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曲戲文八百年》之六——《琵琶記》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18日 10:10

　　《荊》、《劉》、《拜》、《殺》四劇從已有二百多種劇目的宋元南戲中脫穎而出，佔盡一時芳華。直至元末的一個秋夜，溫州瑞安人高明在客中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琵琶記》。

　　那應該是元朝的至正年間，字則誠，號菜根道人的高明正旅居在浙江鄞縣棟社的沈氏樓內。映著案上雙燭的光亮，他正提筆寫下新作《琵琶記》的最後一字。記成之時，忽然雙燭瑞光交錯，光色奇麗。沈氏樓又因此得名“瑞光樓”。

　　關於高則誠客中作《琵琶記》而使雙燭顯瑞的故事在今天看來只不過是給名著的誕生增加些神秘瑰麗的色彩罷了。由此也可以得見被奉為南戲“曲祖”的《琵琶記》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明代著名戲曲音樂家魏良輔曾説：“《琵琶記》乃高則誠所作，雖出於《拜月亭》之後，然自為曲祖，詞意高古，音韻精絕……”，這種“曲祖”的地位，不等於説是戲劇史作品的最早或第一，但卻被倡導者視為圭臬，發揮著示範性的作用。在“曲祖”、“戲祖”的現象中，高則誠的《琵琶記》是戲劇史、文化史從明清到當代最為醒目，也最有爭議的一部作品。

　　《琵琶記》是從早期南戲《趙貞女蔡二郎》改編而來，寫的是趙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蔡伯喈即蔡邕，東漢末著名文人，但在民間傳説中，蔡伯喈只是借用歷史人物之名。陸游《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詩説：“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説蔡中郎。”可見在南宋時蔡伯喈故事已經成為民間講唱文學的流行題材。而《南詞敘錄》則在《琵琶記》劇目下注言：“即舊伯喈棄親背婦，被暴雷震死。”蔡伯喈在《琵琶記》以前的作品中是個不忠不孝的反面人物。而《琵琶記》在保存《趙貞女蔡二郎》意在維護家庭穩定這一核心內涵 的同時，又對劇情作了重大改動。最為關鍵的地方，只把原來作為反面人物的蔡伯喈改造成一個忠孝雙全的正面人物。所謂“有貞有烈趙真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琵琶記》所敘寫的，確是“子孝與妻賢”的內容，高明強調封建倫理的重要性，希望通過戲曲“動人”的力量，讓觀眾受到教化。把當時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戲看作可以“載道”的工具，意在抬高南戲的地位和價值。同時，高明能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在肯定孝子賢妻的同時，揭示封建倫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封建倫理而産生的社會悲劇，而給予觀眾強烈的震撼。

　　“辭考不從，辭婚不從，辭官不從”使蔡伯喈無法照顧家庭、奉養父母，結果雙親在饑荒中死去。而趙五娘卻遭遇了被丈夫遺棄卻必須奉養公婆，家境貧寒又遭遇災年，竭力盡孝又仍被婆婆猜疑的種種磨難，雖然故事的結尾仍以一夫二妻、夫妻團圓，看似喜劇的收尾結束，但蔡伯喈卻仍是痛苦矛盾的。而高則誠也同樣莫名地痛苦和矛盾著。《琵琶記》中蔡伯喈形象的徬徨、猶豫和瞻前顧後正是高則誠作為一位思想探索者矛盾心理的反映或折射。元延祐年間重開科舉後，文人欣喜若狂，高則誠就是一位熱衷仕途者。而至正五年，在他正當不惑之年時，終於中第，授處州錄事。其後在至正後期因為不得已的原因而使他結束了自己的仕履生涯，百般無奈而退隱鄉間。高則誠以儒吏身份參與戲曲作品的創作使《琵琶記》完成了從民間傳唱向文人創作的過渡。《琵琶記》一改早期南戲粗糙蕪雜的弊病，結構完整流暢，曲詞典雅精美。但在它問世不久，人們對其就有“矛盾”的看法，比較典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這位開國皇帝一方面讚賞它是“山珍海錯，富貴家不可無”。另一方面又感嘆“惜哉！以宮錦而製鞋也”。《琵琶記》的複雜性、矛盾性以及對它主題原著理解的紛紜歧義，從它誕生的一開始就接踵而來地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