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聲不斷的家庭

　　我88歲了，已是個跨世紀的老人了。我這人很少回憶，總是在想著今天我教哪幾個學生，明天的課該怎麼上？腦子裏總是滿滿的。教授生涯需要一個人的全部精力、體力、心力，即使有兩個生命也是不夠用的。

　　在美國時，有個外國記者採訪我：“你一生也吃了不少苦，你從法國回來後悔過嗎？”我理直氣壯地説：“不後悔。這是我的祖國，我出力了，我不後悔；我不出力，才會後悔！”

　　我在抗日戰爭時離開祖國去巴黎留學，至今想來仍有一種歉疚感。我沒出多少力，但祖國給予我的榮譽、桂冠實在太多了，對我來説總有一種“收支不平衡”的感覺。要使它平衡，只有努力工作，對我來説就是努力地培養聲樂人才。

　　我幸福，因為我這一生總跟音樂在一起。我得感謝父母遺傳給我的基因好。當我19歲的母親懷我一個月時，喜歡音樂的父親就陪著她去學彈鋼琴，他説這是最好的胎教。母親生下的二男四女六個孩子，果然都有音樂細胞。那時家庭留給我的最美的畫面是：父親下班回家，坐在客廳裏看報，母親在廚房忙著，我在彈鋼琴，小弟弟在另一間房練小提琴，大弟弟吹薩克斯管，小妹妹們在旁邊唱著、舞著、玩著。每天每天，家裏各種琴聲不絕於耳。

　　1917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時，父親周蒼柏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工作。我是家裏第一個孩子，全家都很疼愛我。因為媽媽叫董燕梁，我又是個女孩兒，舅舅就給我取名“小燕”。不到一年，父親調到漢口的上海銀行分行工作。漢口原是我們的老家，於是全家都回到了家鄉，我的童年就是在漢口度過的。

　　孩提時代的我，生性好動，膽子大，好逞強，是個小淘氣。我家院子裏有兩棵高大的梧桐樹。我能敏捷地爬到樹上去，採摘硬殼梧桐果吃。父親還給我們請來一位拳師，教我和兩個弟弟練拳。每天放學後，我們總在草地上耍槍弄棒，刀光劍影。後來，有人邀請我們到武漢青年會等處去表演。我們姐弟既有單人表演，又有雙人表演，我還和師傅表演對刀等。説起來，我們姐弟的武術表演那時在武漢還小有名氣呢！我長大後雖然沒有當運動員或武術家，卻有了良好的身體素質，反應靈敏，有良好的節奏感。這對我以後從事聲樂藝術工作也是有幫助的。

　　父親擔任了上海銀行漢口分行經理以後，家境逐漸富裕。他在武昌珞珈山麓、東湖湖濱陸續購置了一塊塊荒地，辦了一所“海光農圃”。不過，父親早就告訴我們：“這地方將來不是你們的。我把它建設好了要獻給人民。”他説到也的確做到了，全國一解放，父親就把這塊心血澆灌過的園地奉獻給了國家。

　　把大床當舞臺

　　由於對音樂癡迷，我變得很貪婪。我學過鋼琴、小提琴、大提琴、薩克斯管、班卓、曼陀林、夏威夷吉他、西班牙吉他等，還學了不少民族樂器，琵琶名家張萍舟就是我的琵琶老師，我能彈《梅花三弄》等曲目。

　　父親對我們的家教現在看來是很超前、很全面的。他認為學西洋音樂不懂外語是不行的，所以在我小學畢業後，把我送進了一所天主教會辦的聖瑪利亞學校學習，和一群外國孩子一起學習英語等課程。父親問我最多的一句話是：“小燕，你學得怎樣？是不是比那些外國孩子強一些？”父親這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自幼在我的心田裏埋下了種子。

　　對祖國祖傳的文化藝術，父親更為看重，他為我聘請了一位家庭教師教我古文和詩詞。講究音韻對仗的古漢語對我學習音樂，無論是培養樂感還是在趁韻吐字方面，都終身有益。

　　外國有聲電影為我們的童年帶來了刺激性的樂趣。這些大多是歌舞片的有聲電影一上映，我看完片子，拿到歌片就能哼唱。我們幾個孩子學著電影排練即興創作的戲。我們把房間的大床當舞臺，又唱又跳。以後又看了新歌舞片，靈感突生，又排演新劇目。父母發現後，笑嘻嘻地説：“幹嗎關起門來演，演給我們大家看看嘛！”這一下，我們把劇場從大床移到了大客廳，靠窗口放了兩張桌子當舞臺，還排好了觀眾座位，用紅紙頭做了入場券分發給大人。以後每到週末的公演，吸引了左鄰右舍，每次都有老老少少幾十個觀眾光臨，有的還早早來搶佔位子。

　　我唱歌的才華就是那時候被發現的。台下觀眾中有一位父親的朋友説：“這小姑娘嗓子怪好聽的，幹嗎不把她送到上海學唱歌啊？”我聽了感到好奇：“唱歌還用學，不是一張嘴就能唱嘛！”

　　後來父親真讓我在18歲那年考入上海國立音專，專學聲樂。由於從小父親常叫我在眾人前自彈自唱，所以我從不怯場，到哪兒演，都像當年在家裏的小舞臺上演給父母看那樣放鬆自在。

　　幼弟的錚錚遺言

　　我的小弟弟德佑，除了拉得一手小提琴，還能詩善畫會編劇。多才多藝的他追求光明，在少年時期接觸到進步人士後，就選擇了革命道路，成長為一名革命者。小弟有一天忽然不辭而別，遠走高飛了，只給家裏留下一封信——親愛的雙親：

　　請不要擔心，不要著急，我現在已經立下了最大的決心到山西去了，我相信沒有任何困難可以阻礙我的，所以就毅然取了這種行動。……這一次的走，也許是很胡涂的，可是，我覺得在這個時代，並不需要聲明，卻很需要勇敢，我曾怨我自己沒有勇敢，現在既有了勇敢，我寧可做逆子。也許天下的事情還要讓孩子們來幹的。我不需要錢，因為我們是跟團體一塊去的，自己有錢還要給充公的，我身邊有十五塊錢，可以買一些筷子、衣服，至於外面的皮大衣，到了山西那邊還有得發的。（這次同行的人很多，家裏有錢的孩子也很多，他們吃得苦，我也吃得的。）

　　除了請雙親千萬放心之外，我沒有別的話可説。以後當隨地寄信回來。

　　……

　　後來我們打聽到他參加了黨領導的拓荒劇團，在湖北應城一帶演出、宣傳，“去做喚醒民眾的工作”。德佑以火一般的熱情忘我工作，每天挑近百斤的擔子，一天走幾十里路，晚上既要演戲，還要連夜編寫劇本。每天伙食費只有一角四分錢，一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他對如此艱苦的物質生活很滿意，在短短的兩個月裏寫了四個劇本，上演後反響熱烈，許多民眾看了戲都流著淚表示要抗日到底。德佑終於積勞成疾，不幸身亡。

　　當時，周恩來由於統戰的需要做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的工作，和我父親有所接觸。他對我小弟的死深表痛惜：“一個資産階級家庭的兒子，能拋棄自己安逸的生活，追隨革命，很不容易。”

　　我忘不了小弟臨終時，我和父母都守在他的身邊。他突然把我們三人的手緊緊握在自己的手裏，用盡最後的一口氣對我們説：“你們要堅持抗戰到底，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我們的！……”小弟為了抗日，獻出了年僅18歲的生命。父母當時悲痛得都暈過去了。周總理和鄧穎超大姐曾親自來我們家，鄧穎超勸慰我母親説：“你是失去了兒子的母親，而在當前抗日戰爭中，中國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親人，流離失所！你應該擴大自己的母愛去愛所有這些沒有父母的孤兒。”話語中肯而有力量，母親擦乾淚，像變了一個人一樣，也成了一個堅強的革命者。她拋棄了養尊處優的生活，抗戰爆發時在武漢積極參加救護病員的工作，又到重慶難童保育院工作。她後來終身從事保育工作，真的將偉大的母愛獻給了千千萬萬的兒童。

　　解放後不久，我當上了人大代表，參加了1949年召開的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會上我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總理還唸唸不忘地問起我弟弟德佑的墳上立了碑沒有。我沒想到戎馬倥傯、日理萬機的周總理還會記得十二年前死去的一位普通革命青年，還這樣關心他的家屬。我熱淚滾滾，回答説沒有立碑。總理説：“可以樹個碑嘛。他這樣一位青年，離開優越的環境參加我們的隊伍，很不容易。”我對總理説：“我對革命沒有什麼貢獻，這次當上代表感到很慚愧。”總理又説：“革命不在遲早，參加革命就好，你要好好向你弟弟學習。”我如今再去東湖總感到心裏空落落地難受。弟弟的墓早被剷平，不知去向了，更不要説樹碑了。父親的碑也沒有立，而我卻有了雕像，有了那麼多榮譽，我於心不安哪！

　　從黑夜唱到黎明

　　我常常會想起那些在我最困難無助時幫助過我的人。在巴黎，我以《蝴蝶夫人》中《晴朗的一天》一曲考進了巴黎師範學校，大家都愛稱我“小蝴蝶”。後來我遇到音專的校友李獻敏和她的丈夫齊爾品先生，轉學到齊爾品父親尼古拉在巴黎開辦的俄羅斯音樂學院，在那裏我解決了發聲技術上的困難。不久巴黎淪陷，我們姐弟也跟著一個波蘭籍嚮導（猶太血統）一起逃往德國南部，想從那兒轉道回國，但已走不掉了，我們被德軍用牲口車裝回巴黎。我後來只好回到俄羅斯音樂學院繼續學習。此後，中法之間音訊斷絕，父親無法寄錢給我，幸虧得到法國華僑的資助借貸，得以勉力維持生活和學業。直到歐戰結束，我主演了齊爾品作曲、蕭子升寫詞的清唱劇《蚌殼》，一舉獲得成功。

　　當我在歐洲好幾個國家開了音樂會，得到了好評時，就有人説：“她大概是日本人吧！”似乎中國是出不了歌唱家的。我聽到外國人嘲笑説“你們中國好比是汽車上的備胎”，我肺都氣炸了。我明白，中國要不獨立解放，繁榮富強，靠個人奮鬥沒有用！

　　1946年到1947年，我在法國、英國、盧森堡、德國、捷克、波蘭等國舉行了音樂會之後，決定回國。當時有人勸我留在國外定居，但我從來沒想過不回中國，我拒絕了，不願意在他國當“白華”。1947年我回到祖國，雖然抗日戰爭已經勝利，但白區反饑餓反內戰的鬥爭如火如荼。我熱血沸騰，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滬江大學等學生會的邀請，一次次參加籌糧募捐義演。演完後，交通大學給我送了一面旗，上面寫著：“唱破陰死的天”。復旦大學還送我一面燙金字的旗子：“從黑夜唱到黎明”。

　　解放後，我在上海音樂學院擔任聲樂教授，先後兼任聲樂系主任和副院長職務。195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時，我演唱了阿薩比耶夫的《夜鶯》：“我的夜鶯小夜鶯，歌聲明亮的小夜鶯，你往何處飛翔？整夜你在何處歌唱？”這首歌被拍攝成電影，成為我花腔女高音的代表作。回首往事，多少事想做，而做成的事又很少。我這一生多麼想排出一部能在世界藝林中站住腳的歌劇，我做夢都在排中國歌劇。人生苦短甜更短，一切都會過去，惟有永恒的藝術和我的命運結伴而行，我只是做命運的朋友罷了。

責編：婁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