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稿：使命高於一切責任重於泰山（陳剛毅）

央視國際 (2006年04月21日 11:31)

　　報告人：陳剛毅

　　尊敬的各位領導、同志們：

　　大家好，我叫陳剛毅，是湖北省交通規劃設計院一名普通的專業技術人員。我的崗位很平凡，做的也是很平凡的事情。但是在平凡的崗位上，我一直努力嚴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崗位實踐，不斷感悟著一個交通人、一個共産黨員的職責和使命。今天，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向大家彙報我的工作和思想情況。

　　我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母親在我十幾歲的時候就已過世，我很小就要分擔家中的農活，飽嘗過生活的艱辛。1983年，我考上了湖北交通學校，這是我生命中的一次轉折，我的人生也因此和交通事業緊緊聯絡在了一起。我知道，對一個農家子弟而言，進城求學、工作的機會來之不易，當時我對自己説：“一定要珍惜所獲得的機遇，上學，就得學點真本事；今後工作，也要做出好成績！”

　　20年來，我先後從事過交通勘察設計、監理、施工、管理等工作，參與了省內的宜黃、黃黃、京珠等高速公路建設，從一名普通中專生，成長為高級工程師。2001年，我被組織上選派，到西藏參加山南地區“湖北大道”建設,我的事業又和光榮的援藏工作聯絡在了一起。

　　“湖北大道”是當時湖北省的重大援藏項目，也是西藏交通建設史上第一個工程總承包項目，我被任命為項目的總工程師。擔當這樣的重任，我既興奮又感到特別有壓力，這條路承載著湖北人民對西藏人民的情誼，也代表著湖北交通的形象,作為工程的技術和質量負責人，我肩上的責任重大。我給自己定下目標：“一定要盡全力把工程做到最好！”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從施工材料的選用，到工程質量的驗收，每一個環節我都謹慎對待、嚴格把關。工程開工的頭兩個月，項目部沒來得及配車，從住地到工地，我每天都是走去走回，一天下來，要走十幾公里路。在高原上不比內地，走路稍微快一點就會氣喘吁吁、上氣不接下氣。可不管高原反應讓人多難受，我仍然堅持每天去現場查看，掌握進度、把關質量。有一次，我在檢查中發現一段200米的水泥穩定層強度不合格，要求施工單位打掉重做。施工單位又是送禮又是託人説情，想讓我通融一下，都被我拒絕了。這件事過後，我“不講情面”的名聲也在工地上傳開了。

　　“湖北大道”竣工後，被交通部公路運輸工會評為“優質工程”。《西藏日報》專門做了報道，把“湖北大道”比做“無字豐碑”。的確，對我們這些工程建設人員來説，修的每一條路、每一座橋，都象一座里程碑，銘刻著我們人生的足跡，我希望今後回首這些足跡時，多一些欣慰，少一點遺憾。

　　由於我在“湖北大道”項目上積累了一定的工程管理和藏區工作經驗，2003年，組織上決定，由我擔任交通部重點援藏項目、國道214線角籠壩大橋的代理法人。

　　214國道沿著著名的“茶馬古道”而行，是連接雲南、西藏兩地的主要通道，藏東地區的生産、生活物資主要靠這條線路運輸。然而，自1997年角籠壩出現第一次大的泥石流起，頻繁的滑坡，使這裡成為國道214線上的“卡脖子”地段。最嚴重的一次交通阻塞，竟長達1個月。我深知，角籠壩大橋的建設，對保障國道暢通、促進滇、藏兩地經濟發展、維護民族團結具有重要的意義。組織上信任我，把這麼重要的任務交給我，我感到十分光榮！

　　我進藏的時候，省交通廳和設計院的領導送我去機場，叮囑我説：“一定要圓滿地完成這項任務！技術上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我們可以隨時給你提供幫助。管理上，要堅持你在湖北大道時的嚴格作風，不要怕得罪人。”聽了這番話，我心裏更踏實了，因為在我身後，有全體湖北交通人的關注和支持！

　　2003年4月，我們來到拉薩，進行工程的招標工作，技術上的難題首先擺在了面前。我的專業是土木工程，可角籠壩大橋是鋼結構懸索橋，技術上涉及到土木、化工、冶金、鑄造等多個領域，我們要解決的技術難題很多，當時可供借鑒的資料卻非常有限。做了多年的技術工作，我始終有一個信念：克服困難的過程也就是提高自己的過程，一個合格的技術人員，必須敢於應對新知識、新技術的挑戰。那段時間，我一頭扎進技術資料裏，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有時為了弄清一個難點，要翻遍手邊的書籍，打十幾個電話請教。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和同事們經過50多天的奮戰，編制完成了工程的招標文件，得到了評審專家的一致肯定。我編制的工程技術規範，裏面有上千個技術指標，我都做到了瞭如指掌。這兩個月的磨練，讓我的專業水平得到了提高，也使我對做好工程充滿了信心。

　　項目開工了，在西藏交通部門的全力支持下，各項工作順利展開。當地的藏族百姓也給予了工程建設許多幫助。記得角籠壩大橋開工建設不久，運輸施工材料的道路因山體崩塌而被堵塞，當地公路養護部門的同志和藏族百姓趕到塌方地點，用手搬、用筐運，整整忙了兩天，幫我們疏通了道路。可事後，要向他們支付正常的勞務費時，這些藏民卻一分錢也不願意收。當地養護部門的同志對我説：“我們盼著角籠壩有座橋盼了多少年了，你們把橋建好了，就算是對老百姓最好的答謝！”這番話，讓我深切感受到當地百姓對我們的期盼和情誼。這座橋不僅僅是一座致富橋，也是一座藏漢民族的連心橋！

　　我和同事們確定了四句話的工作目標：“打造一個精品、培養一批人才、服務西藏人民、加強民族團結”。這幾句話挂在項目辦的墻上，激勵著我們每天更加努力地工作。

　　就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橋建設中去的時候，命運，給了我一個殘酷的考驗。2004年2月，我被診斷患上了結腸癌。剛得知病情時，真的有如晴天霹靂，我反復問自己：“我還能活多久？難道以後就這麼在病中度過了？”那段時間，多虧了我的家人、領導和同事們，始終在我身邊開導我、鼓勵我。西藏交通廳的領導，甚至從千里之外，給我發來慰問電，寄來了鮮花。感受著這些溫暖，我的心情漸漸開朗起來，我對自己説：“反正病情已經這樣了，發愁也沒有用，倒不如放開胸懷搏一搏。治病的事就交給醫生，我自己該做什麼就去做什麼！角籠壩大橋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我決不能半途而廢！”

　　我一邊積極配合醫生進行治療，一邊和工地聯絡。2004年4月，大橋工地發生了一次塌方，得知這個消息，我在家怎麼也呆不住了，向院裏要求，讓我回到西藏建橋工地上去。院領導不同意，家人更是堅決反對，我就反復地跟他們談我的想法：“角籠壩項目從啟動開始，我就一直參與，工程上的情況，沒有人比我更熟悉。如果換人頂替我，需要一段時間適應，恐怕會影響工程進度和質量。我的身體恢復得還可以，有了工作寄託，精神愉快些，對病情也許還有好處……”。就這樣軟磨硬泡，領導和家人實在拗不過我，同意了我進藏的請求。

　　5月初，我做完第二次化療後，回到了西藏工地。化療的過程是相當痛苦的，每次化療後身體都會極度虛弱，頭昏眼花，渾身疼痛，對食物聞都不想聞，吃什麼吐什麼，感覺整個人完全垮掉了。從武漢到角籠壩，中間要轉兩次飛機，要坐車翻過海拔近5000米的白馬雪山。生病前，每次走這段路，雖然難受，還能忍過去，化療後再進藏，可能因為身體虛弱了許多，車過白馬雪山時，好幾次，我吸著氧氣都差點昏倒。在工地上，感覺高原反應也比原來強烈許多，每天晚上，我難受得在床上翻來覆去，只能睡著2、3個小時。可越是這樣，我越捨不得離開工程，我想：“角籠壩項目也許是我這輩子最後的一個大項目了，無論如何我要把它做完。”

　　每兩次化療中間有1個月左右的間隙，我就利用這個間隙期去西藏工地，處理完工程上的事情後再回武漢接受下次化療。2004年3月到11月，我在手術後7次化療期間，4次進藏,最長的一次在工地上呆了一個多月。病痛加上高原反應，每次進出一趟西藏，我都要瘦個7、8斤。現在想來，當時全靠著對工程的強烈牽掛，靠著精神力量的支撐，我才能堅持做完了一次又一次的化療，才能憑意志與惡劣的自然環境、與病痛相抗衡，把大橋的建設工作完成。

　　曾經有人問我：“在你的價值天平上，是生命重要，還是大橋重要？”説心裏話，生死關前走一趟，我對人生看得更清楚了。對我來説，快樂就在崗位上，生命就在事業中！我當然珍惜自己的生命，但可貴的生命需要有意義的事業來支撐！我覺得，人活著，一定要有一點精神，要有一種信念。使命高於一切，責任重於泰山，這是我的信念！也是一名共産黨員應有的品質！

　　我永遠不會忘記2005年8月3日，角籠壩大橋通車的那一天。成百上千的藏、漢群眾扎紅結綵，載歌載舞，在嶄新的大橋上流連忘返，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一位藏族老阿爸眼含熱淚不斷地撫摸著大橋的欄杆。那一刻，作為一名大橋的建設者，我感到無比的激動和欣慰，也慶倖自己沒有被病痛打倒，沒有放棄努力，我的堅持得到了最好的回報。

　　對我的工作，家人給了我極大的理解和支持。我和愛人兩地分居十多年，是她挑起了全部的家庭重擔。在她遷居武漢後，我又兩次援藏，仍舊是聚少離多。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看著日漸憔悴的妻子，想起平時只能在電話裏向我撒嬌的女兒，念及白髮蒼蒼的老父親，我深感愧疚，卻無以為報。我深知，選擇了事業就必須有犧牲和付出。有許許多多的同行和我一樣，常年累月工作、生活在建設一線，有家不能回，為大家舍小家。正是因為有了無數交通人的默默奉獻，才成就了交通事業今天的輝煌！

　　二十年時光匆匆，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份內事，組織上卻給了我這麼高的榮譽，讓我倍受鼓舞。我真誠地感謝黨的教育和培養，感謝所有關心過我、幫助過我、支持過我的領導和同事，感謝我的家人！我希望自己能儘快康復，早日回到工程第一線，為老百姓鋪更多、更好的路,架更多、更好的橋!

　　謝謝大家！

責編：郭翠瀟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