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央電視臺才有新聞調查—麥天樞 

央視國際 (2006年04月18日 13:58)

　　麥：我應該感謝《新聞調查》。我在中央電視臺十多個欄目座談過，或者要求我去講課，但印象最深還是《新聞調查》。原因我想大概是《新聞調查》這樣的欄目與我個人的經歷有關。我不是個純粹作家出身的文化人，80年代我是個新聞記者。那時我一邊在書房裏做事，一邊熱心理解中國的政治，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中國的新聞。我從來不認為新聞可以單獨把它認為就是一個新聞，是一個脫離政治和社會進程的獨立行業。我從來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新聞是政治的一個構成部分。它的進展，它的發育程度，它的風格，甚至他可能形成的傳統，都一定是中國在政治變革整體進程中的一個部分。在中國現在提出政治文明這個概念，中國政治文明在實現完整的理念建設和制度建設之前，都不能設想會脫離政治建成的一個輿論進程，這是我對新聞一個判斷。

　　但是現在這個社會又是一個傳播的社會，中國還有很多億農民，大多數人口還在種地生活，傳播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的基本成員的基本生活方式，這跟西方歷史進程是完全不同的，這種情況下我非常希望看到，或者感覺到中國的新聞從業人員能不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有一些創作？有一些自我的反省？這是我介入《新聞調查》欄目時的初衷。其實我在與《新聞調查》打交道的過程中，對我們新聞從業人員的思想狀況，情感狀況，對我們的輿論制度，我覺得增加了很多了解和理解。我個人也是一個收益者。

　　我想我可以講幾件事，一個就是實際上我第一次被邀請去參加做評委，是因為當時王利芬拍了一個片子，叫《透視山西運城滲灌工程》。

　　因為我過去曾經在山西待過很長時間，我在《中國青年報》時當過山西站站長，我對山西比較了解，當時我就在太原。這個片子出來之後，我非常感興趣，我覺得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感動在什麼地方呢？我沒想到當時還有新聞記者以這樣的方式，能觸擊我們社會包括我們政治體制、基層政治、基層經濟活動當中這麼深刻的問題，好像第一次感覺到電視的這種新聞監督，原來它是這麼艱難，同時比較平面媒體，是這麼自由。當時很讚賞王利芬那樣記者的風格。我過去對新聞記者，尤其電視的新聞記者的做派非常不贊成，現在中央電視臺很多欄目，很多主持人，很多記者露面的形象我覺得不能看，我覺得戲子的意識高於記者意識，這我想大概兩個原因。

　　我對電視新聞非常不滿，我總覺得中國還是一個嚴肅的時代，不論娛樂的東西在電視上佔多少分量，因為中國的國家民族歷史負擔太重，體制負擔太重，離他建設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還很遙遠，這個代價成本也很高，社會的不和諧，在變革過程中一個階層一個階層的人付出的代價很高，痛苦也很深，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新聞工作者，尤其中央電視臺影響非常大的傳播機構，應該有幾個基本的情感，有一個基本的面貌，這個面貌和情感是不能脫離這個民族的命運的。但是不是，但是我們這些記者很可能過去早期電視上傳播的都是一些播音員形式，早期在電視上活躍的都是一些文藝節目，新聞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的開放逐步走向傳播的臺前，因此中國的電視新聞記者作派不是來源於新聞的要求的，它是來源於那種表演的意識，所謂這個表演的意識在新聞節目中不斷地延伸，我非常反感，但是那次那個節目王利芬不是這樣，她是個記者，我在電視當中看到了一個為內容所駕馭的所控制的一個記者。

　　對於去追逐內容追逐職業目標的一個記者，他個人的美、醜、姿勢怎麼樣，化粧怎麼樣，他忘了。當時我看到一個女孩子爬上滲灌造假工程，這些細節非常真，我從這個新聞記者的角度對王利芬——我不認識她，有一個很深的印象，我非常推崇這種職業精神，我覺得中央電視臺的從事新聞工作新聞欄目的記者，應該是這樣一個面目。那種蘭花指，那種惺惺作態，露一個面都要擺一擺，都生怕觀眾忘了他，這跟新聞目標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但這個原因很多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很大，中央電視臺很大，這個大是因為國家輿論的管理，中國特殊輿論時代需要的這種控制狀態，這種狀態導致了無法比較的惟有的傳播效果，這種效果往往讓他的從業人員在十幾億人口的傳播市場上去追逐非職業的、狹隘的虛榮的自我心理效果，這點上我覺得整個中央電視臺很可能沒有太意識到這個問題。

　　記：能否就此談談你的看法？

　　麥：我想中央電視臺應該有自己的文化理念，這個理念應該有兩樣東西，一樣東西是中國的政治進程、社會安全、傳播責任；第二個應該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建設。如果在這兩條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傳播理念，對主持人也好，對新聞出境記者一樣，就會形成一個法律一樣的形象要求和氣質要求，培養出來的這個新聞記者已經是具有深度情感，他有他帶著中華民族的那種美感，帶著中國特殊時代職業記者的氣質。但這些東西好象都沒有，導致了我看電視臺上現在是娛樂領導新聞，玩鬧征服莊嚴和嚴肅。現在一個極富有責任的傳播機構，經常在欄目包裝上也好，頻道包裝上也好，出現了新聞娛樂化的浪潮，有些很嚴肅的頻道和欄目那種包裝程序跟娛樂節目差不多。實際上這是在內容追求上沒有進展，靠內容靠不住，所以走了這樣讓人非常遺憾的道路。

　　正因為我對電視有這樣一種情感上和美感上的阻抗與排斥，所以當時我看了説著比較熟悉的地方事情，對山西運城滲灌的揭秘，我就忍著看，看了之後我對王利芬記者的作派，第一次有了尊重之感。作為一個文化人，這是當時的一個感覺。第二個感覺就是我覺得電視因為客觀性，不需要用概念表達，更多對事實的追究往往是不可否認的，這個電視對畫面對事實的直觀記錄，給新聞記者巨大的自由。有些事實如果用文字概念的方式是無法發表的，無法傳播的。但是電視可以不用概念表達，用事實追究，用畫面，用人的表情，它能夠表達能夠追究。因為我就想到實際上是要找到好的方式，有好的職業準備。電視新聞不是説是因為它的轉播效果不自由，而是有更自由力。當時産生了這兩點看法。正好那時夏俊去找我，去看我。當時他播了這個《新聞調查》之後又拍一個《焦點訪談》，談山西對事件中一些人的處理後果。他們又去了，去了以後看我，我把我的看法跟夏駿談了談。談了以後夏駿非常在意，就想讓我寫篇文章。我説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給你們寫，我多少年了不寫文章，因為我做些課題，我説給你寫封信吧，要覺得合適，你可以拿去發表。如果不合適，就作為我給你的一封信。因此我寫了一封信。那時我在太原，我的單位是中國東方文化研究院，還沒有調到作家協會，我現在在作家協會做專業作家。這樣的話就導致了這個東西發表以後，可能欄目也好，部裏也好出現了一些反映，認為大概我這個角度特殊一些，他們就邀請我去參加評獎。後來趙微找我去了一次，在北京評獎，我説這是最後一次，我一年之內不來了。我説現在往往一些欄目評獎比較多，《東方時空》《焦點訪談》，包括經濟部的欄目，我時間比較碎，所以我再沒去。但從那以後我對這個欄目看得比較多，對這個欄目有了一些理解。

　　我為什麼對《新聞調查》非常注意，按理説一個做課題做研究的知識分子，他關注信息化往往從自己的課題的角度，平時閱讀也好，看電視也好，選擇幾個信息量比較大的，對自己來説有補充性的報刊或者是欄目，但是對《新聞調查》為什麼比較看重？我感覺《新聞調查》這樣的欄目應該成為中央電視臺重量的標誌，傳播質量和品質的標誌。我想一個大的傳播機構，應該有自己基本面貌的欄目，這個主導性的欄目是它的理念，他的社會意識，他的文化意識和傳播意識。《新聞調查》應該是這麼一個欄目。

　　任何一個大的傳播機構，他最佔分量的，最主導的傳播內容，他對社會的直接影響應該來源於現實。一個社會從政治角度來説，它的開放也是新聞傳播的開放，一個傳播機構的成功也首先在新聞上成功，這是對社會影響最大的一面。但是從中國社會來説，人類歷史上還不會有哪個國家跟中國相比，用較大容量的欄目來追究複雜的現象和複雜的事實。這一個是因為社會本身就大，第二個中國社會面臨複雜的變革過程，沒有哪個事實和事情是簡單的，任何一個現象背後都有複雜的文化、歷史、制度的原因。這種調查性的欄目，我想它是營養最好，素材最豐富，承擔的任務也應該最光榮最有效果的欄目。因為我想它是個週刊，在我意識當中我就認為《新聞調查》它應該成為中國社會新聞品質築造的一個基地式的欄目，它關注什麼，怎麼關注，它對社會是怎樣的態度，他對社會的重大事件是怎樣篩選，它對這些篩選怎樣清理，它對這些重大事實將提供怎樣的角度。我想作為一個週刊節目，應該是在一年當中對54個背後有著更深刻各種關係的，在中國可以構成重大的事件的調查。它與搶新聞沒有關係。如果新聞沒有發生他就去了，他的欄目一定不叫《新聞調查》。一定是新聞比較發生了，作為你們第二落點還是第三落點。所以我反對《新聞調查》説這是我首發的新聞。首發的新聞對《新聞調查》一定價值不當。他一定是新聞已經發生了，已經成為一般傳媒中的新聞，他才出面，他才去追究，他才提供一個更權威更有深度更有認識價值這樣一個調查性新聞。

　　記者：但是有些學者也主張《新聞調查》應該具有一定的獨家性，就是説也許在別的媒體沒有披露之前，記者通過線索發現了具有重大新聞價值的事件，並對這些事件展開獨家的調查性報道。在目前媒體新聞激烈的競爭中，可能爆炸出一個很有價值的東西。

　　麥：這與《新聞調查》沒有關係。一個週刊不可能對突發的重大事件有最明快的反映，這不是他的任務。一個週刊45分鐘，這樣長的欄目是需要製作過程的，並且是個週刊，這兩條都決定了他搶來是不是獨家的都已經不是重大的。要是重大的，一定是被國內外傳媒關注的，已經關注過的。如果説中央電視臺一個長度最大的調查性欄目，新聞欄目，要關注的題目夠分量，一定不是獨家的。邏輯上就是這樣。除非你沒有能力把已經發生的新聞做得更好，做得更權威，做得更透徹，除非已經發生的新聞不容許你做的太透徹。在這個前提下你去計較是不是首發才有道理。

　　如果前面兩個前提不成立，你去追究任何新聞都不是你欄目幹得事情，這是我脫離開運作過程的具體障礙，從一個邏輯上判斷。中央電視臺是中國最大最有影響的傳播機構，沒有平等的競爭對象，在黃金時間裏面，在它的主導頻道中的一個最長的新聞欄目，如果它去追究什麼獨家新聞，這一定是悖離了這個欄目的初衷，它一定是在損失這個欄目本身應該有的價值，而不是增加它的價值。這就是我對這個《新聞調查》本身的定位。我的看法跟大家是不同的。但這個問題緊接著會産生第二個問題，我對這個欄目感興趣的一條就是，我接觸的新聞工作者，新聞記者，我一直認為《新聞調查》裏好多記者編導是最優秀的，我感覺不論是讀書的風氣，還是對思想認識的追求，還是專業上的能力。我曾經跟他們有好多次交流，並且有幾次我做評委給他們做講座，這中間都有一些對話交流。《新聞調查》現在情況我不是太了解了，我做的那一段，我認為整個中央電視臺都有比較優秀的一批記者。

　　但為什麼這樣一批優秀的人，他們會意識不到《新聞調查》做什麼？我想可能不是，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這些原因我過去私下跟他們討論過。一個是即便是優秀的新聞記者，對中國新聞在特定歷史時間內，跟西方新聞的根本區別，還是意識的不夠太清楚，在中國相當一個時間內，一個新聞記者該追求什麼，什麼是不能追求的，我覺得還不是太清楚，新聞從業人員在根本的中國新聞理念上，還沒有好的理論指導，這是我的判斷。第二個是新聞制度。這個新聞制度我相信中國共産黨領導新聞管理新聞是需要的。我相信如果説我們中國需要政治穩定，如果説我們現在的政治權威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財富，如果説中國的經濟建設只有社會穩定才能實現，這20年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那麼就新聞一定要服從政治穩定社會穩定，沒有説一個非開放的政治能夠承受一個開放的輿論，輿論一定是政治的一部分，輿論的進程一定要符合政治的總進程，它才是理性的，過度的自由對中華民族是一場極端的災難。沒有什麼東西比知識分子也好，新聞記者也好，追求過量的自由，對中華民族的傷害太大了。追求過量自由的知識分子，和追求過量自由的新聞記者，是不體諒中華民族時代處境的一種自私，一種職業自私和位置自私。

　　要體諒時局與人口的狀態，體諒這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必須經過一個承受很多委屈痛苦漫長的過程，要理解150年來，這幾十年是中華民族發展最好的幾十年，要理解在和平的條件下才能實現現代建設，要理解在社會政治穩定的條件下處理現實矛盾，是中華民族代價最小的歸宿，這點是必須承認的，這是社會理智歷史理智要求我們承認的，那麼我們就有一個原則，你是在追求西方那樣自由的條件下來追求你的新聞嗎？還是承認現在的社會的背景之下，在適度自由的條件下從事中國的新聞呢？這是我的基本看法。

　　在這點上我認為，尤其是一些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是不夠優秀的，因為不優秀，就混日子，就沒有那種衝動和能量追求這些東西。而優秀的新聞記者有個人的才能，有這種職業衝動，因此更渴望過量的自由，因此對新聞管理和制度的不滿，往往是新聞工作者中優秀的人，這成為矛盾的來源。而這種不理解這種理性認識的幼稚病，讓一些優秀的人難以變得更優秀，因為只有歷史智慧才能變得正確優秀，實際這個欄目的本身定位上一直不能穩定，今天長了，明天短了，今天講故事，明天講新聞，這樣折騰來折騰去對欄目的損耗很大，這個損耗其中一條是這個欄目的從業人員沒有在新聞觀上樹立中華民族時代新的新聞觀。比較西方的新聞資源，這個社會只能承受。這個時代獨有的新聞資源，適量的新聞資源，並且這個量是由政治來控制的，由政治的能量來控制的，也由政治的需要來控制的，這在歷史的角度來説，這是當然的，也是必須的。

　　記者：如果按您的觀點，《新聞調查》欄目所選取的都是當今發生的重大事件，可這些重大事件它的複雜性有一些肯定會牽扯到政治的層面上去。在沒有新聞監督法出臺之前，恐怕某些具有重大價值的新聞，或者有重大背景內容的調查性報道，會跟現行體制産生一些矛盾。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可能這個題材就會遭到槍斃。接下來就是實際的問題，比如一旦節目發生空播，對新聞從業人員除了是一種恥辱還是個人的損失。

　　麥：我想接著這個回答你的問題。中國這個新聞管理是出了問題的。應該大膽的承認，我是需要管理的，我是需要控制的，控制是符合中華民族願望的，但是新聞管理者沒有能力也沒有理念能夠説清楚這個問題，羞羞答答的。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能挂羊頭賣狗肉的，我的新聞不自由就是不自由，中華民族百姓也好，政治也好，還不能承受西方那樣的自由，因此我這個時代我就要以特殊的新聞管理，我的新聞是需要控制的，這樣的話哪些可以控制，哪些不可以控制，就可以商量。就可以研究，因此一方面他控制，一方面説我是自由的，這樣導致整個控制過程是人為和隨意的狀態。這樣導致大家都猜，往往上面有他的規定，哪個不準做，哪個可以做，但是更多新聞事實變化的社會一切都在不斷地發展，發生的事實是超越任何控制的經驗。這種情況下，具體單位領導人的職位，烏紗帽，就成為控制的最重要的一個動力，這樣就成立了一個水漲船高的，越到具體負責人，顧慮越多，控制越大，因此對新聞的管理頭緒越多，自由就越小，實際上往往在運行過程中不該控制的也控制，這實際上向中國的傳統管理提出了一個歷史性的問題。畢竟是一個傳播的時代，《新聞調查》《焦點訪談》都是一些例子，在讓它們在中國政治和社會能夠承受的限度之內，充分發揮作用，不光是社會需要的，也是一個政治慾望需要的。中央電視臺我想只有出現了強勢領導，跟中央領導人有很好的溝通，理唸有很好的準備，他才肯在改革的基礎上確定這樣一些欄目的尺度，如果沒有這樣事業性的領導人，他哪有這個責任，他生怕影響到他的烏紗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嚴點比管松點當然更安全，這樣的話每一級行政責任人都要比上一級確定的那種管理目標管理得更具體，管理得更充分。因為它的積極性更容易。這兩個因素導致了這個控制。我説的欄目定位，還不會説會“槍斃”，而是你犯忌了才會“槍斃”，你在不犯忌的條件下就沒有餘地了嗎？而恰恰我認為《新聞調查》因為糾集了一批非常好的電視製作人，新聞記者，他在中國又有相對壟斷地位的中央電視臺的位置上，才有能力從容地追求一些不是新聞的新聞，一般人認為不是新聞的新聞，他才能做好這樣的欄目。

　　但這個問題就要説到收視率的問題了，我認為中央電視臺以單純的收視率標準衡量所有的欄目是電視臺一些領導層無能的標準，也是缺乏事業心的標準。如果一些領導人有能力，有事業心，他一定不會提出一個單純的收視率標準。現在就是説我們的新聞實際上是在兩樣東西在支配著它的進展，一個就是社會政治的需要，組織社會，社會傳播的管理，要承擔社會政治責任；另一方面就是市場化的開始，市場化開始要從市場上獲取他的生存幾率，這樣的話當然要成為傳播媒體積極性的幾個基本來源之一。依照這個基本來源的話，市場上有無限的追求自由和新鮮感的動力，但是政治安全要限制你的自由和新鮮感，這個矛盾實際上在一個特殊時代是一種管理技巧。一個好的轉播機器，重大的欄目有兩條東西是應該注意的，一個是對整個電視臺的形象起作用，這種美譽度，社會威信的來源，不全來于它的收視率，它來源於那些公益性的欄目，來源於承擔某些社會責任的欄目。

　　我相信世界上對人類文化觀念和整個事件影響最大的傳播機構，一定不是收視率最高的。《紐約時報》就是一個例子，它並不是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中央電視臺為什麼不能有些欄目追求適當的收視率？當然太低了也肯定不好。某些欄目收視率高了不好，應維持在一個適當的收視率。因為高質量的收視階層對社會的影響跟一般收視階層是不一樣的。現在這種對收視率的評價方式和管理方式，就是不動腦子，完全由一個機構來評價。一個電視臺要讓人尊重，如果沒有好的文化品位的節目，好的品位的新聞欄目，不追求過高收視率的欄目是不可思議的。我想這既是理念的問題也是能力的問題。我認為中央電視臺如果提出一個簡單的收視率標準是不可思議的，可以説是對一個大的轉播機構在社會上的地位毫無認識才這樣做，它把它混同於生産衛生巾，生産傻子瓜子的一個企業，才會這樣做，以為賣得多就是效益，

　　不是這樣的。我想這個收視率標準的提出，對優秀優質欄目這種毀滅性打擊，在《新聞調查》是有反映的。好多次去了以後，看到加封收視率，似乎收視率高節目就高。對某些欄目末尾淘汰我是贊成的，就是那些直接面對普遍大眾的，看的越多越值錢，追求商業效果的，但是如果新聞欄目追求這樣的話，電視臺就顯得太淺薄，制定制度的人也顯得太懶惰。可以稍微勤快一點，可以有不同欄目的劃分，不同的形象目標，不同的聲譽目標，這會讓一個傳播機構的欄目有一個梯級結構，由一個梯級結構的資源構成。

　　記者：您對於受眾的結構分析和欄目本身的內容力度，是怎麼看待的？

　　麥：我想在業務上的判斷他們都是有經驗的，不同的欄目對受眾這些判斷，包括西方成熟的市場風氣這些經驗，他們都在實用。重要的不在這個，重要的是在電視臺壟斷的條件下，在現在的政治體制條件下，它的領導層沒有品牌意識，或者説品牌意識是説在嘴上，營造一個傳播品牌的規律我覺得根本原因在這個地方。

　　《新聞調查》有一段時間魚龍混雜，有些是真正的新聞調查，有些是動情的言情故事。有一段去參加評獎我是不大贊成的，好多優秀的新聞記者，包括到鳳凰臺去了的劉春，他跑到山上拍大學生的故事去了。這些片獲獎我是非常反對的，我覺得這是別的欄目可以做的。現在電視臺好多欄目，《對話》等欄目，它也做得不錯，別的欄目可以做這個，就別做《新聞調查》。有13億人口的中國，在經歷自己的民族歷史上，都堪稱波瀾壯闊，在世界的歷史上都沒有見過如此複雜的變革局面的民族，他最大的傳播機構最大的新聞欄目，每週一次的《新聞調查》卻找一兩個普通人的動情故事，你説可憐到什麼程度？沒有新聞麼？不是這樣，我想兩個方面都有，一個是中央電視臺對這個欄目的管理本身有問題；第二個是從業人員沒有想在現在的管理條件下，怎樣以他自己的能力在真正的新聞當中找到值得調查的東西，調查出人們值得看的內容，這才是他的目標。這個目標走不走，你只要叫《新聞調查》，都決定著你成敗，可以説你偏離這個目標就失敗了一半，不論收視率怎麼樣，因為那不叫《新聞調查》，尤其不是中央電視臺在中國這樣一個轉播局限下的《新聞調查》。所以有一段我不大願意去，故事太多了，我説不願意去評判哪個故事動人，哪個故事敘述得多麼有技巧。

　　我想我要再談的話，我很想願意談談我對這個欄目還是寄以希望，前一段時間張潔給我打來電話談了談，張潔這個人確實在電視臺裏比較少有，他不複雜，電視臺裏的環境訓練好多人陰陰陽陽的，半軍事化，到製片人財權人權一把抓，新聞評論部是比較好的，《新聞調查》也是比較好的，跟別的部門我看著覺得人際關係非常世俗化，變得文化的內容越來越少，但是這個環境中張潔這個人比較單純，上次打電話我們談，他想做內幕的調查。

　　我認為每年54期的《新聞調查》，一定至少是一年當中13億人口的中國在變革過程中發生的100個事情中的54個，這是最好的新聞調查。等而下之，就是做一些背後軟的重要性的內幕調查。我無意中看了一個廠的廠長很可能涉嫌殺人，但是片子沒那麼説，我覺得新聞記者做這些事情，了不起。一個社會在建設法制的時候，有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以後，只有記者千里迢迢去追究，這是我們社會現在的處境，但是如果有這種追究，在新聞中有這樣的東西，一方面説明了中國社會中國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也説明了新聞監督社會最深刻的內涵所在，他是任何制度不可缺少的合理性要素。這種調查背後牽扯到對社會體制的軟的批判，走這條路我也是贊成的，它是等而下之的第二類好的調查。在那個地區的層層機構中，為什麼能夠容許這樣一個人這樣死掉？沒有任何行政法律行為來面對？我覺得深刻的在這個地方。遺憾的是這點上的追究並不是太強烈。如果這點上《新聞調查》這個欄目意識再好一些，追究某些內容還可以把重點放宏闊一些，顯得新聞調查更厚實一些。等而下之，再下之，第三類就是去做傑出的言情故事，那似乎不叫《新聞調查》，可以起別的名字。我想我對這個欄目是這樣説的，出現這樣的調查，比如説對在派出所墜樓事件的調查，總比搞一般性的故事好，顯得這個《新聞調查》的欄目仍然試圖承擔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在這個時代的新聞責任。如果做了故事就沒有承擔性，沒有承擔美學責任和德育責任，不是，新聞責任是跟社會責任硬碰硬的，是直接有效的責任。新聞欄目就應該承擔這個追究的責任。

　　我忘了是哪一年參加大型的新聞評獎，正好是法輪功事件不久，在這個評獎會上很多記者跟我提問，我在會上談，認為我對《新聞調查》調查法輪功調查煩了，他們不想幹，有的記者説你再讓我調查這個，我辭職了，情緒非常對抗，他們怎麼認為的呢？他們認為《新聞調查》當時對法輪功安排的任務太重了，同樣的內容説的太多了，觀眾煩了，對這個欄目有不好的反映，對這個欄目聲譽有損失。簡單的説他們是對的，從欄目的維護説是對的，因為一個好的欄目有影響之後，政治體制要利用他，要參與社會的政治管理，《新聞調查》、《焦點訪談》都是這樣。這也是新聞和政治一體這個體制本身決定的。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怎麼看待政府運用有效的傳播窗口和機器。中央電視臺是有效的傳播機器，《新聞調查》和《焦點訪談》是有效的傳播窗口，來有效的控制社會中認為已經潛在的危害的事件，對不對？我認為是對的。所以我當時認為一個好的中國的新聞記者必須有意識地體諒新聞的時代存在。意識性地體諒中國政治對輿論的要求，如果不體諒還不是真正優秀的新聞記者和電視記者，還是相對幼稚的。一個安全的政治，一定是不容許一個對立的另外的政治組織出現的，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以來，包括一百多年以來，一旦在同一個國土上出現對立的兩個政治力量的時候，從來沒有以妥協的方式實現政治和解和政治重組，從來是血淋淋的我吃掉你或者你吃掉我，到現在還沒有新的經驗認為，可以實現這個民族培養出具有妥協的精神和條件。這需要在中國共産黨穩固領導下市場經濟再發育幾十年，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西方在早期就是在市場中經常訓練。市場經濟要做買賣，賺的少總比不賺強。中國沒有。過去就是一個種地的文明，是一個絕對化的文明。政治上發生衝突之後，都是絕對化的入籍式的效應，因此中國共産黨如果對中華民族負責，也不會容許法輪功在中國社會氾濫。這是對整個民族的一種責任。當然按照西方政治標準覺得時代條件完全不同。法輪功面對的大眾和電視面對的大眾正好是同一個對象，法輪功能夠組織起來的大眾基本性質和基本知識條件和經濟條件，和電視臺收視率最大的大眾是重合的，是吻合的。電視當然要承擔這個責任。因此我覺得如果有這種體諒，就試圖把精力用在怎樣做好這個調查，做好這種節目，而不是表現一種對抗，表現一種破罐子破摔，實際不是破罐子，只要有職業精神和職業能力，任何重大的新聞在發生的過程中都會有新的東西。

　　我是希望中國能出現一些大記者，大編導，大電視工作者，大在哪？大在中國的歷史，有中國的歷史進程，他不突破這個進程去邀請份外的東西。不簡單看西方是怎麼樣，這樣很可能引導中國新聞走向成熟，這種成熟就是歷史認識的成熟。因此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他新的傳統。我原來為什麼對《新聞調查》關注，我總認為這個欄目聚集了確實很優秀的人，他們有可能在這個道路上有所探索，我也希望通過這些接觸，把我的研究中能夠做得更豐富。在中國這樣的條件下它的政治應該怎樣變化，它的輿論應該形成怎樣的中華民族歷史階段性的傳統，並且即便在將來中國的政治變革成熟了之後，它的輿論也可能不同一些，也可能通過東方文化的一些民眾的心理的要求參與進來，讓它變得既有在政治中的社會平衡功能，又有社會美的精神，不完全讓商業時代的功利全面地侵犯它。這是我的理想和願望。

　　我認為《新聞調查》應選取世界上最重大的一百個事件中的54個。因為中國已經開放了，中國已經在世界之中了，我想《新聞調查》至少應該有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是世界重大事件的內容，這才是一個大欄目的品質所在，世界眼光所在。過去都是世界評價中國，今天中國已經被世界重視了，完全以中國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對一些重大事件應該有自己的歷程和自己的角度，它的範圍相對擴大，但是是以中國為主體的。比如説今年來説，禽流感就應該是一個大的調查。這個疫情發生以後，影響著國計民生。去年是非典，非典之後又有了禽流感的發生。我想事發以後應該調查政府怎麼想，經歷了非典檢驗的中國政府怎樣不同於過去或者有什麼樣的變化，災難中怎麼推動變革，都是一個調查。例如今年的人大。現在世界越來越關注人代會了，這兩期比如説你有能力在當中找到新聞，你必須了解這次人代會不同於以往人代會的地方。今年的社會焦點問題都搬到人代會上了，因為代表已經不是過去的代表，實際上把社會上許多問題帶到會議上了，《新聞調查》應該有能力把今年的人代會不同於過去，今年的社會熱點不同於過去選擇出兩個熱點，應該做最深入的最權威的調查。我想《新聞調查》它在重大事件背景之下選擇的新聞點是有深度進程的，這個深度進程是今天中國政治和傳播自由容許的，同時又是確實能産生權威性的新看法，這一定是存在的。我想每年的人代會都應該做兩期節目，人家海外的記者成百上千關注人代會，人代會期間股民都看著消息買盤還是賣盤，許多投資人盯著它，為什麼中國的新聞不盯著它？我建議你們應該搞一個關於修憲的調查，修憲無非兩條——私有財産權和人權。就私有財産權這條就足夠調查的。

　　我覺得《新聞調查》應該是有文化學者、歷史學者、經濟學者參與的。然後立足新聞本體走向社會去選擇新聞的角度。表達出又是事實的，又是新鮮的，又是生動的。我覺得他應該是這樣。

　　記者：在目前電視輿論情況下，可能我們的選題會進入一個多元化。比如可能是關於一些人文關懷，民生的問題，醫療的問題，以及社會上種種腐敗的問題。我們前一段播出一個節目，講述一個包工頭如何躲債。過去老百姓認為凡是包工頭肯定是壞人，為什麼欠人家錢不還？實際這裡面很複雜，當把這樣一種事情的過程追蹤調查出來，它可能不是重大的題材，但是出來之後社會影響並不算小，這跟您的理念是否衝突？

　　麥：某種程度上説，未發生的故事都不是新聞故事，都是半導演出來的故事，只要是沒有發生的故事，是拍的時候産生的故事，一定是人為參與的故事。我可以斷定説，對新聞發生的故事一定是過去已經發生的。我想我可以把我的意思説完整。為什麼要把他故事化呢？這是因為收視率追求壓迫你們走上一條道路，而不是説《新聞調查》天生應該故事化。非故事化是不是沒有新聞材料呢？不是。我想當事人可以口述的事實，數字都是新聞材料，是不是調查的過程中概念化了呢？不是。任何重大的新聞都有懸念，都有待知和未知的東西，我想對發生重要重大的事情，公眾都有許多謎團，都有許多渴望、期望。對它的滿足是用事實滿足的，這種滿足仍然會是新聞的。對重大新聞關注度是教育水平，社會地位不同而不同的，肯定對一個欄目受眾區別是有要求的。當然我説的是一個理想化的《新聞調查》。

　　記者：如果有突發的新聞事件，比方説洛陽大火，記者在第一時間趕到了，他甚至不知道大火之中會發生什麼，完全是一種同步記錄，把第一現場的材料拿到，這樣不好麼？

　　麥：這種情況戰爭中有，災難中有，但是災難是一個延續的過程。包括湖南燒死人，突然樓塌下來砸了20多個，現場記錄到了，這也是新聞，但是一般來説發生的新聞為什麼造成這個火災？戰爭是新聞，是進行時，佔地記者會進行新聞統計。在和平年代要稱得上重大的事情發生了，有兩條跟你們欄目是沒有關係的，一條基本上説已經發生的；第二條《新聞調查》這樣一個欄目的記者能夠同步，我覺得概率極低，這是欄目性質決定的。一個欄目不可能承擔天下，它只承擔新聞當中的一個功能。為什麼是一個電視臺呢？為什麼一個電視臺劃分那麼多頻道？為什麼一個頻道那麼多欄目？因為有分工。這個分工在層次上、重量上、收視檢測上。

　　記者：有沒有更好的調查方式使它更符合這個欄目？

　　麥：應該説調查的方式由欄目的定位確定的，如果欄目定位對一些案件對一些事件的內幕調查，您説的剝離法也好，排除法也好，都是一些比較好的方法，但是如果遇到重大的新聞事件的話，有時候使用的方法很可能是理性作為調查前的必要準備，正因為中國事情發生的事情很複雜，對社會研究更透的人會給你們一些意見，可能會包含內容，會給你們一些幫助，然後在新聞記者這個基礎上從新聞的角度更經濟、更節約、更有效的選擇它的路線和方式。我想它可能有一種追究式。咱們舉個抽象的例子，比如私有財産權追究，這個追究在靜態中有許多動態的矛盾，這些動態的矛盾産生什麼地方呢？我記得當年土地承包的時候，是包産到戶還是聯産承包，這兩個説法就成為整個中央政治局的一場戰鬥。觀念的衝突，觀念對我們的制約嚴重到這個程度。

　　一個公有制的社會對私有財産是怎樣剝奪的，曾經發生過怎樣的事情，一樣好的歷史學家會告訴你。中國過去沒有絕對的私有財産權，財産權都是屬於絕對的可以被剝奪的。有這樣一些背景因素的話，就可以把中國財産權意識的産生提出來，到討論，到産生衝突，然後最後定稿整個過程。這些追究過去以後，我相信一個調查就是一個歷史。財産權我相信關注它的人很多，我想重大新聞，可以産生一種追究式，從歷史追究過來也行，從今天的結果追究過去也可以。還有一種我想是嚮導式，一個重大的新聞之所以重大，它的影響是放射性的，是多年産生影響，立體産生影響，對公眾來説不同階層産生不同影響，對社會結構來説對政治産生不同的影響，對不同的民族國家又産生不同的影響。那麼由於我們的新聞有特殊的限制，我們的新聞在今天承擔特殊的責任，可以選擇一個獨立的嚮導，它並不是説要大而全，而是重大事件發生之後，根據自己的調節選擇一個嚮導。

　　記者：您回想一下，哪些節目印象比較深刻？

　　麥：這一年多看的比較少。以前參與比較多的時候，一些節目很有印象，但即便那個時候我對《新聞調查》的定位也不是太滿意，對於一些節目的出發點我也不是太感興趣。不過總起來説，大多數節目是值得看的，看了不浪費，這點上我覺得是客觀的評價。我想我印象最深的，肯定還是第一個《透視山西運城滲灌工程》這樣的調查，也有很多節目印象很深，但一些名字我忘了。我想這樣説，以“滲灌工程”或者“跳樓事件”為標誌的調查，《新聞調查》很成熟，記者也非常有耐心，職業精神也非常讓人尊重，他們已經清理些了一些帶規律性的做法，我估計已經變成這個欄目的財富，已經成為欄目的公共資源。

　　正因為欄目的記者的能力，好多追究個人故事的東西我印象很深，張潔做過一個關於換腎的《第二次生命》，我印象挺深，看了很感動。還有很多不錯的節目，包括後來其中一個節目，也好看，是關於艾滋病人的，還跑到泰國調查。但是對此我也提出過批評意見，艾滋病那時候為什麼不調查中國艾滋病？為什麼不從宏觀上發現艾滋病的趨勢發生的特點、方式？這是《新聞調查》應該去做的。應該在雲南哪個邊境去做這種事情，而不是一個言情故事。我説儘管那個故事很好，當時評委意見不一致，有些人認為是獨家的，我認為不是。所以這裡麵包含一些理念的不同。

　　記者：您覺得《新聞調查》在一種什麼樣的環境中更適合它的生長？

　　麥：目前看，在中國只有在中央電視臺才有《新聞調查》，因為在中國的新聞審查條件下，越向下越沒自由，這就是後審查機制導致的結構。什麼是後審查機制？跟國民黨時期審查不一樣。那時是先拿來我看，行了登，不行開天窗去，這是前審查機制。我們是後審查機制。後審查機制是什麼呢？就是我前面打了招呼，也有規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但是同時這個社會的變化是動態的，發生好多事管理者一時也是沒經驗的，一旦出了事怎麼辦呢？出了事是要把烏紗帽拿掉的。這就導致了新聞形成了級別越高的單位，相應揭露腐敗、接觸事實自由度越大，這個規律也是中國新聞存在的現象之一。我覺得首先來説一些新聞只有在中央電視臺才能存活下去。第二，一個欄目的面貌就是一個頻道的面貌，也是傳播機構的面貌，《新聞調查》這幾年的命運在定力上搖擺不定，起起落落，這跟電視臺還沒有成熟地清理出自己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傳播理唸有關係。政策往往是變化很多的。這種管理方式在某種條件下因人而宜，但是我想即便在這個條件下，中央電視臺都可能創作一個在維護社會政治，維護社會穩定，維護執政黨權威和威望的前提下，形成一個中國式傳播樣式的品牌。這個品牌實際也面臨很多困難，一個困難就是它跟建設者的人身收益直接相關。第二條它要形成競爭對手，沒有競爭，品牌建設是一句空話。現在的話競爭是亞競爭，具體欄目之間有競爭，但因為新聞資源某種程度上有採訪的限制，級別的限制，行政的限制，這樣的話中央電視臺就處於非競爭狀態。當然這兩個東西即便在這個條件下，我想有事業心的人仍然可能在這個前提下推動中國傳播機構的品牌建設。

　　這個品牌建設需要兩件事，一件是來源於中華文化的傳播理念。我記得中央電視臺一個理念我非常贊成，八個字：傳承文明，溝通未來。我覺得這個定位非常大氣，傳承文明怎麼傳承，中華文明有哪些優良的因素，包括對主持人的行為規則，就可以以中華文化和現代轉播兩個條件下制定出來一個文字性的東西，它從新聞節目中把一些戲子氣趕走。

　　記者：你指的戲子氣是？

　　麥：作態，表現自己，不尊重對方等等。在這點上來説記者也有，主持人更明顯。現在中央電視臺好多欄目的主持人請來嘉賓直呼其名，連尊稱都沒有，感覺臺大欺客。電視臺傳播地位給他無上擁有感和虛榮心，覺得我請來是給你機會，是我讓你出了名。所以我自己是從來不到電視臺去出名。實際上好的新聞記者在新聞中一定把自己不突出，要突出的是新聞事實，這才是好記者。好的主持人是努力調動對方，控制這個進程，而不是要表演自己。這點中央電視臺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理論深度？我相信應該有這樣的職業理念和行為規則來培訓和檢驗甄別主持人。

　　第二個可以做的就是可以用雙重標準來評價欄目，一個就是收視率的市場價值；另一個是包含文化內涵在內的品牌價值。即市場價值和品牌價值，這個品牌價值就是你這個欄目産生的社會影響是持續的，你産生的收視率是不斷延續的。一個人看了會影響很多人，這個欄目的存在就可以讓這個電視臺和轉播機構更獲得信賴和尊敬。如果一個欄目的存在可以體現這個電視臺這個傳播媒介的社會眼界、胸懷，它就是個好欄目。一個電視臺不能要求所有的欄目都掙錢，這就成了一個財迷了，就不是文化傳播機構了。

　　記者：品牌本身的存在就是一個巨大的價值麼？

　　麥：是無形資産，是長遠的魅力。我想對欄目的管理、評價應該有三種方式。一種方式是完全收視率市場化的，帶商業化的欄目，娛樂性的欄目，包括文藝性的電視劇等等；第二種收視率的評價和品牌美譽度評價，各佔一半分量；還有一種，是以品牌評價為主體，收視率評價佔三分之一左右的第三種欄目。如果有這三種欄目的結構，我想一個電視臺品牌的內部構成，就會有個基礎性的形成。

　　記者：你説的是一種內在的系統結構吧？

　　麥：這樣做的話可能麻煩一些。所謂麻煩是你肯定要請一些社會上的專家，包括內部的專家形成有權威性的評價機構，來評價這個品牌效果是怎麼樣。當然做這樣的工作應該説是需要的。

　　第三條我想應該做的是以經營的方式來組織財務、人才。這個資源要以經營的方式組織起來。現在還不是。現在電視臺儘管以簡單的收視率方式要求，但離一個經營目標還很遙遠。電視臺還沒有被經營起來，還是一個行政機構，所以資源會被浪費，會導致沒有把真正的資源用到智慧上去。這樣的傳播機構，人是第一基礎。物質利益、社會聲譽對人才的干擾因素很多。雖然人員的流動性很大，優秀的人才往往就跳槽了。我想如果做這三件事，新聞調查的形式會來臨。如果電視臺不做這樣的變化，不做這樣的考慮，一個欄目只能出現一段黃金時間，要穩定性發展不可能，他沒有一個整體傳播機構的制度性。一個傳播機構的制度性，才能確定一個欄目在這個機構中的位置、目標和方向。而一個欄目自身是不能産生這些東西的，是不能自己確定目標、方向、格局的，而是整個傳播機構的機制才能提供。我想我們可以寄希望於中央電視臺自身的改革。

　　記者：剛才您談到主持人的問題.我想對現在這些包括以前的節目主持人，你覺得他們的風格、調查的方式怎樣？

　　麥：《新聞調查》出境記者也好，主持人也好，我認為在電視臺仍然是最好的一部分。但是就這樣我有很多不滿意，比如王志，王志很有才華，現在主持的《面對面》我也經常看，但是過去在《新聞調查》的時候有點毛病。一個毛病就是咄咄逼人，他常常是一個審問者，是一個法官，而不像一個記者。但現在我覺得他平和多了，是不是非典把他變成另一個人了？也可能民族的災難在各方都成就一個人，電視新聞成就了他。人在一定的年齡需要一定的機會。他還有一個毛病就是，現在我看也不太在意了，我記得是拍一個關於藏羚羊的，當時現場手做了一個姿勢，我當時開玩笑，説王志怎麼還有蘭花指。要叫我説，《新聞調查》應該&&拒絕表演，拒絕作態，他在現場的一切行為都是因為新聞需要，因為現場捕捉事實和表達事實需要，除此之外沒有任何需要你參與。比如説楊春，調查墜樓事件，我覺得他沉得住氣，但是可能還需要一點情緒。按理説新聞記者越冷靜越好，但是在某些事實面前，他的體態他的表情要有相應的緊張，要和事實進程相合作。在一個明確的事實面前，觀眾都感覺巨大的道德和情感衝擊和緊張感的時候，如果你過於冷靜，我覺得也不符合中華民族的道德行為環境，也不符合那個新聞事實。我覺得《新聞調查》主要是用事實説話，追究事實，這我是贊成的，但是在某些特殊的事實和情緒場所面前，我覺得他不能過於冷靜。

　　董倩這個人是比較本色的記者，氣質上稍微弱一點，可能性格比較好，有時候控制的意識稍微弱一點，這是我的印象。但是談到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我過去曾經有一次談過，我覺得《新聞調查》不論主持人也好，出境記者也好，應該堅持體現一種自然、真實、敬業精神，在新聞之中熔化願望和本色，拒絕表演。現在表演嚴重到什麼程度？嚴重到比如説在新聞會客廳，我覺得白岩松年齡大一點，這方面越來越自然，女的叫沈冰，她試圖不表演試圖自然，但是好象眉飛色舞，臉上充滿表情，這就是表演。什麼時候都控制不住臉上的肌肉，控制不住眼睛中的色彩，讓它過度煥發。這實際上還是內心沒有修煉好的表演慾望，在無法控制的衝動下流露出來了。還有，現在很多欄目裏面，直呼其名的太多了。我建議中央電視臺趕快形成一個在公共傳播當中對他的客人、採訪對象之類的稱呼方式，並且應該成為紀律。

　　不然的話對中國社會風尚都是一種毒化。會讓很多青少年變得越來越沒有教養。

　　記者：最後請您談談對《新聞調查》的期望？

　　麥：過去好的東西應該堅持下來。一種是內部討論的方式，那種霸道的我説了算的管理方式應該不在《新聞調查》産生。中央電視臺好多欄目好多部門我看他們開會，他們上對下的態度極不以為然。那是一種文化機構，不是一個文盲機構。在內部人對人的尊重是欄目對社會的尊重，是記者對採訪對象的尊重，是一個傳播機構對受眾尊重的基礎。如果內部的人與人的尊重和平等都喪失了，我覺得其他的尊重就談不上，就是虛的和假的。我覺得應該制度化地維護內部的平等討論的氣氛，以討論來實現溝通和管理，讓正確來領導欄目，而不是讓權力領導欄目，這是一條。第二條就是希望象過去《東方時空》開始時那樣，不斷地改革創新，通過報酬也好，通過什麼方式也好，留住一些優秀的記者和人才，讓有新聞事業心的人做這個欄目。這個欄目每週一期，難度較大，如果不能留住一批有新聞事業心的人，隨著人的流動，欄目的品質會降低，因為這裡要求職業能力不同於別的欄目。第三，更多希望中央電視臺的改革能給這個欄目創造一個好的制度背景，讓它真正成為《新聞調查》，讓整個欄目的定位有一個定海針，在《新聞調查》上不動，不要再隨波逐流，特別是在市場面前隨波逐流。這是我的幾點願望。

　　採訪記者：趙華

責編：武林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