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資料：國情咨文 一個始於1790年的傳統

央視國際 (2003年01月28日 10:36)

　　中國日報網站消息：美國總統布什將在華盛頓時間1月28日晚向國會，同時也是間接地向美國人民和全世界，發表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説，布什將在演説中闡述他的內政計劃，並論述伊拉克局勢和反恐怖主義鬥爭。

　　國情咨文是美國各大電視網在晚間黃金時間現場直播的為數不多的總統演説之一。這使國情咨文比過去更加引人注目。在100多年時間裏，國情咨文曾經並不是由總統親自發表，而是以書面報告形式送交國會。

　　發表國情咨文的傳統可被追溯到1790年。那一年，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按憲法要求，發表了當時被稱作“年度咨文”（Annual Message）的報告。憲法第二條第三節規定，總統“應不時向國會報告國情，並將他認為必要和適宜的方案提交國會審議”。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他的《總統的國情咨文》（The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s of the Presidents）一書中寫道，這段“針對美國總統的平常的文字，隨著時代的變遷，如今變成總統駕馭與國會關係的一個基本手段和發揮國家領導作用的有力方式”。

　　華盛頓及其繼任約翰亞當斯是按照獨立前在英國國王統治時期的方式，通過盛大隆重的禮儀親自發表國情咨文演説的。但是，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感到這種過份的排場與新生的民主共和國極不相稱。他譏諷地稱這種做法為“禦座上的演説”，並以呈送書面咨文的形式取代親自演説。傑斐遜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此後100多年期間，年度咨文都以書面形式送交國會，而不是由總統宣讀。

　　在最初幾十年，國情咨文大多是總統想要國會通過的長串議案清單，通常反映出時代的主旋律和建設年輕共和國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直到內戰（1861－1865年）之前，國情咨文往往涉及來自內部的對聯邦的威脅，即建國先輩們的一個主要擔憂。韋恩菲爾茨（Wayne Fields）在他富有影響力的《妙語相連：總統雄辯史》（Union of Words: A History of Presidential Eloquence）一書中寫道，在這一時期，年度報告“當然主要都是關注聯邦關係如何脆弱的問題”。

　　此外，年度報告也涉及國際局勢和美國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西半球的地位。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詹姆斯門羅總統1823年送交國會的反對歐洲干涉美洲國家事務的年度咨文。門羅在其咨文中直接針對當年歐洲列強寫道：“因此，出於誠懇和本著美國與列強之間業已存在的和睦關係，我們必須宣佈我們將把列強將其制度延及本半球任何地區的任何企圖視為對我們的安寧與安全的威脅。” 在此後幾十年中，歷屆總統常常通過援引門羅主義，顯示美國要讓本半球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的決心。

　　在大動蕩時期，有些總統借助國情咨文闡述自己對當時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問題的看法和未來前進的方向。他們的演説所針對的不僅是國會議員，而且也是全體國民，是整個世界，有時甚至是歷史時代。在內戰這個對國家本身的生死存亡構成前所未有的最大威脅的時刻，亞伯拉罕林肯總統寫下了也許是冠所有總統咨文之首的最雄辯、最令人難忘的年度咨文。

　　林肯總統于1862年12月1日發表咨文時，國情顯然不佳，內戰仍然勝負難卜，南方邦聯反叛勢力的失敗還遠未成為定局。但是，林肯肩負起了時代賦予的重任。他以自己典型的風格直切正席捲整個國家的這場鬥爭的核心，向全體美國人民和全世界闡明了人們所必須做出的根本抉擇。他寫道：

　　“平靜的舊日的信條已不適用於天翻地覆的今天。今天的局勢危難重重，而我們必須肩負起歷史的使命。面對前所未有的局勢，我們必須有新思維、新行動。我們必須解放自己，而後解救國家。同胞們，我們不能逃避歷史。我們，本屆國會和本屆政府，將不可避免地被載入史冊。” 他接著寫道：“給奴隸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 —— 我們所給予和保留的同樣光明磊落。我們將要麼高尚地挽救、要麼卑鄙地喪失人間最後一絲最美好的希望。其它的手段也許會取得成功。但是這一手段不會失敗。這條道路是明了、和平、寬大和正義的，遵循它，必將獲得世界永久的讚賞和上帝永恒的祝福。” 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寫道，這是“所有最雄辯的年度咨文之巔……深刻而燦爛"。

　　1913年，伍德羅威爾遜恢復了100多年前由華盛頓和亞當斯率先開始的總統親自發表國情咨文的做法。他俏皮地説，“由總統宣讀自己的咨文很可能要比由一名辦事員讀得好得多”。 這位以倡導國際聯盟 —— 聯合國前身組織 —— 著稱的雙任總統利用這一機會發表了主要集中討論國內政策的議題廣泛的演説。威爾遜親自宣讀國情咨文的決定具有先見之明。當時，美國正處於電子大眾媒體革命前夕，很快，廣播和二戰後出現的電視就將總統帶入了美國百姓之家。雖然多數美國人沒有聽到威爾遜的聲音，但是他的形象通過無聲新聞片變得家喻戶曉。

　　隨著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932年當選總統，美國人也將習慣於從廣播裏聽到總統的聲音，在新聞片中看到 —— 此時也能聽到 —— 總統。羅斯福在1941年發表的年度咨文是他最經久不衰的演説之一。面對歐洲熊熊戰火，羅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他説：“我們追求安全的未來，在那時我們期待有一個建立在四項基本自由基礎上的世界。第一是普天下言論和表達自由。第二是普天下每個人都有按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普天下……不虞匱乏的自由。第四項是普天下……沒有恐懼的自由。” 在同年12月7日突襲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羅斯福在國會兩院特別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要求向日本宣戰。

　　1945年，年度咨文開始被正式稱為國情咨文。隨著二戰結束後電視機和收音機銷售量的激增，國情咨文即將成為不僅廣播而且電視的一個固定內容。林登約翰遜總統認識到電視向廣大民眾傳遞總統信息的巨大效力，因此把歷來在午間發表的國情咨文改為在晚間電視高收視時段發表。

　　約翰遜在當年首次發表國情咨文時説：“現在，1965年，我們的國家開始一項新探索。”他詳細全面闡述了被稱為“偉大社會”的國內改革綱領，即一個消除貧困和使所有美國人的民權都得到保護的社會。雖然多數歷史學家並不認為他的報告言辭雄辯，但報告反映出約翰遜的全面構想及主導當時美國社會的自由化氣息。他的演説繼承了美國一代人的進步主張 —— 從30年代初的羅斯福“新政”到60年代初約翰F肯尼迪的“新邊疆”。

　　羅納德裏根于1982年首次發表的國情咨文則指出了一個迥然不同的方向。裏根在這個演説中詳細闡述了勿庸置疑的保守派施政方針，不僅使之指導內政，而且主導外交。他説：“在州和地方社區選民的權力被剝奪長達總共50年後的今天，我們開始把這些權力和資源交還給他們。” 裏根對聯邦政府在美國政體中的有限權力做出新的詮釋，這一詮釋産生了深遠影響。甚至連觀點與裏根大相徑庭的比爾克林頓總統在他的一篇國情咨文中也曾發出過如下名言：“大政府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雖然裏根在1982年國情咨文中以大部份篇幅闡述的是國內政策，但他並沒有忽視對外關係，特別是美蘇關係。他説：“在過去10年中，雖然我們力求通過克制和通融政策調和蘇聯的力量，但蘇聯人卻毫不鬆懈地增強軍力。為維護國家安全我們必須展開一項重大計劃以增強我們的軍事力量。” 他接著説，“認清蘇維埃帝國的本質是一個出發點”。

　　政治觀察人士認為，國情咨文的電視轉播，特別是移到晚間黃金時間轉播，改變了國情咨文的根本性質。布魯金斯學會的著名政治學家保羅.C萊特（Paul C. Light）説：“隨著聽眾範圍從華盛頓環城公路內擴展到環城公路外，國情咨文已從時常是空洞的政策演説演變成一項重大的遊説宣傳，可以這麼説，國情咨文的主要聽眾如今是美國選民和更廣泛的海外聽眾，而不是美國的國會議員。”

　　毫無疑問，這將是布什總統在1月28日發表國情咨文時的情形。雖然內政需要將是演説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國內和海外觀察人士都將密切注視總統對伊拉克問題以及美國總體外交政策的論述。

責編：趙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