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 日本人的美國觀是根據兩國實力及其雙邊關係乃至國際關係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變化，先後經歷了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柏利來航時的“懼美”和明治維新時期的“師美”，日俄戰爭後逐漸走向“仇美”、“反美”，二戰慘敗後轉而再次“師美”、“崇美”，在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同時卻又不斷滋長“厭美”、“蔑美”情緒，今日“親美”言論又再次陡然高漲，充分體現了日本文化中的相對主義色彩與對外關係的實用性特點。

　　從“虎狼之輩”到傚法對象

　　日本人對美國的最初印象並不好，稱美國人為“墨夷”，認為美國雖號稱“公允”，實乃“虎狼之輩”，對其心存畏懼。19世紀初，美國船艦經常出沒在日本列島附近，多次試圖叩開日本國門，使奉行閉關鎖國政策的德川幕府極為恐慌。1853年7月8口，柏利率領四艘“黑船”抵達江戶灣，測量水域、強行登陸，並要求幕府接受美國總統的國書，致使“江戶城內市民無論貴賤，都驚慌失措，寢食不安，扶老攜幼，逃往郊外”幕府束手無策，只得接受美國國書，並同意次年答覆。1854年2月13口，柏利再次率艦前來日本，3月31日，迫使日本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打開鎖閉200多年的日本國門。

　　當危機降臨，善於接受外來強勢文化的日本人認識到自己的實力不足和落後，便很快由“尊王攘夷”轉向了“倒幕開國”和“師夷長技”，美國的堅船利炮和發達文明成為口本人羨慕、崇拜和學習的重要對象。1868年，明治政府打出“求知識於世界”的旗號，開始明治維新，傚法歐美列強，以求雄飛于海外，向大陸擴張。1871年，岩倉使團出訪的第—站就是美國，不少留學生赴美學習，準備有朝一日也能像美國一樣去敲開別國的大門

　　1876年，明治政府派出黑田清隆逼迫朝鮮訂約，當時黑田還特意帶上了記述美國艦隊征服日本的《柏利提督遠征記》—書，並刻意模倣了一番。因此不難看出，日本人並不嫉恨美國逼迫自己開國，反而感激其幫助自己走向了文明開化之路。如今在橫須賀的柏利公園內，依然矗立著伊藤博文手書的“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柏利上陸紀念碑”。思想家福澤諭吉電盛讚柏利來航“仿佛在我國人民的心頭燃起了—把烈火，這把烈火一經燃燒起來便永不熄火”。

　　由潛在對手到“鬼畜之國”

　　雖然美國支持日本進行日俄戰爭，並主持了日俄媾和，但羽翼漸豐的日本認為，美國在美洲推行“門羅主義”，而在東亞卻大搞“門戶開放”政策，是故意阻上其問大陸擴張的敵對行為，由此雙方關係逐漸惡化。

　　1906年，日本取消了美國鐵路大王哈裏曼收購南滿鐵路的計劃，轉而與老對手俄國在1907年至1916年間先後四次簽訂《日俄協約》，共同抵制美國勢力向中國東北和內蒙古地區滲透。然而，此時的日本在技術、物資和市場上仍離不開美國，因此在1921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被迫接受美國的要求，訂立《五國海軍協定》及《九國公約》。日本承認在海軍主力艦保有量上屈居美國之後，以及美國對華的“門戶開放”政策，並不得不對英美實行“協調外交”。

　　192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日法案”，更加劇了日本人對美國的敵視情緒。越來越多的日本人認為，美國正日益成為其實施“大陸政策”的主要障礙和潛在敵國。與此同時， 日本軍部在對外戰略中將美國列為頭號假想敵國。

　　隨著中國大陸統—政權的出現，日美矛盾逐漸加劇，日本國內藐視和仇恨美國的輿淪與意識也隨之高漲起來。“九一八”事變後，美國政府發表了相當溫和的“不承認主義”，但仍激起了日本國內強烈的反美情緒。日本譴責“美帝國主義”，稱“這麼一個靠著犯罪行為而取得今日地位的國家注視著日本在滿洲的行動，該是如何的厚顏無恥和驕傲自大啊”。日本軍部叫囂著“不惜對美一戰”，告誡和勉勵國民：“美國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敵人……但是不必擔心，如果你下定決心並做好充分準備，你就無須害怕。”

　　1937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這—舉動嚴重威脅了美國的在華利益，加劇了日美間的矛盾。但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思潮氾濫，美國財團要大發日本侵華戰爭之財，大批美國的廢鋼鐵、石油和航空燃料仍舊被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直到1940年日軍佔領法屬越南南部並與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結成軸心國集團，美國這才體會到“養虎為患”的無奈，開始對日實行全面的經濟制裁。戰爭狂人東條英機等狗急跳墻，決心南進以奪取戰爭資源，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這時日本國內清除美國影響的排外熱潮持續升溫，美國成了“鬼畜之國”，美國官兵成了“貪生怕死”的代名問。

　　戰後初期的崇拜與“一邊倒”

　　在太平洋戰爭中，美國的強大實力教訓了日本人。1945年8月底，美軍開始進駐日本。令美國官兵始料來及的是，曾經在戰場上出現的瘋狂抵抗銷聲匿跡了，美國人到處看到的是日本人服服帖帖的笑臉，聽到的是讓日本成為美國第51個州的倡議。作家戶川豬佐武説：“從麥克阿瑟踏上日本國土的那一時刻起，便註定了日本無論在地理、政治、經濟方面，還是在社會、風俗上，都將作為美國的邊陲，度過爾後的若干歲月。”

　　美國成了很多日本人歡迎、羨慕和崇拜的對象。幾乎在一夜之間，“鬼畜”就變成了“上帝”。從裕仁天皇親自拜會麥克阿瑟，擺出活像聆聽訓斥的小學生似的畢恭畢敬的姿態，到首相吉田茂時刻不讚頌美國和麥克阿瑟，再到按照美國佔領軍當局的指令，實行民主化改革，在外交上徹底奉行“對美一邊倒”方針，至此，日本人的美國觀發生了180度的急轉彎。借助對美國的從屬地位，日本統治集團得到美國的庇護，二戰罪魁裕仁逃脫了嚴厲的戰爭懲罰，保留了天皇地位。

　　1951年，吉田茂出席了舊金對日媾和會議，簽訂了片面的《舊金山對日和約》，並恢復了主權獨立。而同年簽訂的《日美安全條約》，形成了美日安全保障體制。利用這個體制，日本得到美國的大筆援助，迅速恢復了經濟，並在朝鮮戰爭期間充當了美軍的後方基地，形成“特需景氣”，經濟開始高速增長，出現了“戰敗者的勝利”。

　　“厭美”與“親美”——以實力為轉移

　　日本人看待美國的立場和態度完全是以本國利益和美國的實力變化為轉移的。日本在戰後初期那些不直接影響本國利益的國際事務中，對美國的外交舉措和軍事行動大都採取推祟、追隨或默認的態度。但隨著1968年日本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以及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實力受損，苜相佐藤榮作雖然繼續“對美一邊倒”，卻不失時機地向“偉大盟國”提出要求，以獲得對等夥伴的地位。1980年年初，大來外相聲稱“即使口美協調是基軸，也將從追隨美國變成平等的夥伴關係。”上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這種“日美對等論”的呼聲出現進步發展的趨勢。

　　與此同時，由於日美雙邊貿易摩擦加劇和美國出現的“敲打日本”的風潮，財大氣粗的日本人開始批評美國人懶惰、教育水平低、工作沒有效率等。1992年2月，宮澤首相竟稱：“美國人缺乏通過勞動創造財富的工作道德。”日本國內的新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的 “厭美”、“蔑美”情緒高漲，人們要求擺脫“美主日從”地位。時任眾議員的石原慎太郎等人先後撰寫了《日本可以説“不”》等系列政論集，預言“美國將喪失權威”，日本“不能只通過美國去觀察世界”，“現在是日本重新認識美國的時候”，對美國的不滿與輕視溢於言表。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經濟實力迅速恢復與增強，受“泡沫經濟”拖累的日本對於充滿活力的美國經濟再次感到心服口服，“脫美入亞”和對美説“不”的聲音逐漸降低了調門。“親美”的言論再次泛起，有人甚至提出目前日本除了依靠美國，就別無選擇。特別是在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保護海上交通安全、維護東北亞的穩定與和平等問題上都需要美國的幫助和支持，尤其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使危機意識很強的日本人決定繼續背靠美國這棵大樹，主動加強日美同盟，以確保其在亞太地區第二把交椅的地位。

　　從目前來看，日本仍將通過依附美國獲取安全、政治、經濟的利益，儘管有些日本人對美國懷有不滿甚至反抗情緒，但美國的強大實力以及東亞格局中的一些變化因素是束縛日本自我行動的障礙性因素，也是左右日本人美國觀的決定性因素。《世界知識》（徐志民）

責編：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