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幹部走得快　群眾才會跟得緊”

央視國際 (2006年01月20日 09:56)

　　這些天，北方氣溫驟降，有些地方已跌至冰點，但在城鄉集貿市場，各類鮮嫩蔬菜供應充足，價格適中。時間上溯十年，到了現在的季節，北方居民的餐桌已基本上由土豆、蘿蔔、大白菜“一統天下”了。許多人也許不知道，一位山東農民在使他們原本單調的餐桌變得色彩斑斕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他就是山東省壽光市孫集鎮三元朱村黨支部書記王樂義。今年６２歲的王樂義，１９９０年被評為“山東省勞動模範”，１９９２年獲得中國改革功勳勳章，１９９３年被評為全國農業科技推廣先進工作者。１９９７年當選為中共十五大代表，今年光榮地當選為“十六大”代表。“十六大”召開前夕，記者採訪了他——

　　記者：現在，全黨上下都在學習、貫徹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農村基層黨員幹部，你們是怎麼樣理解這一重要思想的？

　　王樂義：在我們看來，“三個代表”思想不是什麼難懂的理論。我在農村幹了４０年，有一點體會，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在農村群眾中威望最高的時候有這麼幾個階段：一是土地改革時期；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行了生産責任制後，農民收入高了，安居樂業，群眾日子過得好，對黨的感情就深；三是“三個代表”思想提出後這一年多的時間，這又是農民對黨的信任的一個高潮。農村幹部確實得到了很好的教育，農民得到了實惠。

　　我們村原來也有一些熱點、難點問題，經過“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都解決了。群眾當時給村裏提出了四個問題：一是村民收入高了，生活好了，去年全村人均純收入７８００元,每家每戶房子蓋得不錯，就是衛生環境不太好；二是村裏的麵粉廠承包給個人後搞垮了，欠了集體６萬公斤小麥，當官的要解決；三是縣果品公司欠村裏的貨款五年了，是不是讓當官的貪污了？群眾要求公佈賬目。我找到果品公司，找出了底賬，他們答應今年底一次兌現；

　　四是修濟南到青島的高速公路時，佔用了村南邊部分嶺地，原來説是公路修好後還給村裏，但高速公路管理局沒還，地荒了，群眾説，不管誰的地，不能荒著。我去找了土管局、高速公路管理局，他們已經答應把地還給村裏了。這個問題都八年了，沒解決，今年終於解決了。就這麼一年半的時間，群眾關心的這麼多問題都解決了，你説他們能不感激黨、感激“三個代表”嗎？

　　記者：十三年前，三元朱村的存款額只有１００萬元，現在已經增加到１０００多萬元。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黨員發揮了什麼作用？

　　王樂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我們每個基層幹部今後如何干指明了方向，同時她也是對共産黨人長期實踐的總結。開始的時候，有些人不太明白，如何代表先進生産力？如何代表先進文化？如何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找到群眾跟他們講，看看我們村黨員、幹部，這些年學科技、用科技、推廣科技，給群眾增加了一條致富的門路，這就是在實踐“三個代表”。

　　１９８８年臘月，我有位堂兄弟從東北給我捎回一公斤黃瓜，當時那可是稀罕物。那個時候，北方地區冬天裏飯桌上能見到的菜一般就是白菜、蘿蔔和土豆，精細菜基本上沒有。我就琢磨，居民想吃菜，農民要增收，要是北方冬天能生産精細菜的問題解決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就都能滿足了。剛過元宵節，我就背起乾糧打聽著到了遼寧瓦房店韓永山師傅那裏去了，當時，老韓掌握著“核心技術”。一到那裏，人家張口就把我堵住了：“我這技術連我姐夫都不教，你們想學？沒門兒！”我賠著笑臉，好話説了一大堆，人家才准許我進大棚瞅了兩眼。過了沒幾天，我又找上門去，對老韓説：“俺那個村窮，沒有別的想法，就是想向你學點技術，。”老韓看我從大老遠的地方一趟趟地往這裡跑，感動了，説：“憑你這份心，我就破個例把技術教給你。讓鄉里鄉親的過個好日子。”

　　老韓的大棚是在山坡前搞的，三元朱沒有自然的山勢阻擋，冬天北風一吹，地凍得鏟都鏟不動，在這樣的條件下能不能成功？我帶著村裏幾個頭腦靈活的人天天在地裏搞試驗，從大棚的方位、墻體、棚頂結構、大棚骨架、覆蓋薄膜等各個方面進行改造，終於研究成功了適合平原地區的冬暖式日光蔬菜大棚技術。冬天裏到底能不能長出黃瓜來，當時，我心裏也在打鼓。原來，村裏搞過土溫室，一個冬天燒上五、六噸煤也生産不出黃瓜來，有的人就説，光靠太陽就能長黃瓜，神仙也幹不出來。群眾不敢冒這個風險，但要趟路子就得搞試驗。我讓村裏１７名黨員、幹部&&，給他們開動員會時，我直截了當，我説：“我第一個搞大棚，大傢伙兒得跟上。咱們先當試驗品，給老少爺們探路。”有人怕賠錢，不想當“試驗品”，説：分田單幹，個人有種田自主權。我的態度很堅決：“你要當黨員，當幹部，在這件事上就得當一次試驗品。”會後，我再挨家挨戶做工作。８月１３號建棚，１２月２４號黃瓜上市，到春節時，有的人家的大棚黃瓜就掙到１萬多塊了，到了五一，黃瓜收完，我把１７個大棚的收入賬在村裏張榜公佈開來：收入最低的一個大棚賺了２．９７萬元，黨員徐少華的大棚收入最高，賺了３．０３萬元。１９８９年前，三元朱村沒有一個萬元戶，這次一下子冒出１７個“雙萬元戶”！

　　黨員、幹部掌握了新技術，成了先進生産力的代表，黨員的威信、幹部的威信一下子高了。那年春節，村裏到我家看我的特別多，連過去有點矛盾不和我搭腔的也到我家來坐坐了，全村群眾都要求村裏幫他們建個大棚。第二年，我們用了三天就劃出１８１畝大棚，分成五個地片，１７名黨員分工包片到戶。我説，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失敗一個罰負責包戶的黨員２０００元，成功一個獎勵２０００元。我們那些黨員真是盡心，白天手把手地教群眾，晚上大家就聚在村辦公室裏互相交流，大幹了一年，全村光靠大棚收入存款就到了１２５萬元。

　　記者：大棚蔬菜現在已經在北方普及，這極大地豐富了居民的“菜籃子”，當然，這從另一個方面來講，説明種大棚菜的利潤肯定不可能像你們最初研究成功這一技術時那麼高了。從全國大棚蔬菜發展的歷史看，三元朱村在其中的示範、推動作用功不可沒，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你們在全國為自己培養了競爭對手。

　　王樂義：“三個代表”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共産黨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過去我們講，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我們黨的奮鬥目標，也是每一名黨員必須身體力行的行動準則。

　　我們的大棚搞成功後的當年，縣委書記就給我打電話，要我擔任技術總指導，向全縣推廣大棚黃瓜種植技術。村裏人聽説後，很多人來找我，勸我把技術封閉三年，讓三元朱村賺幾年好錢。説實話，當時我也猶豫過，因為我知道，這個技術一傳出去，搞大棚的人多了，收入就下來了，一個大棚肯定保證不了兩三萬的收入了。可再想想，三元朱不可能一輩子靠這個吃飯，自己守著技術，別人追不上來，我們就不會再有前進的動力和壓力；再説，畢竟三元朱一個村富，是小富，全縣、全省、全國的農民都富，那才是大富。所以，我才下了決心，不光要向外傳授技術，還要求村裏人在幫助別的地方搞大棚時，要像對待自己的大棚那樣上心。

　　１９９０年冬，我親手指導全縣發展起５１３０個蔬菜大棚。１９９３年５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原來的黨委書記宋漢良帶隊到俺村考察，要我去新疆看看，能不能發展大棚蔬菜。

　　這年７月，我帶著６名本村的技術員到新疆哈密地區，幫助他們搞起２６個大棚。從此以後，我每年都到新疆傳授一次技術，最長的一次在那裏教了３３天。到１９９７年，新疆各地的大棚蔬菜就紛紛發展起來了，再也不用一年８個月吃外地菜了。這些年，俺村先後派出去４０００多人次，指導過全國２６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民，我自己跑了１０多個省市區。

　　記者：你們培養了那麼多競爭對手，對你們確實有促進嗎？

　　王樂義：確實有促進。今年春天，我們從美國引進７３個品種搞種植試驗，美國客人到我們這裡來都感嘆，説，他在這裡看到了世界第一的蔬菜種植現場，面積那麼大，品種又這麼齊全。應該説，我們能夠在今天還能保持蔬菜種植技術的領先地位，幸虧有這些競爭對手，是他們的追趕讓我們不敢躺在過去成績上班睡大覺。大棚蔬菜種植技術逐步推開後，我們及時調整種植品種和

　　種植技術，從１９９１年開始搞無公害蔬菜，第二年就成功了。然後，我們又在大棚裏試種了香瓜和其他一些蔬菜品種，還用大棚養魚、種葡萄、種杏、養螺旋藻，一步步都比別人超前一點，到現在，我們在大棚裏種過的品種有１００多個了。正是因為我們能保持領先優勢，所以，我們三元朱搞一畝大棚的純收入還能有１萬元左右。

　　記者：和全國許多村莊比較起來，三元朱已經是很富裕的村了。在這種情況下，你們是怎樣繼續保持黨的先進性、更好地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

　　王樂義：在致富路上，咱黨員幹部站得高，群眾就會跟著看得遠，黨員幹部走得快，群眾就會跟得緊。自己和自己比，三元朱發展得不慢，但和人家南方一些好村比，咱比人家差得遠。雖然三元朱的人均收入已經不算低了，但作為村黨支部來説，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必須清醒，依我看，現在三元朱村的最大矛盾還是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問題。

　　從１９９７年開始，我們就在考察國際市場。去年，我們把新疆德龍集團公司引了過來，在我們村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德龍”佔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美國一家公司和我們村各佔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有了這個公司，進入國際市場才有了條件，我們引進了一條蔬菜濃縮汁生産線和一條圓蔥粉生産線，今年年底就能投入生産了。他們看中了我們的蔬菜生産基地，我們可以借用他們在國際上的銷售網絡。我們的生産也在向有機蔬菜轉變，現在，人們對健康的要求越來越高，不解決污染問題，不説是國際市場，就是國內的城市市場也難進入了。作為農村幹部，把群眾領在別人前面，大家在收入上才不會減少。

責編：朱亞菲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