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日本“教科書問題”説明了什麼
2001年04月19日 15:33



  月初,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的歪曲歷史真相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在內外輿論的強烈反對中竟通過了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審定。一時間,“歷史問題”再起波瀾,中國、朝鮮、韓國等國家紛紛表示抗議。

  背景:右翼勢力更加猖獗

  二戰以後,圍繞那段侵略歷史,日本國內始終存在著反省與否認兩股勢力、兩種思潮。日本社會整體上未能像德國那樣與侵略歷史劃清界限,以致在國際上早有定論的侵略戰爭問題上未能形成正確的法律基準、政治結論和輿論共識。“如何看待那段歷史”這一不成問題的問題,卻成為50多年後的日本新生代仍需回答的沉重“作業”。

  在戰後,日本否認侵略歷史的言行在“言論自由”的幌子下得到縱容,堅持反省歷史的人士卻常遭右翼勢力的人身攻擊。在艱難條件下,戰後日本和平勢力和有識之士推廣正確歷史觀的努力值得大書特書,令人欽佩。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歷屆日本首相關於侵略歷史的表態逐步呈現進步趨勢。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蕭條,政局動蕩,社會迷惘,給狹隘民族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溫床;“革新勢力”的衰退,導致了政界“總體保守化”;日本急於推動政治大國戰略,突顯出其在歷史問題上與亞洲各國的矛盾;不甚了解歷史真相的日本“戰後世代”走上社會後,對翻案運動缺乏識別和抵制能力。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日本國內和平勢力大為削弱,右翼勢力變得有恃無恐。

  近年來,日本右翼否認侵略歷史運動愈演愈烈,其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披上了“學術”外衣,並在歷史教科書上尋找突破口。1982年,日本文部省對送審的中學教科書進行淡化和刪改侵略歷史的修改,曾激起第一輪“教科書問題”波瀾。在亞洲各國和日本國內的強大壓力下,日本政府許諾修改,並把要照顧同亞洲鄰國關係作為審定教科書的基準之一,此即“鄰國條款”。1986年,日本再次淡化和刪改教科書,激起第二輪“教科書問題”波瀾。在內外輿論的推動下,日本歷史教科書內容從80年代中期起漸有改善,90年代開始寫進侵略戰爭的史實。

  去年4月,日本文部省開始徵集今春審定、明春起使用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書稿。經過一年的審查,8家出版社提出的送審稿全部被文部科學省批准放行。這些書稿在歷史描述上均有倒退,尤其是其中由“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的書稿嚴重歪曲歷史,鼓吹侵略有理。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審定結果激起了第三輪“歷史教科書”波瀾。

  問題:教科書鼓吹“侵略有理”

  以日本電氣通信大學教授西尾幹二為會長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以下簡稱“編撰會”)在這場篡改教科書運動中充當著極為惡劣的急先鋒。該“編撰會”于2000年4月向文部省提交了兩部教科書書稿,其內容極盡顛倒黑白、否認侵略歷史之能事。迫於內外抵制壓力,2000年12月文部省對該教科書提出了137處修改意見,該教科書進行了一些修改。但西尾幹二聲稱:(修改後)“仍保留著我們的想法。”足見修改並未改變該教科書否認侵略歷史的性質。

  “編撰會”的教科書版本通篇貫穿歪曲歷史、挑戰國際公理、傷害受害國感情的謬論。

  第一類:在戰爭性質上顛倒黑白,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該教科書提出“歷史不是科學”,送審稿中稱“戰爭難分善惡。不能説哪方是正義的,哪方是非正義的”。以此種“是非觀”為鋪墊,該書拋出了扭曲了的歷史觀。圍繞侵華戰爭的原因、決策、進程等問題,該書以渲染中國的“排日運動”、強調關東軍個別行為等手法,極力抹殺日本的侵略意圖及罪責。關於日偽“滿洲國”,該書竟稱這是想在中國大陸建立“第一個現代的法治國家”,強調滿洲國“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人們生活得到了提高”。至於吞併朝鮮半島,該書經修改後仍堅持説,韓國無力應付列強威脅,兼併韓國是出於“保衛日本的安全和滿洲的權益”的必要,兼併行為是正當的。關於太平洋戰爭,該書經修改後仍貫穿“自衛戰爭”、“解放亞洲的戰爭”的論調。

  第二類:在歷史描述上歪曲真相,在史料選擇上避重就輕,為日本開脫侵略罪責。南京大屠殺是20世紀最慘無人道的殺戮行為,日本右翼否認侵華歷史也總是從否認南京大屠殺做起。其卑劣手法無非有二:一是以質疑30多萬被害者人數來否定大屠殺本身的存在;二是以戰爭中有傷亡乃天經地義、日本人也有傷亡為由否認屠殺罪行。該教科書經修改後仍稱:“東京審判認定日本軍隊在1937年日中戰爭中佔領南京時,殺害了大量中國民眾(南京事件———原書注)。關於這一事件的實際情況,資料上有許多疑問點,有各種各樣的見解,現在還在持續爭論。”該書通篇渲染日本士兵和平民的傷亡人數,對亞洲各國的巨大損失和傷害情況卻只字不提。

  第三類:把神話當做歷史,鼓吹“皇國史觀”。該書在第一章“原始與古代”中,把神話作為日本的起源。該書宣揚培養軍國主義精神的“教育敕語”,經修改後仍稱“它成為近代日本人的人格支柱”。

  第四類問題:為軍國主義揚幡招魂。該書隨處宣揚日本士兵和國民在戰爭中“為國獻身”的精神,強調“在困難的條件下,許多國民勤奮工作,英勇戰鬥。這是希望戰爭取得勝利的行動”。

  關鍵:政府為該教科書開綠燈

  日本審定教科書的責任機關是文部省(今年1月改稱文部科學省),主管負責人是文部大臣。教科書書稿一俟審定合格,文部科學省給相關出版社發出“合格”通知書,出版社便可拿著樣本上市徵訂和印刷。

  去年“編撰會”的教科書版本送審以來,中國和韓國政府一再駁斥該教科書的內容,再三向日本政府提出嚴正交涉,國際輿論對該教科書紛紛提出了憤慨和抗議。4月3日,日本政府不顧內外輿論反對,對“編撰會”的教科書予以通過。其公開理由是:“它們不是國定教科書,不能進行政治干預。”

  日本的教科書既有審定制度,就有權給予合格或不合格;既進行審定,就要對予以放行的教科書負責。如果對所審教科書的歷史觀不聞不問,則正説明日本在歷史認識上的問題何其嚴重。“編撰會”的教科書顯然違背“村山談話”精神,也違背了“鄰國條款”。

  根據種種跡象,日本政府不僅是縱容,而且還有逆向“政治介入”、予以反面誘導的嫌疑。如文部省曾一再指導出版社要在內容上“更加平衡”,誘導出版社以“自主限制”的方式刪除了很多90年代以來已寫入教科書的客觀記述。

  4月3日下午,“編撰會”的教科書審查通過後,日本主要媒體隨即報道,該教科書是在做了大幅修正後才合格的。但“編撰會”會長西尾幹二卻在記者招待會上稱,儘管做了一些修改,但並沒有傷筋動骨,最初設定的目標基本業已達到。

  後果:負面影響亟待消除

  日本教科書中如何記述那段侵略歷史,並不只是日本主權範圍內的事。從國際法、國際常識及日本與亞洲各國關係看,日本理當準確記述那段歷史。從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亞洲各國看,日本右翼教科書的影響有三:一是極大地傷害了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態度的被害國人民感情;二是令人懷疑日本政府和國家意志對待侵略歷史的真實姿態;三是事關下一代日本人是否將接受“侵略有理”的歷史教育。

  日本政府一意孤行,竟然為這樣一種教科書大開綠燈,其對日本後代的影響極其嚴重,日本政治與思潮走向實在堪憂,日本與亞洲各國的政治基礎再度受損。該教科書通過後,中國政府和韓國政府多次嚴正要求日方糾正審定錯誤,中國、韓國、朝鮮、新加坡、泰國等亞洲國家以及包括旅美猶太人人權組織在內的歐美輿論紛紛表示了憂慮和抗議。去年以來,日本有識之士和有關團體也紛紛發表聲明,開展了抵制右翼教科書的活動。面對內外輿論的譴責,日本政府的回答卻是“決不進行重新修改”。

  日本右翼勢力的翻案活動一天不止,日本反省勢力和國際輿論的抵制便不會停止一天。關鍵仍在於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代表和貫徹何種國家意志。日本政府理應採取有效措施,糾正審定錯誤,挽回其對日本與亞洲各國關係造成的嚴重後果,尤其不要給開始走向“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中日關繫帶來新的負面影響。(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金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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