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台灣光復之初

央視國際 (2005年02月25日 22:31)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５日，國民黨７０軍（軍長陳孔達）在美國第７艦隊的支援下，由浙江寧波港啟程，前去“ 光復”台灣。一個特殊的情況使我隨這支軍隊去了台灣。在臺４個多月的經歷，讓我直接了解到國民黨接管與統治台灣最初階段的一些情況。雖然事隔半個多世紀，那些深刻的印象依然歷歷在目。把它寫出來，也許對觀察與了解今日之台灣問題，會有些參考價值。

　　“光復”之旅很混亂

　　７０軍光復台灣，準備工作顯得倉促而不嚴密，軍容、軍紀也差

　　當時的中國政府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光復被日寇侵佔５０年的台灣，從各方面看（收復失地、保持領土完整、提高中國在太平洋的戰略地位等等），都是件歷史性大事。那時，日降不久，島內情勢還相當複雜。原日本佔領軍的氣焰一時尚未完全消除。據説，原日本駐臺總督安藤利吉曾揚言，要中國軍隊來臺與日軍較量較量，他還曾在幕後策劃台灣獨立的陰謀。在這樣的背景下，７０軍登陸台灣、實現光復台灣的壯舉，理應是個重大、嚴肅因而週密規劃的行動。國民黨最高當局如何擘劃，不得而知。但從所接觸的一些情況看，準備工作似乎是倉促而不嚴密的。那時，國民黨軍隊正忙於從大後方趕赴各淪陷區進行“接收”，特別是從八路軍、新四軍手中搶佔地盤。７０軍于１９４５年９月中進寧波城，報上原説是來“接收”的，１０月上旬忽然就説要去光復台灣。就在１５日登艦前不久，才通知將在３天內開拔赴臺。行前發了一套新軍裝、軍鞋外，並無任何特別的動員、“訓示”或“告誡”，更談不上有什麼專門的訓練與準備工作。

　　１５日在寧波港登艦與接著在基隆港登陸的組織工作以及軍紀、軍容也差勁。這麼一個要與美軍協同進行的重大行動，居然事前沒有在現場安排翻譯人員（軍長陳孔達自然配備有譯員，而且英、日文各一個，都是上校頭銜、留美、留日的，不過那是另一碼事）。當天在寧波的甬埠碼頭上，一片亂哄哄的景象。碼頭一邊，是前來歡送的當地官員與市民；一邊是成百成千名官兵，列隊擠上了碼頭，站在那裏不知該如何按序列登艦。站在碼頭前沿的幾個趾高氣揚的美國海軍指揮官見狀，先是用英語嘰哩咕嚕了一陣子，見無人搭理，才大聲喊道：“Ｗｈｏ　ｃａｎ　ｓｐｅａｋ　Ｅｎｇｌｉｓｈ？”（“有誰能講英語？”）。筆者雖懂英語，但並未被安排當翻譯，此時竟一時衝動，自告奮勇地答道：“Ｉ　ｃａｎ”（“我能講”），就這樣上前站到了美軍軍官身旁，權且充當了翻譯，協助美軍讓“國軍”登上了軍艦。整個登艦行動，從午間開始，延至下午５時許結束，大約花了四五個小時。

　　十來艘“盟軍”第７艦隊運輸艦與護航艦成一字縱列，劈波斬浪，橫渡波濤洶湧、且戰事甫告結束的台灣海峽；那幾米高的波浪不斷涌過甲板；艦身上下左右搖晃、時時顛簸不停（台灣海峽素以風高浪大著稱），那情景確是頗為壯觀。可是，７０軍在基隆登陸的情況卻毫無壯觀可言。相反，它比較混亂。戰後的基隆港本來就陳舊。那天碼頭上有幾節過時的火車廂橫在一邊；一邊則是爭先恐後登岸的官兵口號聲喊成一片，隊伍擠在一起，很混亂。尤其是輜重部隊（記得並無巨炮之類的大型武器），相互爭道，搶著把槍械運上火車，更是叫喊謾罵、喧鬧雜亂。這些行動所構成的圖景，完全不像是支訓練有素、軍容嚴整之師在作光複國土之旅。

　　７０軍當初是由國民黨當局急遣至寧波地區會同地方雜牌部隊，阻撓當時已包圍寧波城的中國共産黨浙東縱隊（寧波人通稱之為“三五支隊”）解放寧波等地的。它不是國民黨美式裝備的精銳部隊，沒有配備什麼先進的武器。就服裝而言，臨行前發的一套草綠色軍服是布質的，發的鞋，不是皮鞋，而是膠布鞋。當時的寧波報紙形容登艦的“國軍”“服裝整齊” ，其實如此而已。台灣同胞拿這支部隊的裝備與軍容與日本兵相比較，想必會有看法。７０軍政治部剛進駐時缺乏警衛武裝，竟一度讓一些剛從普通中學出來、根本未經軍事訓練的“政治工作隊”隊員站崗放哨。他們扛的步槍上的刺刀有的銹跡斑斑。有位與部隊相鄰、與隊員混得比較熟的臺胞，曾指著刺刀説：“這槍上的刺刀怎麼是生銹的啊！”

　　“國語運動”

　　臺胞對“國語運動”響應之熱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

　　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使祖國這個寶島上處處留下了日本的影響。到達台北時看到許多臺胞穿著木屐在行走。他們講的除閩南話（李登輝所説的“臺語”其實就是閩南話）外，就是日語。我們這些來自大江南北的走在街上，與當地同胞語言隔閡，大有身在異域之感。上街購物，與人交往，都很麻煩。只有用書寫，加上過去或新學來的一點“ 洋涇”日語，才能勉強應付。語言溝通問題，是當時大陸來人（所謂“外省人”）與臺胞接觸乃至整個“光復”工作中的一大障礙。

　　國民黨政府開始接管台灣不久做了件大好事，就是積極推行“國語（即普通話）教育運動”，也就是“國語學習運動”。台灣行政長官（那時不叫省長）陳儀在到臺後不久發表的“施政要點”中説，希望臺胞三四年內能説國語。據説，台灣省教育處還為此報請國民黨中央政府教育部，調派該部“國語執行委員會”委員魏建功、何容及幹事王炬等來臺協助。

　　“國語運動”的推進方式，一是在正規學校內實施國語教程。當時有的學校如天主教教會開辦的台北“靜修女校 ”（該校教士有好些是菲律賓裔），在日降後很快就停止日文課程，延請來自大陸的老師（一位是湖南籍的中年人）講授國語課。該校還開始在音樂課中用國語教唱歌曲。有的老師教唱的且都是抗日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等。另一方式，是由政府出資，舉辦群眾性的業餘學習，特別是夜校的形式，方便各界人士前來參加。這類學習基本上是免費的。此外，社會上也有人看準時機，出來興辦國、英語補習班。如台北就有個叫阿甘萊的菲律賓裔台灣人（當時台灣這類人不少，其中多數是女傭），央人出面，替他興辦了“阿甘萊國、英語補習學校”，校址借用了“靜修女校”的課室。這類學校是收費的。

　　臺胞對“國語運動”響應之熱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且不説政府免費舉辦的，就連社會上收費的國語補習班，報名就讀者也十分踴躍（舉辦此類學校者大都發了一筆小財）。至於前者，報名者更是爭先恐後。由７０軍政治部借用當地中、小學教室開辦的十余處“國語補習夜校”，處處爆滿。學生中，年長者六七十歲，年輕的十幾歲；有家庭婦女、職業婦女、職工、商販和普通勞動者（如人力車夫）等。開學那天，學生們爭著翻看新書，前來認識老師，也有相互招呼的，課室裏氣氛十分熱烈。而一旦開課，教室裏人很安靜。

　　當時使用的是類似一年級小學生用的啟蒙課本。學生們無論老幼都學得很認真，務求把每個字的語義，特別是語音搞清楚，有時簡直是打破砂鍋問到底。一般補校、夜校，往往開始時學員眾多，爾後逐漸有人堅持不下去，人數不斷減少。但“國語補習夜校”，始終不見減員，極少有中途輟學的。當時有的報刊説，台灣老百姓“拼命學國語”，此話毫不為過。更可喜的是，一些老師通過教學，與學生結下了友誼，成為經常往來的朋友，國語學習成了構築友誼的橋梁。國語在台灣的普及，從長期看，有賴於經常的學校教育，但光復初期那個“國語學習運動”以及由此帶動起來的“國語熱”，無疑功不可沒。

　　普通話在台灣的普及對增進臺胞對祖國的認識與理解、對促進兩岸交流，乃至統一，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據報道，“民進黨”個別領導人居然鼓吹什麼講“母語”，即指以閩南話替代普通話，那就是企圖逆歷史潮流而行了。

　　寶島台灣台灣當時的文化教育的普及，醫療衛生的條件，比大陸為高

　　當年一到台北，除遇到語言障礙外，突出的感覺是：臺胞的待人接物與社會風尚，處處帶有日本的烙印。同時，市區也留有戰爭的痕跡。據説，約有１／５的地區，包括原日本駐臺總督府部分房屋被盟軍炸毀（但總督官邸仍基本完整）。臺胞們的衣著比較舊些。商店貨架上的商品比較匱乏。

　　不過，台灣依然是個寶島。從當時動蕩不安的大陸來到這裡，尤其讓人感到它的安寧、美麗而令人愜意。此地氣候宜人，水果豐富而且價格便宜，還可品嘗到熱帶、亞熱帶的楊桃、芒果、檳榔等等。蔗糖很豐富，産量戰前居世界第四位，僅次於古巴、爪哇、印度（７０軍政治部臨時駐地————博愛醫院原址內，有院方留下的成大缸的白蔗糖，可隨時取用）。

　　當時，躲避盟軍轟炸的市民已陸續返回，市面逐漸熱鬧起來。不過那時台灣全省人口不過６００萬，台北市人口約３０萬。街上車輛不多，空氣清新。市內不少街道寬敞整潔，兩旁有棕櫚樹掩映，徜徉其間，心曠神怡。那時台北除原總督府顯得略高外，並無什麼高層建築。住宅多是日式平屋，四旁常有草木環繞。有人説，當時的台北幽靜而帶有詩意，並不為過。

　　給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台灣同胞的文化教育水平。日本統治台灣有很厲害的一手，就是推行“國民教育”，實即 “皇民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它麻醉臺胞的思想，但同時確也使他們有受文化教育的機會。臺胞接受中小學教育的很普及。當時的國民黨官員公開説，台灣國民教育的發展居全國之冠。從所接觸的情況看，幾乎所有成年人都是識字的（那時當然首先是日文），婦女普遍受過初等或中等教育。常常可以看到小販或人力車夫在閱讀書報。日本“帝國大學”台北分校（今“台灣大學”前身）規模宏大，自不待説。更令人感到意外的倒是，鄉鎮裏最好的房屋建築，往往不是富人的宅院，而是“國民小學 ”的校舍（大概由於這個緣故，凡是這類地方，遇到水災之類的災害時，人們常常躲到校舍去避難）。連音樂教育也比較普及。懂五線譜的很多。許多家庭都有鋼琴；家境差的也有風琴，能彈琴的自然不少。尤其是女子（所遇到的有好些身材高挑，性情溫和），能彈琴、唱歌的更多。台北公園每週三、六，都有水平相當高的音樂演奏。

　　文化教育的普及，也使臺胞們有講禮貌、講衛生的好習慣。日語的“請”，是經常挂在臺胞嘴上的。到別人家去訪問，敲門同時，總要用日語問“有人嗎？”臺胞有經常洗澡的習慣。台北多溫泉，大自然也給他們創造了講衛生的條件（那裏的一般澡堂，大概是日人影響的關係，其設施有點不同於大陸的習俗，通常是進門處坐著個收費的，男女浴室經他身旁分別入內，但進去後公共女浴室門口只挂個布簾，與男浴室之間並無什麼嚴格的隔離）。同時，台灣的醫療機構也比較發達。一類是官立醫院，一類是私立醫院。官立醫院當時全省共１２所，其中原台北“帝大”醫學院的附屬醫院規模最大，設備最好。據統計，台灣平均每２３９８人中就有一名醫生，這在當時的中國各省中，大概是比例最高的。

　　不過，在台北詩情畫意的背後也還有另一面：這裡有不少色情場所。據説，就在戰前，台灣的妓院、妓女是“出名”的。據臺胞説，霍亂、鼠疫、甚至瘧疾在台灣幾已絕跡，但還不曾聽説性病這種骯髒的傳染病已從這塊土地上消失。總之，當時台灣的色情業雖不如今日台灣之氾濫，但台北那些陰暗場所就已經是一些貪官污吏、生活糜爛者尋花訪柳的“樂園”。

　　腐敗官吏的樂園

　　國民黨官員在接收台灣後，也大搞“五子登科”

　　抗日勝利後，國民黨接收（當時被謔稱為“劫收”）大員，乘機大肆貪污舞弊，搞房子、（金）條子、（鈔）票子、車子、婊子等（所謂“五子登科”），簡直比比皆是。在台灣，當然不會例外。

　　搞“五子登科”首先是官位子。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國民黨派遣至台灣的接收人員，除７０軍外，行政人員的人數很有限。在臺的官職一時成為美差。在這少數行政官員的頂層，是以行政長官陳儀為首的、由國民黨中央欽定的一群“接收大員”。在他們周圍的則是利用各種關係、依附於他們的中、上級官員。其中有的人初來時並未擔任行政官員，只是為了搶佔先機，先跟著７０軍過海峽，然後再謀求官職。比如前述陳孔達的日文翻譯，即由寧波地方勢力推薦，先安插在７０軍政治部內充任“上校”，到臺後不久，便謀得台南專賣公署主任的職務，“ 棄軍從政”去了。臺省所有重要官職，百分之九十九，都為這批人及其親信、關係所佔盡。那時大陸上失業者眾。不少人、尤其年輕人想來臺謀得一官半職，或想為光復與重建台灣作點事的，都不得其門而入，遑論被視為接管對象的台灣當地人。記得當時在台灣上層官僚中點綴的所謂本省人，只有省議會議長黃朝琴等少數人。

　　耐人尋味的是，還有個別商人，借助於官方關係，也在光復之初趕來台灣，搶佔商機。比如有位上海某商行的年輕經理，也不知如何打通了關節，先“考入 ”７０軍政治部政治工作隊，作為隊員隨軍來臺，不久便辭去職務，搖身一變，成為與上海一家貿易公司聯號的基隆某公司經理。要知道，那時戰事甫停、海上不靖，海上交通極度不便。除滬、浙、閩有少數機帆船為貿易冒險往來海峽外，通航的大型船隻極少；至於飛機，那是高官們專享的奢侈品。在這種情況下，能靠特殊背景、搭美艦搶先來臺，佔據商機，那真是佔盡便宜了。

　　這些來自大陸的官吏一到台灣，在忙於接管工作的同時，恣意尋找與享受犬馬聲色之樂。北投一帶的溫泉賓館就成了他們縱情享樂的去處。７０軍政治部主任周漢儀（少將）到臺後不久，便在那裏設宴招待美國駐臺陸軍司令荷禮上校（國民黨官吏對美軍竭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在荷禮駐臺短短三四個月時間裏，周漢儀這個少將先後兩次宴請那位上校，卻不見後者還過一次禮），同時借機邀請該軍各師師長們“作陪”（結果也是一二個客人，一大堆陪客）。他們弄來一些台灣年輕女子，在餐後舞會上做舞伴，還召來樂隊助興。這幫師長當美國軍官在坐時，還裝點斯文；一待他們離席，便個個醜態百出，各自擁著一位女子入單間浴室鬼混。據説，其中有的女子以後就成了這幫師長的“小蜜”。周某本人則“近水樓臺”，企圖玩弄“政工隊”內一白晰美貌的女隊員。此事竟很快為其在大陸的髮妻（一個跑江湖碼頭式的“女強人”）所獲悉，後者很快便趕來駐地。接著就在那位女隊員宿舍內演出鳴槍“示警”的醜劇。陳孔達的那位日文翻譯官到臺不久，不知怎的就勾搭上一日本女子，在那女子的日式宅院內與她半公開、半秘密地姘居。上樑不正下樑歪。派駐台北外圍的７０軍某營指導員居然跑到政治部來表示想去有女招待的酒樓“玩玩”，政治部竟還派人作“嚮導”。一些初出茅廬、高中畢業不久的“政工隊”隊員們集體上妓院作樂。有的中下級軍官公然走街串巷去尋找妓女與暗娼。官吏之腐化與軍紀之壞，可見一斑。

　　至於房子、汽車，經盟軍轟炸得以保存下來的華麗的總督府官邸（有位記者説，在重慶數年還不曾見到過有類似的高級官邸），由高官享用，自不待説；不少小巧玲瓏的日式住宅，都紛紛為高級官吏所佔用。那時台北汽油奇缺，汽車是稀有的奢侈品，僅有的一些黑色轎車，統統為高官所有（比如７０軍政治部主任周某就擁有一輛）。普通公務員、老百姓要雇輛汽車去北投玩耍，都難如登天，因為車子、汽油都少，少數幾輛出租汽車輕易不敢跑長途。至於市內公共汽車，幾乎名存實亡。要想搭公共汽車，往往要等上近一個小時，才會有輛破舊的公共汽車蹣跚而來，想要靠它準時上班，根本不可能。與之對比，高級官吏所乘的黑色轎車則呼嘯而過，因此而感到憤憤不平的，不只是本省、也有外省的下級公務員和台灣老百姓。

　　幹貪污的勾當，自然比較隱蔽，但被檢舉揭發的也不少。國民黨當局那時在臺如同在大陸，懲辦貪污案件，只打蒼蠅，不打老鼠。一些“老鼠”逍遙法外，大有人在。據報道，在筆者離臺的當年（１９４６年）８月份，國民黨中央政府派了個“閩臺區接收清查團”來臺，一個多月的時間裏，開始一陣子煞有介事，引起臺胞們的希望與欣喜，但直到次月上旬只辦了幾起小貪污案，便“風平浪靜”。最後拖到離臺前兩天，“清查團”才在輿論壓力下，召開記者招待會，揭發省貿易局局長于百溪和專賣局局長任維鈞的兩大貪污案，聲言該團“不單打蒼繩，還要打老鼠”。但下文呢，也只是説將“面呈陳長官處分，並移交法院辦理”云云。

　　凋敝的經濟

　　國民黨對台灣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取而不予”的方針

　　台灣原本富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且已日漸走上工業化道路，但經日本帝國主義長期壟斷、剝削，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掠奪，經濟已趨衰落。國民黨的接管又是繼承日人衣缽，採取當時在大陸的那套辦法，實行全面壟斷、“取而不予”的方針。這無疑給當地的臺省經濟雪上加霜。

　　省貿易局、專賣局壟斷了全省的經濟命脈。舉凡煙、酒、茶葉、水泥、燒鹼、樟腦、汽油和煤炭等統統受統制。據説，要向貿易局買幾噸樟腦之類的貨物，都非常困難。原日本人獨佔的大小企業、工廠７７０余處，由國民黨接管為官營，但開工的據稱不足百分之十。僅此一項，失業工人當在十余萬之眾。農業方面，光復後，肥料供應不足，次年又遭颶風襲擊，農舍、農産物毀損很多。漁業也因漁船、漁具的缺少和補充不足，生産不如往昔。

　　市場上商品匱乏，價格昂貴。筆者１９４５年１１月間購買一套玄色嗶嘰西服，約需台幣１０００元（友人給的優惠價為８００元），大概相當下級職員２個半月的工資收入。煙、酒等更貴，而且質量不好。好在台灣當時不用“法幣”( 大陸上通用的貨幣），而用台幣（據説原是金本位的），所以物價漲幅初時還不明顯。一進入１９４６年，受大陸物價加速上漲的影響，台灣物價也節節攀升。就連台灣極其豐富的蔗糖，由於官商勾結、屯積居奇、運銷上海等處，也不能免於價格之上升。特別是糧價，上升尤烈（據説在１９４７年初大米由每斤１８元漲至５７元，而且人們還擔心買不到）。一些小學教員還幾個月領不到薪水（這在當時的大陸司空見慣），下層公務員（外省與本省的）要把月薪的２／３花在飲食上，而且“三月不知肉味”。物産豐富、糧食一年産出可供５年之需的台灣（過去日本人把它當成“取之不盡”的糧倉），在國民黨接管並不太久之後竟發生這等情形，實始料所不及。

　　從熱情陷入失望

　　民眾的熱情急速減退，甚至逐步轉變為失望乃至對立的情緒

　　到臺僅４個多月時間，就親眼看到臺胞對國民黨當局的態度，從熱烈歡迎、滿懷希望，轉變到失望、不滿乃至反對。這個變化，其程度之劇烈與時間之短促，令人震驚。

　　當初７０軍及陳儀一行來臺時，一路上都是熱烈的歡送與歡迎。當時部隊登陸雖然忙亂，但臺胞為光復與回歸祖國表達的欣喜與歡迎之情，還是讓人心裏感到熱呼呼的。

　　最感動人的是：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即陳儀到達的翌日，為歡迎他的蒞任、慶祝台灣光復而舉行的台灣地區日本投降儀式的慶祝典禮（這一天就定為“台灣光復日”）。為此，台灣全省各地市民及代表事前紛紛集中台北。是日，在舉行慶典的原日本總督府廣場上，人山人海，鑼鼓齊鳴，旌旗蔽天。印象最深的是，旌旗中有繡著龍鳳的旗幡，飄著長長的飄帶，像是舊時（或許是前清）保存下來的喜慶時節使用的吉祥物。臺胞舉著這種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特色的旗子來迎接回歸，更烘托了他們胸懷祖國、喜慶統一之情。慶典上，日本第十方面軍司令兼原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在投降書上簽字，受降主官陳儀則代表中國政府宣佈，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回歸中國版圖。會場上頓時掌聲、歌聲、歡呼聲與談笑聲匯成一片歡樂與喜悅的海洋。會場上氣氛之熱烈與民眾情緒之高漲，身臨其境，不能不為臺胞熱愛祖國的情懷所感動而熱淚盈眶。

　　的確，在光復後一個短時間裏，臺胞曾經把國民黨政府的到來，看作是解放于一朝，以為從此可重見天日。他們除在光復慶典上表現了極大熱情外，又在事後舉行全市（台北）遊行；許多家庭還張燈結綵，祭告先祖。他們還曾把“國軍” 看作是抗日英雄（應當説有部分國民黨軍隊確曾浴血抗日），對之採取敬佩與友善的態度，有的姑娘甚至把愛情奉獻給了個別軍官。由政治部組織演出的抗日話劇（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觀眾總是場場爆滿。如前所述，臺胞們還曾掀起很大的學習國語的熱潮。有記者説，當時臺胞“興奮與快樂的情緒，誠非筆墨所能描寫”。

　　然而，曾幾何時，民眾的這股熱情竟急速減退，甚至逐步轉變為失望乃至對立的情緒。短短的大約一個季度的時間內，接收官吏的貪污腐化、政治與待遇的不平（即使是同一等級的公務員，本省與外省人的待遇也有不同）、軍紀的敗壞，市政（尤其是交通）的廢弛、供應的緊張，最後是物價的上升與生活的困頓，所有這一切一下子使臺胞陷入失望的深淵。這種情緒很快形成一種要求抗爭的政治傾向。於是，在省議會上舉凡議員發言攻擊當局的，説到激烈處，旁聽席上的民眾便報以鼓掌與喝彩；凡被視為替政府護短的，上午發言，下午報紙上便會群起而攻之，甚至被罵得焦頭爛額。民眾與官兵在街上爭吵與衝突的事件時有發生（其中也有日佔時期豢養的台灣“浪人”乘機興風作浪的）。有兩位台灣大學的學生曾在私下向筆者流露，他們真想組織起來與當局進行鬥爭，但那時他們已察覺有國民黨的軍警特務在四處監視而有些猶豫與膽怯。本來，欺壓臺胞的主要是少數上層權貴，結果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臺胞漸漸對所有接收官吏、官兵乃至外省人都側目而視了。

　　國民黨當局在光復之初，就把在大陸的腐敗與黑暗統治搬到了台灣。這給以後的台灣問題帶來惡劣而深遠的影響。國民黨政府所作所為的這段歷史，其教訓是深刻而發人深思的。（楊壽）

責編：王京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