地片面強調和誇大宗教信仰的排他性，就會與世界許多國家和民族非宗教性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發生衝突，造成不良後果。實際上，宗教信仰的統一性是寓含於民族的宗教文化傳統的多樣性、差異性之中，脫離了這種多樣性、差異性，宗教信仰的統一性也就被抽掉了具體內容，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反而有害於人類宗教信仰。尊重人類多元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就是尊重和維護人權、尊重和維護人類自由選擇的權利。近年來我們注意到，有些外部勢力在對一些與宗教、民族紛爭相關的熱點地區（如前南）進行武力干預時，提出了一些奇談怪論，諸如“人權高於主橋’論、“干涉別國內政合法”論、“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係準則過時”論等等，實際上也就是‘浙干涉主義”。我們反對新干涉主義，也希望並相信主持正義和公理的宗教領袖們能夠把宗教的超越性與多元的人類價值觀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和平與發展的有益對話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順便我想説一句：既然對話是在聯合國框架下“世界和平進程”的一部分，因此應當按照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制定相應的“遊戲規則”，以利於對話的順利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