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書事件激起中國人民憤慨 民間索賠再掀波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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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04月18日 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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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科書事件已經激起中國乃至亞洲人民的強烈憤慨。
－面對白紙黑字的歪曲和篡改歷史，除了表示我們的憤怒和抗議，民間還能做些什麼？
－90年代以來，中國百姓對日本戰爭行為的民間索賠不斷，日本右翼變本加厲的活動激
發了更多受害者運用法律手段進行抗爭。
－世界各國民眾在日本起訴的戰爭索賠案已達60余起，至今無一勝訴。但卻有更多的受害者加入到訴訟行列。
－揭露和昭告日本的戰爭獸行，成了索賠訴訟的主要目的之一。
－戰爭受害者説，我們要用鐵一樣的事實告訴日本的某些人，否認侵略，美化戰爭，不行！
我們從未放棄對日民間索賠
1972年9月22日，中日兩國代表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聯合聲明。聲明第七條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至此，中日兩國間懸而未決長達27年之久的賠償問題，以中國政府的大義之舉宣告結束。
此後，中國多位領導人多次在公開場合指出: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的放棄戰爭賠款的求償權指的是政府權利，而非民間權利。
1988年9月，山東省茌平縣張家樓村200多村民通過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向日本政府轉呈了中國公民的第一封索賠書。
1992年3月21日，童增、陳建、楊頤、陶國峰等一萬名中國公民在北京發出了致日本國會的公開信，強烈要求日本國向遭受巨大生命財産損失的中國人民進行謝罪和賠償，要求日本國:
對被日軍瘋狂殺戮而死去或受到傷害的中國平民、傷員、戰俘進行賠償。
對在日軍的皮鞭和刺刀下服苦役的中國人進行賠償。
對被日軍殘暴蹂躪的中國女性們進行賠償。
對被當做實驗品的中國人和死在細菌武器下的中國人進行賠償。
對被日機狂轟濫炸不設防的中國大、中、小城市而受到嚴重傷亡的中國人及財産損失進行賠償。
對由於日本在中國種植和販賣鴉片而使中國人民蒙受嚴重損失進行賠償。
對被日軍毀壞和掠去的大量中國文物進行賠償和歸還。
對被日軍毀壞和掠去的大量中國公私財産進行賠償和返還。
童增認為:中國政府放棄了對日政府之間的戰爭賠償要求，但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佈，中國人民放棄了對日本國的受害賠償要求。政府間的戰爭賠償不同於民間個人的受害賠償已成為公認的國際慣例。
我們為什麼提出索賠
日本曾對中國欠下滔天血債，半個世紀過去，中國人民始終沒有忘記。
1942年12月4日，河北唐山地區一個普通的小村莊——潘家戴莊遭到日軍血洗，1280名村民無辜被殺。近日，該村1900名當年受害者遺屬宣佈，將集體通過國際律師團在第三國正式起訴日本政府，要求承認侵略事實，並承擔責任賠償45億元人民幣。
潘家戴莊的起訴團團長孟兆德是一名普通村民，在那場血腥屠殺中，他的奶奶、母親、姑姑、姑夫乃至4歲的姐姐和不足兩歲的哥哥共6人遇害。孟兆德告訴記者，我們一直就沒有也不可能忘記那段歷史，而日本右翼越來越猖狂，也越來越激發我們起訴的決心。我們起訴日本政府的目的，往小了説，是要為我們自己討一個公道，往大了説，是要為中國人民出口氣。儘管我們起訴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即使敗訴我們也要繼續搞下去。我們絕不是要搞幾個日元來彌補我們的損失，因為我們的創傷是什麼都彌補不了的，因此我們絕不會接受和解，在這場訴訟中，我們一定要得到一個公正的判決。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蘇智良從1992年起研究慰安婦問題，他&&成立的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是中國目前僅有的一家慰安婦專門研究機構，幾十位特邀義務研究員現正全力投入慰安婦尋訪及受害事實取證工作。
蘇智良在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説:日本政府一直掩蓋慰安婦問題的真相，直到90年代才遮遮掩掩地承認慰安婦存在，因此戰後的國際法庭對慰安婦問題並沒有調查，更沒有説法。中國是日本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受害國，而慰安婦受到的肉體和精神摧殘並不亞於其他的戰爭受害者。因此，我現在正在抓緊調查取證乃至為慰安婦做歷史公證，準備在紐約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我已經做好了同日本法庭長期鬥爭的準備。
對日民間索賠的類型和案例
據中共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林曉光介紹，從受害類型上區分，目前已經或將要進行的對日民間索賠案主要有以下幾種:中國受難勞工索賠案；日本“731”細菌戰受害訴訟案；慰安婦索賠案；戰爭慘案索賠案。從訴訟對象上分，有起訴日本企業和起訴日本政府兩種。林曉光介紹，起訴日本企業的民間索賠案，基本是勞工索賠案，即中國受難勞工向戰時徵召勞工的公司索賠。而涉及細菌戰、慰安婦和戰爭慘案的索賠案則都是把日本政府作為被告。
林曉光説，在日本提起的若干起民間索賠案件，全都遇到重重阻力，很多拖宕多年沒有結果。比如中國的日軍細菌戰爭受害者1997年8月起就向東京的法庭提起了第一次訴訟，並獲得日本“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要求國家賠償訴訟律師團”的辯護支持，但幾年中開庭16次，直到去年，這場曠日持久的訴訟案才進入調查取證階段。再如著名的“花崗事件”索賠案，1995年底東京最高裁判所第一次正式開庭審理，直到去年底，才達成庭外和解。但中國學者普遍認為，該案的庭外和解另有隱情，沒有達到訴訟的目的，絕非對日民間索賠的成功範例，相反還有一些負面影響。
在日起訴，為何無一勝訴
世界各國民眾在日本起訴的戰爭索賠案已達60余起，至今無一勝訴。
作為“二戰”中國勞工索賠團中國原告法律顧問的北京大正國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孫靖向記者介紹説，日本法庭審判各國對日民間索賠案判原告方敗訴的理由大約有以下幾條:第一，超過訴訟時效；第二，個人不能作為國際法庭的訴訟主體；第三，被告否認事實，法庭也不予認定。
林曉光副研究員説，除上述，還有一些藉口也是日本法庭判敗的理由，比如民間無資格把政府作為被告；個人行為不應由政府承擔賠償；日本現有法律不支持賠償；地方法院無力追究政府的賠償責任，等等。同時，在日訴訟必須由日本的律師做我們的訴訟代理，儘管這些律師都是有一定正義感的律師，但總有一些利益的和其它方面的考慮。
林曉光還認為，無故地拖延審理週期也是日本應對民間賠償案的一個手段，如花崗事件起訴時有11名原告，到了庭外和解時只剩下二人。戰爭受害者均年事已高，戰爭本已給他們留下無可修復的創傷，曠日持久的訴訟對他們亦是一種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
專家普遍指出，日本修改教科書的藉口是不滿于過去的教科書帶有“民族自虐”的性質，他們對待民間戰爭受害索賠的態度與此同出一轍。而日本的法院根本不可能超越政府而獨立審判。
另辟戰場，到第三國起訴
基於已有的判例和日本的現狀，專家們普遍認為各類民間賠償案在日起訴均前景暗淡。因此紛紛選擇新的策略，在第三國起訴。
由孫靖律師擔任中方法律顧問的中國二戰勞工索賠團，已于去年8月23日在美國加州法院對日本三菱、三井兩公司提出賠償訴訟。孫律師介紹説:去年美國加州通過了《強迫勞工賠償法》和《日軍戰爭責任道歉議案》，美國國會最近也通過了《日軍檔案公開法案》，這些議案、法案為各國勞工起訴日本企業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因此，去年至今，各國勞工在美國法院起訴日本企業的案件目前已達20多起。
孫律師説，在第三國提起訴訟，對在日本本土進行的民間索賠案也起到了積極作用，比如花崗事件的庭外和解，以及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賠償案在拖延了幾年之後進入調查取證階段，都和日本法院感到了壓力有關。日本法院畢竟不希望越來越多的民間索賠案跑到美國去打。
據了解，孫靖代理的另一起對日索賠案——潘家戴莊村民集體訴訟案也可能選擇在美國起訴，孫律師説，這亦和美國有巨大的華人社團支持有關。
蘇智良教授説，從他對日本國民包括日本留學生的接觸來看，很多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年輕人不知道日本戰爭犯罪的事實真相，而在日本起訴，除了訴訟本身對我不利之外，輿論的宣傳也容易被日本政府控制，真相依然可能被封鎖。而到第三國起訴，新聞宣傳會相對客觀，可以將日本的戰爭罪行真實地揭露出來和昭告世人。
民間索賠，注重結果更注重過程
孫靖律師説，我們從個案入手，將要謀求的是全中國近40000勞工問題的整體解決。
林曉光副研究員説，在第三國起訴，即使勝訴，能否在日本執行也還是個問題。但從索賠想要達到的目的來看，我們不僅要求實際的賠償，更注重法律過程。如果法庭判決對罪行後果進行賠償了，那就意味著法庭首先認定了犯罪事實。
蘇智良教授也説:我們重視結果，更重視過程，我們希望的是事實真相的揭露和正義的聲音的傳播。我們對索賠前景不做過於樂觀的估計，但是我們可以通過訴訟讓法庭見證戰爭的罪惡，讓日本正視其犯罪的事實。
專家們一致認為，還歷史真實有時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我們應該有鍥而不捨的決心和毅力。納粹戰犯的戰爭罪責曾經也未被充分揭露和普遍認可，但猶太人不依不饒、窮追不捨，終於使戰犯受到了應有的審判。我們對日索賠的法庭戰爭也將是一場持久戰，但我們不言放棄。（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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