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幹部 就要想著讓群眾的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好
央視國際 (2006年01月20日 09:56)
我1941年出生。家裏兄弟姐妹7人,我排行老二,從小家裏窮,上學不多,文化不高。年輕的時候,下關東當過伐木工,1962年回家,鄉親們推選我當了生産小隊長,後來又當大隊長,1978年9月開始擔任村黨支部書記。
那個時候,三元朱村很窮,全村一年的收入還不到現在兩三戶的收入。雖然壽光已經有了蓋塑料薄膜的蔬菜大棚,但是那些棚溫度太低,一入冬就生爐子,種一季菜要燒上五、六噸煤,出了正月蔬菜才上市,生産成本高,收益不大。那時我就經常尋思,壽光種菜園子的多,得靠著種菜讓鄉親們多抓弄幾個錢兒。
1988年臘月二十八,我的堂弟王新民提著2斤頂花帶刺的黃瓜來看我。新民常年在外販菜,門路廣,但寒冬臘月哪有這麼水靈的黃瓜?我問新民哪兒弄來的,他説,就在大連市場上買來的,遼寧當地産的。遼寧那樣天寒地凍的地方,臘月裏能産出黃瓜來,肯定有些絕招。當時我很興奮,催著新民返回關東,趕快弄清楚黃瓜是哪産的。過了幾天,新民回來了。他告訴我,黃瓜的産地是遼寧省瓦房店市的一個山村,也是大棚裏産的,但人家冬季不用燒煤。新民還説了句,去那裏買菜可以,他們不教技術。
不教技術,我們去看看也行,多去幾個人,一人看一點兒,回來湊湊情況。就這麼著,春節剛過,我和村裏的7名黨員骨幹、種菜把式到了那個小山村,找到了掌握技術的韓永山。那天,我一説想法,韓永山沒同意,他説:“這是我們三個人搞的試驗,我們訂了同盟,誰也不外傳,我姐夫來學我都不教他。”當時想,來了一趟,總不能空著手回來,我就好言好語地“磨”他:“小兄弟,這麼遠,俺來趟不容易,你不教俺,讓俺看看長得啥樣也行,算沒白來……”
他怎麼也不答應,我們就不走,好説歹説,最後總算讓我們進了棚,我邊看邊掏他的話。
我看墻很厚,就問他:“墻很厚?”
韓永山説:“後面靠山,兩邊的墻有幾米厚。”幾米厚!哎呀,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們的墻太薄了,怪不得大棚不保溫。
我又問他:“這黃瓜蔓子怎麼這麼粗?”
“這是嫁接的。”
説到這裡,人家就啥也不説了。但是,這趟關東之行至少學到兩點:大棚墻體要厚才能保溫,耐寒關鍵在嫁接。
半個月後,我與12名黨員幹部提著土特産,又去了瓦房店。見了我們,韓永山打了個愣:“又是你們。還來幹啥?”同去的夥計們這次才介紹我是村支書,韓永山聽了很受感動。東北漢子爽快,他説:“老哥,真沒見過你這樣當書記的。單憑你為鄉里鄉親辦事的這股勁兒,我也要教給你!”
從東北回來,我就琢磨著建棚這事兒。可群眾一聽説要建不燒煤的大棚,説啥也不相信,寒冬臘月燒煤都産不出黃瓜,不生爐子光曬太陽能曬出來?沒人相信。
麥收前後那段時間,我們天天晚上開黨員幹部會。我對他們説:“咱們都是黨員,黨員幹部是幹啥的?&&的!全村老少不都指望咱們嗎?這個風險咱不擔誰擔?如果擔點兒風險都不肯,還説什麼為黨的事業奮鬥終生?要試驗成功了,咱三元朱可就辦成了一件大事!”當時黨員幹部也有想不通的,會開了幾次就是形不成一致意見。後來支部形成了決議:除去年齡大的、身體不好的,黨員幹部都要&&建大棚。不執行決議的,黨員開除黨籍,幹部撤職。話雖然這麼説,但我心裏清楚,我一個村支部書記,怎麼能開除人家的黨籍、撤銷人家的職務呢?但在那樣關鍵的時刻,必須這樣嚴肅地提出來。
到了第二天早上,當時的團支書徐少華的母親找上了門,她是俺一個表姐。
她進門就説:“俺少華不種大棚行不行?”
我一聽心裏就有點來氣,就説:“你不搞,行。少華不搞不行。”
“不搞有什麼罪過?”
“不搞不能當黨員,也不能當幹部。少華有文化又能幹,能出把手。這麼點兒風險都不肯擔,他怎麼能在大隊裏呆?”
我剛説完,少華的母親氣呼呼地扭頭就走。俺家屬對我説:“以後你怎麼進她家的門?”我想得很明白,就説:“不能去就先不去了。”這門出去那門進來,反反復復地做工作,最後全村定下了17個大棚。
我們這個地方不同於東北山區,人家的做法我們不能照抄照搬。經過反復研究推敲,我們對蔬菜大棚進行了五項改革。第一是根據本地氣候條件,把墻體加厚到1米多,這樣,即使受凍層是七十厘米,也還有三四十厘米的保護層;二是模倣老花鏡的原理,試著把兩個山墻一溜斜坡改為中間起高,增大了採光面,大棚的坡度也由25度增加到45度,增加熱量儲存;三是採用了無滴膜,透光度由45%提高到90%。為了減少遮光,把支撐薄膜的竹竿換成了鐵絲;四是從韓永山那兒學到的黑籽南瓜嫁接技術,嫁接後的黃瓜耐低溫,而且生産期特別長,抗根腐病能力強;五是大棚方位的改造,把方位定為朝南偏西5度。
那時候,我們都是白天干活,晚上開碰頭會,討論建棚遇到的問題,幾乎每晚都到半夜。一次大家討論小竹竿架黃瓜遮光時,一家人都難住了,一個棚的竹竿並排起來,遮蔭有17米長,大家商量了幾次都沒好辦法解決。晚上我回家後,怎麼也睡不著,反反復復地尋思,忽然來了靈感:塑料包裝皮透光不遮蔭,可以扯起來架黃瓜!我騰一下子就坐了起來,披起衣服就往外走,俺家屬説我:“種棚種瘋了,這麼晚了還出去。”我話也顧不上説,急乎乎地跑出去,叫醒種棚戶,説了我的想法。大家覺得這是個門道,最後乾脆跑到棚裏試驗。這個辦法真靈驗,用塑料包裝皮不僅不遮蔭,還省錢,一分錢的塑料包裝皮能架兩棵黃瓜,而一毛二分錢一根的竹竿只能架一棵黃瓜。
1989年12月24日,俺村的第一批越冬黃瓜上市了,開秤每公斤20元,賣到春節後還不落價。村頭上,每天來買黃瓜的汽車排成一長溜兒。那些日子村子裏像過節,天天喜氣洋洋。
大棚戶們在春節前就把貸款還上了,17個大棚平均純收入兩萬七。那年徐少華的大棚收入最高,賣到了3萬多元。少華他娘見了我還不好意思,説:“二兄弟,俺沒想到種棚能賺這麼多錢!”這一年,村裏一下子就冒出17個“雙萬元戶”。
老百姓最講究實惠。看到別人把錢揣進包裏,沒建棚的人家都後悔,也都搶著建大棚。第二年,全村冬暖式蔬菜大棚一下子發展到144個,戶均一畝多。眼下,我們三元朱村共建起大棚492畝,基本達到一戶一個“綠色銀行”。
在發展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同時,我們又琢磨著在調整産品結構、搞好科技創新上做文章,實現“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讓三元朱繼續在技術上保持領先水平,佔領蔬菜技術“制高點”。
1990年臘月廿三,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視察三元朱時囑咐我:“你們靠科技取得了很好的效益,要在這個基礎上,向無公害蔬菜發展。”
啥是無公害蔬菜?怎麼搞?我心裏沒底兒。但我清楚副總理交待的是一個發展方向。過了年,正月初九我就出門了。先趕到濟南,找到省蔬菜研究所,那裏沒有這方面的研究項目。人家介紹我去了西安蔬菜研究所,可他們剛搞試驗,還不成熟,就又向我提供了信息:北京農科院的王憲彬教授是這方面的專家。我接著又跑到北京,找到了這位老專家。看到我一個普通農民,天南地北地追著無公害蔬菜項目跑,他很受感動,説:“我這個項目已經試驗成功了,還沒得到推廣,你這個農民有眼光呀……”
王憲彬教授很熱心,在他的幫助下,1992年無公害蔬菜首次在我們村開發成功。今年,我們與新疆德農集團合作,成立了山東德農三元綠色農業有限公司,投資500萬元,建設無公害蔬菜生産基地2000畝。7月份,公司以我的名字註冊了“樂義牌”蔬菜商標。
這些年來,我們先後與中國農科院、山東農業大學等17個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挂鉤,長期聘請39名專家教授定期進行現場指導,幫助我們進行新品種、新技術的實驗開發,不斷提高大棚的科技含量。我和大家一起先後實驗成功了集大棚滴灌、模板護墻、電動卷簾、鋼架支撐、微機控制于一體的高標準大棚。我們還派人到日本、荷蘭學習蔬菜種植管理新技術,先後引進國內外26類150多個名優新品種,實驗推廣20多項新技術。1997年,三元朱與香港匯眾公司聯合成立了“魯光綠色食品有限責任公司”,進行蔬菜生産和加工。1998年與哈慈集團合作,投資1000萬元搞起了大棚保健菜試驗開發,生産的SOD西紅柿、SOD草莓、中華壽桃等保健蔬菜、水果,已進入了許多大中城市的超級市場。
三元朱村經過這些年的努力,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去年全村經濟總收入2475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7500元,銀行存款1000多萬元。現在我們村正在向樓房村發展,已規劃建設小洋樓22口。
責編:朱亞菲 來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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