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全球攻略美國眼中的“障礙”

央視國際 (2003年04月04日 07:30)

　　新華網消息：“下一個目標”的確定標準

　　尚在伊拉克戰爭沒有開戰之前，國際觀察家們已經在判斷美國攻取伊拉克之後，將把目光投向何處。這種觀察的思維基礎，一方面出於對美國在過去20餘年間一系列對外武力干涉的歷史線索，一方面則出於布什政府上臺後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重新詮釋和對安全戰略的重大調整。

　　過去20餘年間，美國先後以武力的方式，或出動軍隊或實施“外科手術式”轟炸，對格林納達（1983年）、利比亞（1986年）、巴拿馬（1989年）、伊拉克（1991年的“沙漠風暴”和1998年的“沙漠之狐”）、波黑塞爾維亞族（1995年）、蘇丹（1998年）、南聯盟（1999年）、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等實施軍事打擊。

　　這些戰爭的具體目的不一，發生於美國四位總統的六屆政府執政期間，跨越了國際政治“兩極對峙”和“一超多強”兩個時代。其武力相向的對象，由弱小國家如格林納達、巴拿馬、蘇丹等，逐漸發展到一些地區性中等強國，如南聯盟、伊拉克等。其動武的目的，由單一目標———如攻擊巴拿馬以販毒罪名捉拿諾列加總統到美國審判、轟炸利比亞迫使卡扎菲總統交出了洛克比空難事件的嫌疑犯等，發展到以改造或推翻別國政權的綜合性目的，如對南聯盟的戰爭迫使南聯盟米洛舍維奇政權垮臺、推翻塔利班在阿富汗重建新政府、明確以推翻薩達姆政權為目的對伊拉克戰爭等。　從上述線索中可以看出，無論美國動武的對像是弱是強，是單一目標還是綜合性目的，亦無論是民主黨或者是共和黨執政，美國越來越不能容忍妨礙美國利益的政權存在，只要條件許可，時機成熟，它便要想方設法逐個拔掉它眼中的“釘子戶”，而將聯合國憲章置諸腦後。在聚集美國政壇多位保守政治家的布什政府上臺後，這種趨勢變得更為明顯。這從美國對美國利益的詮釋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2002年夏天過後，美國國防部向布什總統和國會提交了一份2002年《國防報告》，這是布什政府的第一份《國防報告》。這份報告中對美國利益作了一個較為詳細的詮釋：“確保美國的安全和行動自由是最為重要的利益，其中包括保護美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自由，美國公民在國內外的安全以及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美國還必須信守和履行國際承諾，包括：保衛盟友的安全和福祉；防止敵對勢力控制關鍵地區，尤其是歐洲、東北亞、亞洲沿岸地區、中東和西南亞等地；促進西半球的繁榮。美國還在以下幾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保持全球經濟的活力和效力；維護國際海域、空域、空間以及通信線路的信息安全；進入主要市場和富裕戰略資源的地區。”　

　　觀察家們注意到，這一詮釋劃定了美國利益的重點區域，尤其是“歐洲、東北亞、亞洲沿岸地區、中東和西南亞等地”，表明了美國不容“敵對勢力”控制這些區域和美國要“自由”地進入世界“主要市場和富裕戰略資源”的目的。

　　然而，美國雖然具有遠超其他國家的綜合實力，美國政治家如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也一再宣稱“美國有能力同時打贏兩場戰爭”，但美國當今的國力資源和決策水平事實上仍不足以同時在幾個地區應對“威脅”。比如在伊拉克戰爭取勝前，它在朝鮮核問題上實際採取的是一種“拖延”戰術，它不僅沒有能力在伊戰進行的同時對朝鮮採取強硬政策，甚至也沒有想好該怎麼來對待朝鮮這樣一個完全不同於伊拉克的國家。

　　美國《國家利益》季刊2002年秋季號刊登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科學博士學位候選人喬治理博伊和埃裏克赫金博瑟姆合寫的一篇文章説得很清楚：“應該根據各國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的可能性來確定重點關注的國家。它們對美國安全構成的威脅程度各不相同，威脅並不是單單來自一個潛在的‘匹敵的競爭對手’。在2001年9月11日前，這是對的。但是，由於美國的資源是有限的，政策制定者必須確定標準來決定哪些資源應該投入到哪些地方。”　至此，我們已經不難分析出美國對選定下一個目標的幾個標準，即：這個目標是否具有地緣政治的戰略地位和戰略價值，是否具有市場價值和資源價值，執掌這個地區（國家）的政權對美國利益的威脅程度，其他國際主要力量是否具有“控制”這一地區（國家）的戰略意圖，以及美國是否有合適的時機和條件來消除這種威脅。

　　“熱點國家”的“安全層級”

　　在美國的“目標清單”上，有一些國家被鎖定為具有危險性的可能對象，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後，國際問題觀察家們一面關注戰爭的進程，一面也在密切注意伊戰之後，哪些地區可能會上升為美國政府優先要解決的“熱點”。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東北亞研究室程玉潔副研究員説，一些所謂熱點地區之所以成為“熱點”，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挑起和炒作的結果。從客觀的角度看，如果不經過人為的炒作，有些“熱點”並非那麼“熱”，只不過美國出於爭取在該地區戰略利益的考慮，才使之擴大化和嚴重化，使其成為熱點。也就是説哪一個地區成為熱點，主要取決於美國的態度和戰略考慮。　雖然一些國家被美國認定對其國家利益具有威脅性，被總體上劃歸一類，但是它們對美國構成威脅的輕重程度卻是不同的。美國根據不同的威脅程度將它們分為不同的“安全層級”，“安全層級”越高，就越有可能被確定為優先鎖定的目標。

　　我們且來看看一些國際問題研究學者的分析：

　　●朝鮮：朝鮮半島歷來就是一個國際形勢複雜的地區，各國的戰略利益縱橫交錯，因此朝鮮問題比伊拉克問題更加複雜。從現在的態勢看，朝鮮核危機不是解不解決的問題，而是怎麼解決、用什麼方式解決的問題。程玉潔認為，對伊戰爭結束之後，在諸多熱點地區中，朝鮮的熱點程度可能是最高的。伊拉克戰爭後朝鮮問題如何解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朝兩國政策上的互動。美國如果想把事態擴大化以達到某種戰略目的，它就會使朝鮮半島繼續成為熱點，採取包括武力在內的方法來達到目的；如果美國的目的是真正解決朝鮮半島的問題，那麼則完全可以通過和平協商的外交手段解決危機。從目前美國的態度看，應屬於第一種情況。　

　　程玉潔説，在對伊戰爭的外交過程中，國際社會反對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呼聲十分強烈，所以在朝鮮問題上美國是否會採取以往的武力模式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按照常理來説，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一問題是最有可能的。原因在於，朝鮮問題比伊拉克問題複雜得多，一旦動用武力，美國面對的負面影響也很大。首先，因為日、韓兩國都反對美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動用武力，所以一旦動武將會影響到與日本、韓國的外交關係。其次，還會影響到美國與日韓的軍事同盟關係。日本長期以來謀求擴充其軍事力量，一旦美朝雙方動武，日本極可能借機擴大軍力，這將相應地引起韓國加強軍事力量的舉動，兩國的軍事力量增強之後，美國就沒有必要再充當該地的核保護傘，牽扯到美國是否還有必要在東北亞駐軍的問題，將損害到美國在東北亞的戰略利益，這是美國無法接受的。第三，在對朝動武的問題上，中國和俄羅斯是反對的，如果動武，將會損害美國與中、俄的關係。最後，美國在國際上將會遭到更多的反對聲，不利於美國國際地位的鞏固。而這些還只是目前能夠想到的問題，一旦事態不可控制，還會産生很多無法預測的情況，這些都令美國不得不考慮解決朝鮮問題的態度和方法。　

　　●伊朗：作為美國的宿敵，伊朗一貫奉行獨立、不結盟的對外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積極發展同伊斯蘭、第三世界和不結盟國家的關係，除美國、以色列和南非外，願同所有國家在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發展關係；堅持輸出伊斯蘭意識形態，伊斯蘭在其外交政策中高於一切，被置於一切國家利益之上。伊朗曾與美國斷交、斷絕一切投資和貿易往來，雙方也發生過種種花樣翻新的摩擦，甚至武力衝突，美國對伊朗一直採取遏制的政策。　

　　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張曉東研究員認為，雖然美國與伊朗痼疾深重，但是伊朗在美國的戰略日程上並不是非常緊急的任務。近幾年，伊朗與美國的國家關係發生了一些積極的變化。伊朗的對內政策更趨務實，不再公開地煽動反美情緒，以往在政策上的不可預測性大大減弱。同時，伊朗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的態度很少像伊拉克和朝鮮那樣強硬，在美國反恐問題上表現出了現實與靈活的態度，逮捕並驅逐了500多名滲入伊朗境內、涉嫌與“基地”組織有牽連的嫌疑分子。這令美國找不到合適的發難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伊朗又有驚人之舉。2003年2月9日，伊朗總統哈塔米突然對外宣佈，伊朗已經開始開採鈾礦以供其核電站使用，並特別指出伊朗的核項目純粹是為了民用，伊朗準備接納核查人員檢查伊朗的核設施。2月11日，美國國務院官方發言人鮑徹聲明，美國政府“嚴重質疑”伊朗制定用於和平目的的核計劃。對於伊朗開發核能的問題，美國一直持反對態度，認為擁有大量石油資源的伊朗沒有必要急著開發核能。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伊朗這樣做是為了趁美國忙於對伊戰爭無暇他顧之機，使自己的核問題明朗化和正常化。　

　　張曉東認為，伊朗此舉雖然在國際政治上具有爆炸性，但事實上美國對伊朗的核開發進程是一清二楚的，此次信息的公開只是捅破了最後的窗戶紙，所以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而且，伊朗的核問題與朝鮮不同，它從一開始就對外宣佈開發核能是用於和平用途，並且願意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檢查，這種態度能夠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因此，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沒有太多的挑剔理由。

　　●敘利亞：北與土耳其接壤，東同伊拉克交界，南與約旦毗連，西南與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為鄰，西與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從地理位置來看，註定會與中東熱點結緣。敘利亞奉行中立、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反帝、反殖、反對種族主義和以色列侵略擴張。長期以來，敘利亞、黎巴嫩和以色列就處於3國交界處制高點的“薩巴阿農場”的主權歸屬問題紛爭不斷。而且在與以色列關於戈蘭高地等領土問題，以及阿以和平談判中，敘利亞也一貫態度強硬，這令美國十分頭疼。　

　　雖然敘利亞與美國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但是其國家行為及其對本地區形勢的判斷並不是非理性的，多年來在中東和平進程中，敘利亞一直主張和平。中國社會科學

　　院西亞非洲所副研究員王建説，實際上在阿薩德時期，敘利亞的對美政策就是靈活且務實的，而且在海灣戰爭期間加入了盟國陣營。

　　在恐怖主義方面，敘利亞以前與一些激進組織有聯絡，但這些組織都是直接針對以色列的，而不屬於美國目前集中力量打擊的跨國界恐怖主義組織範疇，而且近幾年這些民族主義性質的組織也已經基本上在敘利亞銷聲匿跡。在反恐問題上，敘利亞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通過1441號決議，受到其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已宣佈在美國軍事打擊伊拉剋期間，不會向以色列發動導彈襲擊。所以，用張曉東的話來説：“敘利亞的熱點程度又比伊朗低了一個檔次。”　

　　●利比亞：自與美英解決了洛克比空難事件後，對外政策也更為理智，努力改善國際形象。在“911”事件後，利比亞明確表示支持打擊恐怖主義，並與美國在打擊恐怖主義活動中進行了廣泛合作。

　　從此次美伊之戰的經驗可以看出，無論美國要對哪個國家動武，都必須考慮盟國的態度。王建説，伊朗、敘利亞、利比亞和蘇丹與歐洲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密切，美國若想以軍事手段對付他們，恐怕連英國也要反對。而且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後，美國在中東面臨的緊迫任務是要穩定伊拉克政局，重新平衡中東政治力量對比和應對有可能出現的反美浪潮。因此，出於保持穩定的考慮，美國也不會急於與伊朗、敘利亞和利比亞發生嚴重的對抗。　

　　不過，有不少國際問題觀察家認為美國在伊戰之後，將花較大精力予以消化伊戰“成果”，中東地區仍將是美國關注的重點。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紹先研究員説，在打完伊拉克之後，中東地區仍然是美國關注的重點之一。在一定時間內，比如3到5年，美國在軍事上的重點或許會轉向其他地方，但對外政策的重點仍會在中東。單從改造伊拉克來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國會在降低這個地區的反美情緒上採取一定措施，同時在解決巴以衝突問題上投入一定精力。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戰略研究所所長楚樹龍教授也認為，美國能不能實現美國的預期目標，在伊拉克扶持一個親美且能得到伊拉克人民接受和支持的政權，從而改變其對美國的態度，實行符合美國要求的對外政策，盡可能地消除恐怖組織的一個根源，這些都不是短期能夠實現的，也不是僅僅靠軍事手段就能達到的目標。因此，美國的軍隊可能要在伊拉克駐防比較長的時間，提供一定的援助，通過扶持一個民主化的政權，改變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這恐怕要經過若干年艱苦的努力才能做到。由此觀之，在伊拉克之後，美國戰略重點仍在中東。此外，它會抓緊解決巴以衝突問題。“911”事件後，美國進一步認識到巴以衝突也是美國成為恐怖組織目標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美國會繼續推行它在中東的戰略，改變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態度，轉變人民反美的情緒，削弱和消除反美的力量。　

　　●古巴：一個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國家，對於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非常敏感，而從19世紀20年代美國國務卿亞當斯提出“熟果”政策開始，美國對古巴就一直存有兼併之心，這就決定了兩國之間的基本矛盾無法調和。美古兩國始終是控制與反控制、干涉與反干涉、顛覆與反顛覆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長宋曉平研究員説，雖然布什政府將古巴列為自己的敵對方，但從目前情況看，古美關係不會像美國與塔利班、伊拉克的關係一樣激化。首先，古巴的政權擁有較為堅強的社會基礎，國防建設比較完備，是塊“硬骨頭”，不是輕易就能打敗的。其次，與石油資源豐富的伊拉克不同，古巴是一個小島國，除了制糖業之外，幾乎沒有經濟戰略意義。第三，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古巴也在積極調整對外政策，有利於緩和古美關係。如改變了先前的左派激進政策，主張發展國與國之間的正常關係等。在反恐問題上，古巴明確表示反對恐怖主義暴行，並在反恐鬥爭中作出姿態，表示願意與美國進行包括交換情報在內的合作。此外，美國目前打擊恐怖主義的重點在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勢力，而這與古巴的關係不大。　

　　事實上，克林頓政府已就對古政策作了一些調整，在保持封鎖的同時，通過增強民間滲透的方式來影響古巴，支持古國內的反對派力量，以達到使古巴走上和平演變道路的目的。布什政府也沿用了這一策略，包括恢復包機飛航、開通郵路等，美國商界和農産品界也在向政府施壓，希望對古巴輸出農産品，佔領古巴市場，目前美國政府已經有限制地允許美國企業主到古巴辦展覽會，進行商貿洽談，兩國經貿關係緩慢恢復。

　　對古巴來説，“堅持與美國抗爭，維護民族獨立，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爭取經濟發展機會”同樣都符合國家民族的利益，所以古巴將會選擇在堅持立場的前提下，採取積極靈活的策略，只要美國方面表示出合作的姿態或鬆動古美關係的意向，古巴就會予以積極回應。所以宋曉平説，目前來看，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都不存在美國攻擊古巴的趨勢，古美關係將在漫長的充滿鬥爭和對抗的複雜過程中繼續調試。　

　　美國“改造”世界的手法

　　不少觀察家認為，“911”事件後，美國在解決國際問題上使用武力的傾向性比以往大大增強，但各國的地理位置、周邊環境、歷史上與美國的關係也不同，所以對這些國家所使用的手段也會不同，美國將很難套用現有的模式去解決其他幾個地區的問題。所以不能簡單地認為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會輕易地就鎖定的幾個目標進行持續的武力打擊。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王在邦認為，縱觀歷史，美國為了實現其獨霸世界的野心，對其他國家在多領域運用了多種手法進行遏制與干涉。其形式主要有：政治顛覆、經濟制裁、武力干涉、文化滲透。　

　　●政治顛覆。利用國家內部反對派：比如在科索沃戰爭中，為了對付南聯盟這個歐洲地區最後一個美國的對頭，美國支持米洛舍維奇的反對派，為他們提供經費、對他們進行培訓，最終把米洛舍維奇送上了海牙法庭。利用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美國連年在聯合國人權會上提出別國人權提案，企圖充當“人權法官”，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審判”。利用民族宗教問題進行分化：美國的慣用手法之一就是利用別國內部民族宗教糾紛，支持一些民族分裂勢力和某些宗教勢力製造事端，藉口所謂“民族自決”，肢解別的主權國家。例如，在90年代，美國政府曾經撥款資助西藏流亡分子前往美國作“訪問學者”或“讀書”，“學成”後送回印度和尼泊爾“開展工作”。再如波黑戰爭中利用克族、塞族及穆斯林的民族矛盾。目前的伊拉克問題也是如此，美國利用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南部穆斯林什葉派與穆斯林遜尼派的矛盾分化伊拉克。扶助國外流亡勢力：比如對待伊拉克、前蘇聯、中國（新疆、西藏）都曾經這樣做過。暗殺：“911”事件發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又恢復了暗殺職能。前段時間古巴總統卡斯特羅就曾險遭暗殺。　

　　●武力干涉。美國憑藉其在軍事上的優勢，經常對其他國家以軍事高壓的方式加速政治解決，甚至多次悍然出兵他國。總結歷史，可以看出美國採取武力干涉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大兵壓境、武力威脅：出兵他國，在他國進行大規模戰略部署，以對該國形成巨大軍事壓力。這在第一次波黑危機、1994年美國出兵海地等事件中均有體現。外科手術式的軍事打擊：比如1986年對利比亞的轟炸、海灣戰爭前後對伊拉克的多次轟炸、1998年對蘇丹的導彈攻擊等，都屬於這種方式。通過對他國的懲罰性的火力打擊，起到恐嚇、威懾作用。設立禁飛區、限制對方軍事活動，增大己方軍事空間：比如以保護伊拉克南部穆斯林什葉派免遭伊空軍轟炸為名，在伊拉克領土上建立所謂“禁飛區”，悍然決定伊拉克軍用飛機和武裝直升機不得在“禁飛區”內飛行，否則將被擊落，機場及地面雷達將遭到空襲，致使伊拉克的空中走廊只有近500公里的寬度，實際上剝奪了伊拉克空中飛行的權利。打著“維和”旗號出兵：例如1992年向索馬裏、1995年向波黑派遣維和部隊等。直接出兵攻打：當美國認為上述幾種方式都不能達到目的時，就會直接出兵他國，悍然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這種例子很多，如1983年以“保護僑民人身安全，防止格林納達混亂進一步發展”為藉口，對格林納達發動的代號為“暴怒”的海空聯合入侵；1989年打著保護“美國人安全”、“恢復巴拿馬民主”、“維護運河條約完整性”的旗號，公然出動2.6萬名軍人，對巴拿馬發動的代號為“正義事業”的軍事入侵；

　　2001年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以及此次“倒薩”戰爭。　從美國近年發動的對外戰爭中可以看出一個跡象，這個跡象在布什政府出臺“先發制人”戰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這就是：力求通過軍事打擊改變對方政權，企圖通過一次戰爭就在該國或該地區實現符合美國利益的長遠戰略安排，一勞永逸。

　　例如，1999年對南聯盟進行軍事打擊後，改變了南聯盟的政權；2001年對阿富汗發動反恐戰爭後，建立了一個新的親美的政府；以及這次對伊拉克戰爭的目的也主要是推翻薩達姆政權，實現美國在中東的長遠戰略安排。

　　●經濟制裁和封鎖。美國要在全球推行美國式民主和政治制度，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不僅許多大國反對，不理會這一套的小國也不少。由於能力所限，美國不可能使用軍事手段來一一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經濟制裁和封鎖就成了美國對付這些國家的重要手段。

　　長期以來，被美國制裁的所謂“無賴國家”主要有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南聯盟和朝鮮等國。美國制裁它們的理由冠冕堂皇：維護國際“道義”，保護人權和民主，打擊“恐怖主義”活動等等。但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縱觀這些被美國制裁的國家，均居於世界極重要的戰略樞紐之上———它們或是處於大國角逐的夾縫之中，如中美俄日之間的朝鮮；或是控制世界主要能源、資源及其進出通道，如波斯灣的“兩伊”；或是控制戰略水域、地域，如夾地中海而立的利比亞和南聯盟。它們在民族文化、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等方面與美國及西方具有異質性，大都是地區強國，有一定實力，在國際舞臺上有一定的獨立性，不屈從於美國。這些特點無疑使它們成為美國稱霸全球道路上的“攔路虎”。因此，美國對這些國家舉起了制裁“大棒”，企圖摧毀它們的經濟，製造政治混亂，迫使它們屈服，為實現美國的全球戰略掃清障礙。為了達到目的，美國不僅對這些國家實行單方面制裁，而且還試圖通過本國法律對更多方面實行間接制裁。1996年，克林頓先後簽署了旨在強化制裁古巴的《赫爾姆斯－伯頓法》和加強制裁伊朗和利比亞的《達馬托法》。這兩項法律不僅懲罰與古巴、伊朗和利比亞進行貿易的美國人，而且也制裁與這些國家進行貿易的其他國家。　

　　●文化滲透。美國經濟採取對海外廣播宣傳、對外文化教育交流、技術輸出和文化輸出相結合等方式，向全世界輸出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1995年3月14日，美國新聞署署長約瑟夫杜菲在美國國會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的一個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就説，儘管9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重要變化，但是，美國新聞署的核心目標沒有發生變化，即“用外國文化所能夠信賴和接受的語言解釋和宣揚美國的諸政策”，它的使命是“了解、告知和影響外國公眾，以增進美國的國家利益”。　

　　有時候，美國可能同時運用上述幾種方法，以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比如，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蘇東劇變有外因也有內因，其中美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誠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位前僱員所言：“談論前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一樣。”美國正是通過思想滲透、經濟誘迫、政治施壓、軍事對峙等多種手段來達到瓦解蘇聯的目的的。　

　　全球戰略的另一條主線

　　雖然一些國家被美國視為“邪惡軸心”或“無賴國家”，而被列入重點關注的對象，但從這些國家的實力大小看，並不足以構成對美國欲在未來幾十年建立全球霸權的威脅。那麼美國認為這種威脅來自何處？

　　“911”事件後，不少分析家都認為美國的全球戰略發生了重大變化，認為在恐怖主義威脅凸顯和美國安全形勢嚴峻的現實下，美國把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因素，置於安全考慮的首要位置。其依據是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點軍校的講話和同年9月20日公佈的《美國安全戰略》。

　　但應當看到，目前美國的全球戰略雖然有所調整，但它為長期保持其“一超”獨霸的地位，對傳統強國、新興大國或國家集團的“遏制”和“防範”態勢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金燦榮教授説，在國際關係學中，各國的決策層在進行戰略排序時一般遵循兩個標準：威脅的重要性和威脅的緊迫性。從這個角度來分析，“911”事件後，儘管美國把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結合看作是對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但並沒有降低防止一個潛在大國崛起挑戰美國霸權戰略的重要性。據世界發展研究所的李鋼介紹，1996年美國著名的保守派學者羅伯特卡根和威廉克裏斯托爾鼓吹美國應在全世界實行“仁慈的霸權統治”。1997年由羅伯特卡根和威廉克裏斯托爾發起組織了“新美國世紀工程（PNAC）”組織，該組織主要由美國新保守派、社會保守派和軍工産業集團組成。2000年羅伯特卡根和威廉克裏斯托爾主編了名為《當前的危險：美國外交和國防政策所面臨的危險和機會》一書，該書的許多作者後來都成為布什政府中負責國防外交政策的重要謀士。他們主張美國的戰略目標是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和21世紀的單極格局。因此，美國必須保衛和擴大民主和平區域，防止出現新的大國競爭對手和保衛對美國至關重要的地區。　

　　也就是説，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的全球戰略，是既消除恐怖主義及其庇護國的威脅，又“遏制”和“防範”作為挑戰對象的力量的崛起，這是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兩條並行不悖的主線。

　　臆斷“潛在對手”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美國對“潛在對手”的認識並不清晰。美國西半球資源中心資深分析家約翰格什曼説：“在保羅沃爾福威茨和劉易斯利比起草的《1992年防務政策指南》的初稿中，還不太清楚美國霸權地位的新對手最可能從哪崛起。候選者分別是歐洲、日本和中國。”

　　有研究者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達至霸權國家的70％左右時，霸權國家會感到威脅將要降臨。如果僅從這個角度看，當前世界各大國的經濟實力，除歐盟在經濟總量上與美國相當外，其餘各國都相差甚遠。如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的經濟總量約相當於美國的一半，俄羅斯的國民生産總值約為美國的4％，中國則約為美國的12％，另一個被看好的國家印度國民生産總值約為美國的5％。可見，目前在世界上除歐盟外還找不到能夠與美國相匹敵的國際力量。這還只是經濟實力，如果把軍事實力、科技實力、國際影響力等綜合因素都算上，連歐盟也無法與美國匹敵。　

　　在可見的未來，隨著各國今後經濟的發展，情況則可能會有所不同。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院長張伯裏教授在分析未來10年美日歐等世界經濟“三極”的發展的態勢時認為：美國經濟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裏仍會持續增長，其總體經濟總量將會從目前的10萬多億美元（GDP）繼續擴張。然而未來10年美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將為2.5％～3％。歐盟同期的年均增長率將達2.5％～3％，與美國大體相同。加上歐洲一體化“內涵”上的深化帶來的“積聚效應”和一體化“外延”上的擴大帶來的“集中效應”，歐盟在世界經濟格局的實力地位會有所增強。日本經濟不振除了週期性的原因和外國經濟的影響外，也存在嚴重的內在的經濟結構性問題。這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去解決。因此，日本經濟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裏也只會是低速增長；然而與自己“失去的10年”相比，日本今後10年年均經濟增長率則將呈增幅略有上升的態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姜躍春分析説，在今後的3～5年，日本經濟仍將持續1％～2％的低速增長。但隨著“日本病”的日益緩解，日本經濟的潛力逐步釋放，5年後，日本經濟有可能出現復蘇，但是經濟增長速度很難再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中國近些年的高速增長以及中國長遠的發展規劃和宏偉目標，使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中國肯定將成為世界經濟之“極”。因此，歐盟和中國被美國一些人視為未來可能對美國地位進行挑戰的“潛在對手”。

　　而在此期間，俄羅斯和印度雖然都制定了宏偉的發展規劃，俄羅斯還制訂了到2010年年均增長率不低於5％的目標，這兩個國家目前發展勢頭也不錯。但囿于它們現在的基數，其經濟實力還難以達到世界“一極”的地步。但在美國的戰略視野中，俄羅斯因其龐大的軍事實力和資源優勢，印度因其在地緣政治上的獨特地位，而同樣被美國視為“潛在對手”。

　　金燦榮教授説，從10多年的情況看，美國的單極勢頭比較迅猛，世界呈現出一超更超、多強不強的格局。整個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在心理上都比較自傲，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精英都已達成共識，就是要維護和鞏固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因此美國在戰略上非常關注“潛在對手”的發展情況，一是中國的上升，二是俄羅斯的復興。在“911”事件後，美國一度對印度看得很重，認為爭取印度，向西可以成為抵禦伊斯蘭勢力的屏障，向北可以牽制中國。在2002年9月的《國家安全報告》中，還把印度列為和中國、俄羅斯一樣的大國。印度被置於地區大國和世界大國之間的位置。但現在的印度更多還是一個人文大國，在世界事務上的作用和影響力都很有限。　

　　金教授説，冷戰結束以來國際上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歐洲統一的進程大大超過了美國的預計。歐洲作為世界上的重要一極地位越來越突出。在實行統一貨幣和共同的財政政策之後，歐盟東擴進展順利，歐洲尋求共同的防務和外交的進程也大大加快。在建設統一的歐洲進程中，歐洲的德國化特徵非常明顯。歐洲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都在德國化。這表明德國在歐洲的影響力在逐步上升。歐洲德國化有兩個直接後果，一是英國逐步被邊緣化，二是形成法德軸心主導歐洲。這勢必造成美國對歐洲的影響力下降。　但依據這種推測來確定“潛在對手”是很荒謬的，因為這種推測本來就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在未來幾十年裏，各國的發展都會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有的可能發展得快一點，有的可能停滯不前，有的可能從高位跌落，有的可能從頹勢中奮起，現在就作定論顯然為時過早。更何況經濟總量並不是一個國家實力的全部，更不能以此判定這個國家對外政策的走向。比如歐盟現在的經濟總量與美國相當，但其對外政策遠不如美國那樣咄咄逼人，動輒要以武力解決問題。又比如日本是世界經濟“三極”中的一極，政治上卻難以稱得上是一個世界大國，它現在經濟處於頹勢，卻又孜孜不倦地想方設法要擴張軍力。　

　　再比如中國雖然經濟增長迅速，但中國已經確定了到21世紀的經濟發展目標，其未來的外交政策將是全力為本國的經濟發展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強調國際關係的和平共處與合作協調。

　　選擇“潛在對手”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於美國力圖維持“一超”地位或全球霸權的思維，這使它總感到其地位會受到挑戰；另一方面，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獨斷專行和武力解決問題的做法既不符合聯合國憲章，也不符合21世紀的時代潮流，但只要別國反對它的做法，它便認為它的地位受到了挑戰。

責編：薛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