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路雜誌] 同事眼中的陳剛毅
央視國際 (2006年04月20日 03:56)
陳總是個“拼命三郎”
過完春節,楊吉紅就又要去浙江省洋山港工地,一幹將是三年。當我們問起他跟陳剛毅一起工作時最強烈的感受是什麼,他説:“陳總是個拼命三郎。”
2003年,交通部委託湖北省交通廳,承擔國道214線西藏角籠壩大橋項目建設管理工作。2003年4月8日,陳剛毅帶領項目辦全體人員進駐拉薩。據楊吉紅回憶,他們下了飛機就直接趕到西藏交通廳項目中心報到。從那天開始,為了起草招標文件,陳剛毅每天只睡3、4個小時,有時甚至通宵達旦地工作,濃茶和香煙成了他提神的“法寶”;而極度疲勞加上高原反應,他的腸胃開始“鬧情緒”,只能用白開水泡米飯勉強下咽。6月2日,招標文件發售,文件編制質量得到了西藏自治區交通廳的好評。而陳剛毅,也在這短短40天時間裏,整整瘦了11斤。
“工程正式開工後,陳總狠抓進度和質量。大橋施工條件極其惡劣,地質條件相當複雜,與地質勘察提供的資料有較大出入,工程變更量較大,陳總擔心大橋不能如期完工,經常與大家一起探討各种先進的施工工藝。為了抓緊時間,施工單位實行了24小時三班倒工作制,為了保證質量,我們項目辦幾個人每天輪流去工地檢查,陳總患病前幾乎天天跑工地,治療期間,進藏第一件事便是及時去工程現場了解進展情況,並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大橋完工時所有分項工程的質量優良率都在96%以上,大橋動靜載試驗結果表明所有結構安全符合設計要求。”
“你主要負責技術工作,陳總生病,對你的工作有什麼影響?”
“2004年春節過後,陳總被留在武漢治病,我們回到工地上照常施工,腦子裏弦繃得更緊,有問題就給陳總打電話或者找黃總(黃紹國,角籠壩大橋總監理)商量。”
“想到過陳總會再回西藏工地嗎?”
“誰都沒想到!”楊吉紅説,“2004年4月13日,角籠壩大橋芒康岸右錨洞發生了第三次塌方,主要原因是遇上破碎性且夾雜粉泥的玄武岩,勘測報告裏沒有反映。當時陳總在武漢,聽到我們電話彙報的消息聲音特別焦急,恨不得馬上飛到現場,要我們有任何情況隨時打電話給他。有一天夜裏我們不得不給他打電話,電話是他妻子接的,她小聲講有事能不能明天再説?我們也準備挂電話,但是馬上聽到了陳總微弱而急促的聲音催妻子遞電話給他。第二天淩晨不到6點,他又給項目辦還有黃總打電話説了詳細的安排。後來才得知打電話的時候,陳總剛做完當天的化療不到兩個小時。我想錨洞塌方是個導火索,陳總本來就是個責任心極強的人,手術後日夜密切關注工程,這下更讓他在武漢呆不住了。”
2004年6月22日,西藏自治區交通廳請來了交通部的專家對塌方錨洞進行會診,按照新的地質情況制定了相應的施工方案,工程得以順利繼續進行。而陳剛毅,自5月之後,又在化療間歇的7月、9月、11月前往西藏工地組織施工。
“陳總不把自己當病人,照樣加班加點。有一天晚上,對施工單位進行計量,施工單位等著拿到資金後去採購材料。技術部審完已經是夜裏11點,合同部審完到了淩晨2點,我們都説第二天再交給陳總簽字,誰知道陳總在隔壁等著沒睡,他審完簽字時快淩晨4點。”
范史文 角籠壩大橋項目辦公室計劃合同部
我在他的幫助和鼓勵下進步
見到范史文之前,我們早聽説了他的“女朋友風波”,於是一見面就問他:“小范,新房子裝修好了沒有?”范史文笑了笑,説:“都快成舊房子啦,2003年10月拿的鑰匙;一直沒時間裝修:這次春節也沒休息幾天,馬上就得和楊吉紅一起去浙江洋山港項目工地了!”
道聽途説難免添油加醋,我們詢問起這位當事人“女朋友風波”的始末來。
“我和女朋友是大學戀人,2001年我剛畢業到設計院工作,院裏安排我去角籠壩工程。去了西藏之後,我們兩個人的感情面臨考驗,追她的男孩子特別多,我又遠在天邊,漸漸有些摩擦。2005年下半年,有一次電話裏吵得特別兇,我心裏很委屈,認為她不理解我、不珍惜這份感情。”
這樣的“風波”對於長年累月背井離鄉的工程人員來説,並不陌生,陳剛毅工作二十年以來,和妻子聚少離多,而不善表達的他也總是把對妻子的牽掛和愧疚默默地放在心裏。
“當時正值工程收尾階段,面對我強烈的情緒波動,陳總耐心地開導和指點了我一番。他幫我分析事情的緩急輕重,衝動的時候要學會冷靜,並教育我做工作要有始有終。通過和陳總的交流,我深受鼓舞與啟發,同時也領悟了許多人生的道理。現在想來,幸好當時聽了陳總的話。現在和女朋友的關係更穩固了。”今時今日説起這段往事,范史文顯得成熟了不少,兩年多的歷練,打造出了他身為一個工程員的“本色”。
看來,陳剛毅既是上級,還是個家長,給予項目辦的年輕人們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在陳剛毅患病之前,每逢節日,他總會不辭辛苦地驅車120多公里(全部是路況比較差的土路)去買來新鮮的蔬菜和水果,為離家千里剛走的“孩子們”營造出濃濃的節日氣氛。
范史文還告訴我們,陳剛毅最常跟他們説的一句話就是:“年輕人不要怕吃苦,不要太計較個人得失,要利用好每一點時間學習新的知識”。而負責計劃合同管理工作的范史文,從陳剛毅那裏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則是他因為“一塊錢”所受的嚴厲批評。
在2004年12月25日對承包商的第12期工程計量中,承包商上報的計量支付文件中有一項金額多算了一塊錢,范史文審查時沒有發現,事後陳剛毅在審核過程中發現了。
“當時陳總就問我為什麼沒有發現這一問題,我辯解道——不就是一塊錢嘛!何必這麼認真。他當時態度很嚴厲地説——搞計量就是要嚴謹,一是一、二是二,按規定該給承包商的計量多少我們就應給多少,不該給的一分也不能多給。從此以後我對待每期計量都特別仔細,讓陳總放心。”
據了解,在項目投資的控制上,陳剛毅本著不讓國家浪費一分錢的投資控制理念,嚴格控制每項建設資金的支出,特別是在對每項工程變更的審批上,更是慎之又慎,雖經監理部和項目辦各有關部門嚴格審查,他還是要親自認認真真地再審核一次。另外,他還制定了一系列財務制度,嚴格控制項目辦建管費的支出。
熊頌寶角籠壩大橋項目辦公室綜合部
飄舞在高原上的潔白哈達
“太陽和月亮是一個媽媽的女兒,她們的媽媽叫光明,漢族和藏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我們的媽媽叫中國。”這首藏族祝酒歌,我們採訪過的很多援藏幹部都會唱,優美的旋律,真摯的情感,將兩族人民的心拉得很近很近。身為技術援藏工程項目法人代表,陳剛毅深知自己的歷史使命:不僅要為藏民建一座富裕之橋,還要建起一座友誼之橋。
2003年9月的一天清晨,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將陳剛毅等人驚醒,原來是從工地上打來的電話,有施工人員發現在角籠壩工地不遠的險段,一輛載著藏民的卡車翻下了100多米的陡峭山谷。大家頓時睡意全消,迅速趕赴現場,在當地政府趕到前,陳剛毅已沉著地開始組織搶救行動。據熊頌寶回憶,那天是個陰雨天,路滑,山頂上飄著雪;有的人在腰間綁上繩子下到谷底,用施工木板做擔架把傷員一一往上抬;有的人找來彩條塑料布和棉被鋪在地上,讓傷員平躺;大家都聽從陳剛毅調度,沒人拖後腿。因為芒康縣醫療條件有限,陳剛毅果斷決定,將傷員全部送到雲南德欽縣醫院救治。“因為搶救及時,我們從谷底救上來的9名傷員全部脫險了。後來他們送來了青稞酒和羊肉,所有參加搶救活動的人都特別自豪!”熊頌寶説。
很多藏族民工積極參與到了角籠壩大橋的建設,陳剛毅知道藏民的支持對工程順利進展十分重要,所以他將處理好跟民工的關係,當成分內的工作。2004年1月春節放假前,陳剛毅要求施工單位將工資一分不少地發到藏族民工手上,那些天他常對熊頌寶説:“你就把他們當成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如果你的父母和親人在外面打工拿不錢,你心裏是什麼滋味?”為及時兌現工資,陳剛毅組織車輛到100多公里之外的德欽縣城取款,然後親自到現場督促造冊、發錢,直到最後一位藏民按下手印領到現金,他才放心離開。
“2004年春節前,項目辦的藏族司機旺久在回家途中突然胃部出血,急需輸血。當地縣醫院沒有血庫,而藏民們只為至親的人獻血,找不到血源,醫院下達了病危通知書。陳剛毅知道後立即打算獻血,可惜我們幾個人的血型都不配。那大雪之夜,他不顧山高路險,趕到施工單位請求援助,好不容易組織了8個人趕到醫院,硬是把旺久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説起陳剛毅在旺久生死關頭的行為,熊頌寶讚嘆不已。
自從陳剛毅生病以後,熊頌寶就接到了設計院領導安排的新任務——陳總的“勤務兵”,負責監督他按時休息,和時刻關心他的身體情況。在我們意料之中的是,熊頌寶説自己失職了,因為正如楊吉紅所説的,陳剛毅工作起來從來是不知疲倦。
兢兢業業的陳剛毅,不但贏得了普通藏族百姓的心,也贏得了藏族幹部的友誼。2004年3月,西藏交通廳前任廳長加措在視察角籠壩大橋工地後,囑咐辦事人員特意去昆明給陳剛毅郵寄了一籃美麗的鮮花表達慰問之情。而昌都地區交通局局長澤洛,是陳剛毅在西藏結交的最好的“兄弟”。2003年工程伊始,澤洛局長就開始給予了項目辦多方面的有力支持,兩年多以來,只要接到陳剛毅的求助電話,他二話不説就從550公里的昌都趕到工地上來,來回一趟得花上24小時!
“2005年10月,我們離開芒康,知道陳總要走了,澤洛局長親自趕來餞行。飯菜很簡單,陳總那天特別激動,破例要用啤酒向澤洛局長敬酒。我們都知道,陳總手術後就煙酒不沾了。澤洛局長死活不依,還是讓陳總喝涼白開,自己則噙著眼淚將滿滿一杯烈酒一飲而盡!在座的人都感動了。”
離別是為了更好的相聚,我們在心中默默為陳剛毅祝福,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姜友生湖北省交通規劃設計院
奉獻和敬業是公路交通人的本色
1988年從重慶交通學院畢業的姜友生,是一名技術型管理人才,和同事們一起設計了好幾座大橋,負責設計的湖北宜昌長江公路大橋剛剛榮獲“第五屆詹天佑土木工程大獎”和“魯班獎”。
身為一個交通戰線的工程師,姜友生對這個行業有著深厚的感情:“在我們心目中,交通事業很光榮,沒有路的地方需要我們。這些年交通建設超常規發展,我們公路交通人作出了超常規的巨大貢獻。踏進這個行業,發現身邊帶病堅持工作的同事特別多,例如胃病,幾乎成了我們特有的職業病。在這種氛圍和傳統下,我們許多同事的確是將健康放在了事業之後。另外,涉及到個人利益大家都不爭,聽從組織安排,任勞任怨、甘於奉獻是幾代公路交通共同的品質。”
2004年2月,乍得知陳剛毅患病的消息,姜友生蒙了。設計院裏曾經有一位同事確診癌症後很快就去世了,萬一不測,剛毅的工作可以安排別人去做,可是剛毅的家人怎麼辦?這麼多年,怎麼自己絲毫沒發現剛毅身體不好?姜友生的心底深處,一股自責之情油然而生。他和同事們趕到醫院看望陳剛毅,了解病情,並關注著治療的進展情況。得知手術成功,姜友生松了一口氣,並將角籠壩大橋的工作進行了妥善安排,陳剛毅身體恢復期間可對項目進行電話“遙控”。
2004年5月,當陳剛毅推開辦公室的門,態度堅決地説要重回西藏工地的時候,姜友生本以為自己是絕對不會同意的。“剛毅太會做思想工作了,”姜友生溫和地説,“一番談話可説是對我曉之以情、動之以理、軟硬兼施,我主要擔心更換負責人對他精神上造成打擊,只得同意了他化療期間的第一次進藏,並要求他工作處理一下就快回來。後來幾次他就不跟我打招呼,化療完了自己就‘偷偷’去工地,並且待的時間特別長。”
2004年國慶前,放心不下的姜友生到了角籠壩大橋工地,既是慰問也是檢查。項目辦成員居住在一個黑乎乎的大倉庫裏,用隔板隔出幾間房,姜友生“責怪”陳剛毅怎麼不改善一下生活條件,陳剛毅説:“有大倉庫不錯了,沒必要換。”和項目辦同志座談的時候,問到有什麼實際困難需要院裏面解決,陳剛毅也説沒有困難。
“這幾個年輕人也沒讓人失望,他們剛到西藏的時候,我了解到買蔬菜和水果得開車跑到幾百公里以外,有小同志打了幾分鐘籃球差點休克,夜裏風大看電視得輪流爬到屋頂去扶天線,但他們都把這些當成‘趣事’,沒人打退堂鼓。”説到這裡,在姜友生的笑容裏,我們感受到了欣慰。
龔建平 同濟醫院
這是個意志力很強的病人
在龔建平的辦公室裏,我們看到了陳剛毅的病例。
如果不是我們的造訪,工作繁忙的龔建平並不記得陳剛毅,聽了我們的簡單介紹,龔建平看著病例告訴我們:“陳剛毅是結腸癌中期,據醫學推斷,病發時間是6個月到1年之間。當時據他自己説,他左下腹脹痛了6個月,遺憾的是,他當時沒有及時就診。剛才聽你們説,才知道他是個技術援藏的工程師,跟我的很多病人一樣,他太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我們又問起陳剛毅化療的情形,聽説陳剛毅在化療間歇還跑到西藏工地上去,龔建平驚訝了:“病人需要靜養和營養,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西藏工地上簡陋的飲食,無法提供給一個癌症病人需要的高營養。另外,西藏落後的醫療條件,這對他來講都是相當危險的。化療的痛苦,很多病人都無法忍受。他比較配合治療;只有2004年6月25日,因為白細胞和血小板的數量下降到正常人的一半,只好中止他的化療,讓他帶藥出院。”
隨著記憶的閘門被打開,龔建平想起了陳剛毅這個意志堅強、性格樂觀的病人。作為醫療專家,日夜和自己的病人打交道,癌症在龔建平眼裏不似普通人看來的那麼“災難”,抱有積極心態的病人康復幾率比較高,從某種意義上面來講,生命掌握在病人自己的手中。
“陳剛毅這樣的人,也是我從心底裏認同的,”採訪的最後,龔建平認真地説,“幹這行時間久了,生死關頭見過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態。有時候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得了癌症,首先要抓緊時間寫好一本書,把自己腦子裏面所有醫學方面的知識和思想整理出來留給社會。”
(《中國公路雜誌社》2006年第054期(3月上) 本刊記者 李薇 胡建國通訊員 周際 詹立)
責編:郭翠瀟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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