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達戰地記者侃談：為一條新聞而送了命

央視國際 (2003年04月18日 23:49)

　　人民網消息：西班牙《世界報》女記者普列多日前發自巴格達的長篇報道，講述了在伊拉克報道剛結束的這場戰爭的西班牙記者們難忘的經歷和看法。

　　文章説，在混亂中的巴格達，教堂號召人們去祈禱。在我們周圍搶劫到處可見。在城裏射擊聲在近處響起。但是，自從兩個多月之前我們西班牙記者在伊拉克首次相聚以來，沒有人再寫報道。沉默和痛苦使我們筋疲力盡，沉默和這座城市炎熱帶來的痛苦使我們無心去抱怨了。

　　我們放下了攝像機、麥克風和筆，以便告別我們的同事考索。我們最後一次在醫院的太平間裏認出了他的屍體，交給他的兄弟照管。他是被美國海軍陸戰隊打死的，我們要求海軍陸戰隊至少將他的屍體運回西班牙交給他的家屬。對我們來説，這種諷刺讓人心裏流血，殺害他的人變成了他的護衛者。可是在戰爭中幾乎從來沒有第二種選擇。你要不接受它，要不放棄它，必須儘快把他的遺體運回國。

　　他的死是第二次讓我們傷心不已。

　　我不記得我們西班牙的記者已經哭了多少回。

　　巴拉多被打死時我們哭過，還不到24小時我們又失去了考索。我們哭了3天，直到他的屍體被運走，對此西班牙阿斯納爾政府軟弱無力。它沒有提供幫助，而是用虛假的開展拯救行動的承諾來阻礙運回他的遺體，而這種行動從來沒有出現過。我們的眼淚流幹了，在被懲罰的伊拉克沒有什麼辦法。在殯儀館裏的記憶變成了永久的期盼。

　　我們帶著或多或少的疑問與悲痛，大家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們沒有白死。必須繼續報道。記者這個令人費解的行業的風險包含為了講述歷史可能失去生命，這是值得的。正如《卡塔盧電尼亞報》的瓦蓋羅説的，“他的死不是工作的過錯，而是該死的戰爭的過錯。我們選擇了這項工作，儘管經歷恐懼。幾個星期以來我們身上很臟，吃得很少，我們只是看到死亡和痛苦，但是我們為那些不能看到發生的事情的所有人講述事件而感到自豪”。這是我們對公眾輿論的義務，雖然我們心靈上痛苦。

　　我們不知道有幾千人死了，現在死亡輪到我們的頭上。

　　上週一枚該死的導彈在離巴格達幾公里的地方炸死了考索，我們感到莫大的恐懼。同事們來到我在巴勒斯坦旅館的房間裏，和我一起為他痛哭。他們再次對我説生命在繼續，考索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時死去的，當歷史重演時這是我們唯一能夠安慰自己的。一個記者倒下了。其理由如同一年零5個月前我的丈夫和同事在阿富汗被殺害時那樣。記者們寧願在我們的國土上悼念自己同事的亡靈。

　　考索沒有時間安慰我。幾個小時以後，一輛美國坦克開火了。西班牙政府鼓勵入侵伊拉克。他們殺死了他，因為他想成為世界的眼睛。考索錄下了一場非法的和殺戮的戰爭的證據，他是數百萬能西班牙人的眼睛，這些人譴責在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進行的戰爭，因此他被殺害了。

　　西班牙記者們一致認為，“這是一個事先策劃的罪惡，是對記者們的侵犯，為的是不讓他們講述美國從戰爭一開始就力圖掩蓋的事實：屠殺平民”。考索是在他住的巴勒斯旅館1402號房間的陽臺上被打死的。在3月份的第二周這個旅館成了我們的監禁地。我們選擇這家旅館是因為它的地理位置適中，薩達姆政權在這裡的控制不那麼嚴格。我們接到威脅電話。巴勒斯坦旅館和其他兩家旅館成了軍事目標，薩達姆政府的特工人員24小時監視這些旅館。

　　 在很多情況下，記者們在巴格達的工作是一場很難解釋的惡夢。

　　當局控制我們的行動和我們的電話，控制我們與被採訪者的會見，他們決定哪些問題我們可以報道。戰爭開始時，伊拉克新聞部強迫我們每天到那座罪惡的官方大樓去，在那裏我們每天遭遇到勒索、威脅、壓力和訛詐，它很快成了美軍的軍事目標，新聞部的官員搬到巴勒斯坦旅館。間諜們襲擊記者們的房間，尋找衛星電話，這是記者們很必要的通訊工具，但它在巴格達是禁止使用的。記者招待會在旅館裏舉行，我們從那裏坐大轎車出發，當局在車上向我們展示他們的戰爭使命。尋找獨立的題材需要幾個小時的申請和許可，需要和當局討論很長的時間。經常是從上午8點鐘開始工作，轟炸使大多數記者不能睡覺。最幸運的時候是淩晨我們才聽到近處的爆炸聲。實際上我們大家都沒有合眼，因為我們生活在炸彈之下，那就是自然的鬧鐘。

　　在巴勒斯坦旅館的工作是無法忍受的，那是現實強加於人的。以至新聞超出了當局的限制。不論什麼時候，在轟炸的氣氛下，每條消息隨著汽車在巴格達的街頭流傳。記者們尋找美國軍隊進行最新的屠殺的消息，儘管有伊拉克政府的特工人員陪同。在夜晚經常有沙塵暴，沒有電，我們必須見證流血、死亡和破壞。因為在戰爭中沒有規則，沒有時間表，常見的是混亂不堪。在戰爭的頭些日子裏沒有水和電使居民們難以忍受。我們記者也不例外。巴勒斯坦旅館的內部樓梯通向防核武器的防空洞，那裏成了人們熟悉的餐館，那裏供應戰時的自助餐，就是麵包和質量不好的羊肉，吃了腸胃肯定會受到感染。不能打電話，也沒有電，我們吃的是戰前購買的罐頭食品，在城裏一些大眾化的餐館裏可以買到雞米飯。旅館的房間裏沒有保障衛生條件起碼的服務，旅館的走廊裏堆滿了垃圾。

　　但是，這樣的環境絲毫沒有影響我們工作的意志。我們笑對困難，大家團結一致，我們分享食品和藥品，將我們的工作變成為更加重要的事情。直到胡裏奧和考索獻出了生命。於是巴勒斯坦旅館從我們的家變成了一個罪惡和舞臺。電視臺的梅迪亞和豪爾赫在向考索的遺體告別時含著眼淚對我説，“可是，我們是有特權的人啊，莫尼卡，一些有特權的人”。而我則再次憤怒地反對這個奪去了我那麼多東西和給我很少滿足的職業。一些有特權的人為了經歷在火線上發生的事情而死去，為了站到歷史的第一排而死去，而不是在課本上去學習。

　　胡裏奧和考索的死促使西班牙的記者們離開巴格達。我們是記者團中人數最多的，也是最團結的，我們不想成為主角，我們想經歷歷史的事件，這肯定是最不正義和人們能夠想像到的最殘暴的戰爭。我們都屬於新一代的記者，我們對名義、光榮不感興趣，而是對生活、揭露和純潔的新聞事業有興趣。當美國的重要媒體被鮑威爾的威脅嚇壞而離開巴格達的時候，是西班牙的梅迪亞薩特公司佔據新聞部大樓的平臺，對第一批轟炸孤單地進行直播，向世界提供電視新聞。當所有的記者離開以後，西班牙記者卻堅持工作，我們分享新聞、電話和資源，為的是大家都履行他們的義務。説實在的我們是團隊工作和同志關係的榜樣。在這場該死的戰爭中，命運也使我們變成為記者死亡最多的國家之一。

　　現在我們受到獎勵和祝賀，大家都含著眼淚接受人們使勁伯我們的後背。因為沒有胡裏奧和考索，我們都不是原來的我們了，儘管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職業。（管彥忠）

責編：趙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