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以下簡稱曹）：周先生，你好。

　　周小燕（以下簡稱周）：你好。

　　曹：前兩天電視臺正在播有關潘玉良的一個傳記的電視劇，叫做《畫魂》。以前，黃蜀芹導演也拍過電影《畫魂》。大家對潘玉良一生的藝術和她的傳奇生涯都非常感興趣。我曾經在20世紀中國油畫回顧展上看到一張她給您畫的肖像。

　　周：是。

　　曹：那張肖像是什麼時候畫的呢？

　　周：大概是1943年。那個時候我在法國巴黎，住在一個我叫肖伯母——淩卓的家裏，她是個野獸派畫家。因為她是個畫家，所以與潘玉良常常有來往。後來有一天潘玉良就跟我説：小燕，我跟你畫張畫好不好？有人跟我畫畫，我當然説好啊，怎麼樣畫呢？她説你只要跟我坐三個半天，三次就行了。好了，她真是坐了三次——兩次在淩卓家裏(肖伯母家裏)，一次是到潘玉良家裏去。坐了三次。

　　曹：當時潘玉良在巴黎住在什麼地方？

　　周：很潦倒的，就象住在歌劇《波西米亞人》中描繪的拉丁區一樣。那個拉丁區是個學生區，所有的窮畫家、藝術家基本上都集中在那裏。她就住在一個象閣樓一樣的地方。墻上有很多她的素描。她的素描是很好，線條非常的流暢，而且很有力。都是裸體，也有她的自畫像。滿墻都是，貼在那裏。她的油畫我記得並不多，素描比較多。

　　她的畫畫完了，我走過去一看——不象我——我覺得。

　　曹：她畫的不象你嗎？

　　周：像一個東方女子。

　　曹：但是跟你的形象好像……還是有點距離。

　　周：就是嘛。你也説不像吧。我一看，覺得不像，就沒有要。

　　曹：後悔嗎：

　　周：現在當然有點後悔。

　　曹：無論是電影《畫魂》還是電視劇的《畫魂》，都是把潘玉良這個角色塑造得特別漂亮，尤其是電視劇李嘉欣演的這個角色是美艷動人。但我看過潘先生的一些自畫像，好像並不是如電影電視中那麼漂亮。你當時見到的潘玉良是個什麼樣？

　　周：可以説是醜。

　　曹：所以我記得你跟我説潘玉良真的是很醜。醜到什麼程度，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是有回頭率的。不是因為漂亮，是因為長得實在不怎麼樣。

　　周：長的怪，穿的也怪。

　　曹：所以很多的觀眾、讀者總是對他們所崇敬的藝術家有一種幻覺……

　　周：對。

　　曹：她是一個畫家，過去又有這樣一個傳奇經歷，就把她想象成一個美女。

　　周：對，想象的。不過這個人很善良。

　　1917年，周小燕出生於上海。父親周蒼柏早年是中國第一代銀行家，革命戰爭時期與周恩來私交甚篤。自小熱愛歌唱的周小燕在抗日戰爭爆發後與好友成立了武漢合唱團，並首唱了名曲《長城謠》。1938年，在同樣酷愛音樂的父親鼓勵下，周小燕留學法國，踏上了漫漫求學之路。

　　曹：你是哪一年去的法國的？

　　周：1938年7月。

　　曹：那你去巴黎之前對巴黎是一種什麼樣的想象？

　　周：那當然想的很好，想入非非的。什麼巴黎有個大鐵塔，怎麼怎麼漂亮，還有一個盧浮宮，那都是看資料看到的。等我一到巴黎，是七八月份了，所有的巴黎人都去避暑去了，巴黎幾乎沒有人。

　　曹：空城。

　　周：對，空城。而且房子也是灰的，天也是灰的，鐵塔象個破鐵，灰不楞凳，特別蕭瑟，而且路上也沒有人。我想這就是巴黎啊！

　　曹：那時侯去巴黎的時候有沒有自己的一個夢想？比如我將來一定要做成一個什麼樣的事……

　　周：我就是在船上……船上很奇怪的。有一天我坐船上，一個人撲在欄杆上，看那個浪翻滾。我就想：真有意思，昨天那個浪啊那麼靜，海鷗在那裏飛，今天就(這麼)……我就有這樣一個想法——我説，我希望我將來的生活就象海一樣，平靜起來很寧靜，等到一下子翻騰起來，就翻騰啊翻騰啊的。我説，這樣生活蠻有意思的。

　　我有一次到美國去，有一個女記者是採訪我時説，戰爭好像是跟隨著你一生的……

　　曹：The war follows you everywhere.

　　周：對。The war follows me everywhere. 國內抗日戰爭，我送到法國去；Ⅱ world war——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大戰完了回國，又是解放戰爭、各種運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沒有停過。現在好了，現在總算到風平浪靜的時候了。

　　曹：我知道那時候你在巴黎的那段時間其實還蠻艱苦的。去了大概兩年吧，就世界大戰了。

　　周：是。我那個時候學習也不順利。聲音過不去，卡住了。

　　曹：好象你從開始在上海跟蘇石林學，直到去了法國，高音一直解決不了。

　　周：就是高音，很後來才突然變好的。

　　那時候巴黎被德國佔領了。不過有時壞事也會變好事，就是讓我接觸了很多德國音樂——舒伯特、約翰斯特勞斯、勃拉姆斯啦……而且到處是聽德語，我想，我就索性乘這個機會學一點德語吧。所以那個期間就學了一點德語。

　　周小燕共有兩個弟弟。受家庭的影響，小弟弟德佑未滿19歲便犧牲于抗日運動。而1940年，跟隨小燕一同赴巴黎求學的大弟弟天佑，也因為一次小小的闌尾炎手術永遠地安息在異鄉的土地上。

　　曹：巴黎那段時間時局非常動蕩，你差不多有七年的時間沒有跟家裏進行通信吧。

　　周：對。七年沒有消息，只能通過紅十字會了解一下大致情況。我學習上又碰到很多困難，物質生活又非常貧乏。而且我弟弟又去世了……

　　曹：我想可能大弟弟的去世，對你的打擊是最大的。

　　周：恩。他在逃難的時候感冒了，一直咳嗽。後來我們回來的時候發現是盲腸炎，要住院。其實盲腸炎開刀是小事一樁，那個時候法國也許是被德國侵佔了，醫療特別差。而且住院不許常去看，只能三點鐘去看他一下。後來有一天我去看他，他就説我昨天睡著冰水過了一夜，就這樣轉成隔膜炎，去世了……我一個人簡直不曉得咋辦，我又不能告訴我家裏頭，因為我媽媽剛剛去掉一個兒子。告訴她怕她受不了打擊，所以我只好隱瞞著。

　　就是那時侯碰到蕭子升跟淩卓，我叫他們蕭伯伯、蕭伯母的。碰到他們後他們收留了我，就跟他們住下了。所以我説，我一生真是蠻幸運的。就是説，總是在關鍵時候會碰到一個貴人，會碰到一個人的幫助。我到了巴黎，不曉得考什麼學校，是齊爾品夫婦幫我們安排學校，後來常常到他們家裏去，認識很多當時的大音樂家，帶我們去聽音樂會，接受音樂的熏陶。後來在我弟弟去世的時候，又碰到了肖家……

　　周小燕

　　除了蕭子升、淩卓夫婦外，在巴黎留學期間，小燕還幸運地得到了俄裔作曲家齊爾品、恩師貝納爾迪、布朗熱等一大批音樂大師的幫助。在首屆布拉格之春音樂會上，周小燕與俄奧伊斯特拉赫、肖斯塔科維奇、波恩斯坦、庫布利、梅紐因等大師同臺演出，歐洲輿論界將她稱為“中國之鶯”。然而，就在她還沒來得及踏上夢想的歌劇舞臺，抗戰勝利的喜訊卻讓小燕毫不猶豫地踏上了歸家之路。

　　曹：你那個時候從巴黎回來，應該説是滿懷一種新的希望，而且那個時候可以説是衣錦還鄉，因為你在歐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得到了大家的歡迎，而且你在那兒也積累了這麼多的好的曲目。但我想你唯一的一個遺憾就是你的弟弟沒有能跟你一起回來吧。

　　周：對。我一個人回來我都不曉得怎麼面對我的父母。後來他們是經過紅十字會轉送的信慢慢知道的。後來我回來問我妹妹她們，它們告訴我：我媽媽接到信一下子呆了，不説話了，不會説話了，幾乎就傻掉了。所以我覺得我媽媽很偉大的。我第一個弟弟(德佑)去世的時候，那個時候總理他們都在武漢，還跟他開了一個追悼會，送了一個匾——模範青年。那個時候我媽媽幸虧鄧大姐跟她説了一句話啟發了她。鄧大姐説：在這個大動難的時候——抗日戰爭裏頭，你是一個失掉了兒子的母親。但是這個時候有多少個兒子沒有母親，死掉了母親啊。你應該把這點母愛擴大……鄧大姐的話讓我媽媽慢慢想通了，她就從家庭的悲傷中走出去了……

　　曹：從巴黎回到上海，其實作為當時一個女孩子來説，你實際上年齡已經不小了。差不多30了吧？

　　周：30，真的30了。

　　曹：那個時候爸爸媽媽是不是挺著急的？

　　周：著急！那個時候女兒30還沒有嫁出去是一件大事！特別是我媽媽。不過爸爸不著急。爸爸説：嫁不出去好，還留在身邊……我媽媽著急：這麼大了，不要這麼挑剔。我説我沒有挑剔，我沒有碰上嘛！

　　曹：我記得黃宗江先生在寫張駿祥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説，張駿祥和周小燕他們兩其實是從來不浪漫，可是很奇怪，浪漫總是跟著他們。

　　周：(笑)是這樣，對。

　　曹：因為首先你跟駿祥先生的相識的地點就很浪漫。

　　周：對，在船上。黃宗江真有意思，怎麼想到這麼一句話。我從來不想這個，我看到過這篇文章，他這麼一説，後來想想也確實。

　　曹：當時的情況是在解放初，你們一起作為中國政府派出的第一個大型文化團體出訪印度是嗎？

　　周：對。周總理親自抓的，很重視。最後我們等於是先在那裏培訓吧，差不多前前後後一個月。後來有一天他(張俊祥)就來看我，説是來對稿子。我們的稿子翻成英文了，好象他也是翻譯者之一。後來對完他問我：北京去玩過沒有？我説沒有去玩過。他説：我們到北海去，要不要我們去玩玩？我連忙説：沒有空。我想：我才不跟你去呢！

　　後來一直到廣東的時候，他又問我：要不要到嶺南大學去玩玩，我有些朋友在那裏。我想嶺南大學倒要去看看，就去了。他是喜歡拍照的，讓我坐這個樹根子，就給我拍了照。他説，幫我也拍一張。我就幫他拍，他也去坐著。結果鏡頭裏一看，這個人長的還不錯，蠻漂亮的，我就開始注意他了。

　　曹：正式確定關係是在印度嗎？

　　周：對，泰姬瑪哈陵。

　　曹：泰姬陵。

　　周：那天晚上那倒真是很浪漫的一個地方……

　　泰姬陵，古印度一位國王為紀他念的寵妃所建造的陵墓。在那裏，周小燕的生命中又多了一個人。他就是張駿祥，我國著名的電影導演，電影界的學術權威，曾執導了《白球恩大夫》、《雞毛信》等多部影片。

　　曹：那你在認識駿祥先生之前對未來的丈夫有一個什麼樣的想法？

　　周：我跟別人講，我跟我女兒講，我説：選對象，不要選漂亮的，因為老了的時候都是個老頭，都是變成個老太。你多漂亮，老了也就是個老頭跟老太。我説最主要還是內心的美，人品方面的。但是我自己呢，還是要選漂亮的。

　　曹：大家一直在討論一個問題，你跟張俊祥先生是怎麼相處的。因為你們兩個人都是非常強勢的人。

　　周：我知道他是“法西斯導演”是在文化大革命裏頭。他們罵他是狗丈夫、法西斯導演。我想怎麼法西斯導演啦？我現在曉得了，是因為嚴，他太嚴了，一點一劃的，不象他家裏頭。

　　他當了局長以後，他的書桌上總是這麼一摞本子，人家寫的本子，他都要看。他一本一本看，他沒有説是翻過的都要看，看了還用紅筆劃，有的還要提看法、提意見。假如不是做這個事他就看書，什麼書他都看，尤其看《西遊記》、《紅樓夢》。所以他腦子裏的故事特別多，跟小孩講起故事來，什麼蓮花洞是怎麼一回事情，火焰山是怎麼回事情啊，特別動聽，小孩就聽他講故事。

　　他對孩子很仔細，所以我不知道他怎麼容納我這樣的一個性格的。

　　曹：那你們相處四十多年有沒有拌過嘴？

　　周：我説沒有機會拌嘴。因為我在家的時候他在外頭，或者是拍戲，那個時候拍《淮商人家》、《大戰龍蛇》，出外景比較多，都到外頭。等他回來，我又被派出去訪問去了。他回來我出去，我兩個總是這樣兜。難得在一起的時間，所以很珍惜。

　　曹：從你的傳記當中看到，你們的婚姻給張駿祥先生帶來了無限的幸福，而且他對自己的婚姻也非常看重。

　　周：傳記裏邊曾經寫到過。

　　曹：是他跟你説過的？

　　周：他説的。

　　曹：他説認識你太晚了？

　　周：對。我就對他説，假使我們早幾年相遇，也許你也不會看中我，我也不會看中你的。

　　曹：為什麼這麼説呢？

　　周：因為那個時候我是個小胖子，西裏嘩啦的，他也不見得會欣賞。他那個時候太清秀，小白臉，太清秀，難以形容。沒有成熟。

　　曹：所以沒有安全感？

　　周：對

　　曹：駿祥先生比你大七歲吧？

　　周：大七歲。不過他倒也不顯得老。我們兩個人年紀都比較大，但是人家都以為我們還是比較年輕的，所以我們自己也感覺年輕。

　　曹：其實到駿祥先生晚年，應該説對你特別依戀。所以到了晚年你幾乎很少出差。

　　周：我基本沒有出去。我如果答應要出去，他就好象蠻失落樣的。我一説要出去，他就説：你會後悔的。好，那我就不去，不去了。就是那次到長城去，他也是。我説去一天就回來的。他説去吧，你會後悔的。後來導演説保證你早上出去晚上回來，我才去的。

　　曹：你説到長城的音樂會我記憶猶新，因為那天也是我在那兒做主持人。我覺得我主持過很多的音樂會，很多的晚會，那天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因為你在長城上唱了你當年唱紅的那首歌——《長城謠》。可是你當時唱它的時候只有19歲。

　　周：對。

　　曹：去長城唱的時候差不多是快七十九歲了。

　　周：對。

　　曹：而且在這個50多年當中，您是從來沒有去過長城。

　　周：這是第一次嘗試。尤其到了上頭，那個感想真是……説起我現在還是激動。因為我就想了，我當初唱《長城謠》的時候，中國是個啥樣子，從心裏頭都是怕做亡國奴，生怕就亡了。那種心情……而且，我弟弟，多少烈士，包括我父母，都想看我現在看到的中國。這樣一個中國，他們都沒有看到，而我一個做貢獻最少的人，我倒看到了，心裏頭真是説不出的。

　　曹：我想儘管那天晚上其實你只有唱了兩句——

　　周：對，唱不下去。

　　曹：但是這個兩句確實永遠讓大家所銘記。我記得那天唱完之後有數千隻的白鴿飛到藍天上，那天雲也特別的白，青山特別的綠……

　　周：你們佈置的也好。

　　曹：我覺得所有的人，包括我和另外其他幾位主持人，我們都流下了眼淚，特別的激動。

　　那那天晚上駿祥先生看了直播了沒有？

　　周：他沒有。因為他那個時候已經不能起床了，從那個時候就一直躺著。他叫做體位型的血壓，躺著是一個血壓、坐起來一個血壓、站起來又是個血壓，站不起來了已經。所以一站起來就會到了，要倒，要昏。所以他很痛苦。到後來，他覺得活的沒意思了。我想假如到那一天我也回很痛苦的。我現在能夠體會，那個時候駿祥跟我講時我不能夠體會。我説：鄧大姐説的，要跟這個病魔做鬥爭呀！我就覺得他不鬥，不堅強。他説，鬥，鬥的呀，沒力氣鬥了已經。他就覺得他是個殘疾人，已經沒有求生欲了——我覺得。假如他有求生欲我覺得他還可以活幾年的，我總有這個感覺。

　　曹可凡與周小燕

　　從1952年春到1996年冬，相依相伴了40多個春秋的愛人終於沒能再陪小燕繼續走下去。周小燕一如既往地教著她的學生：一個、一個、又一個，一批、一批、又一批，一代、一代、又一代……

　　曹：駿祥先生好像是在1996年去世的。其實那時候他病的特別重的時候，住在醫院裏的時候，其實那時候您還挺忙，還是要教學生啊。

　　周：我每天去看他的。我真覺得一個人真是就算活一百年也是短暫的。所以要珍惜自己活的日子歲月，每分鐘都應該珍惜。

　　曹：聽説你去看他的時候他也特別高興。走的時候他也會拉住手要親你一下。

　　周：拉著我。好象見一次算一次了。想起來這個人真是的……

　　曹：如果現在回想起來，跟駿祥先生幾十年的夫妻生活，給你留下最深刻的一個場景是什麼？

　　周：我覺得維持一個家庭美滿和諧，我覺得也是一門藝術。我跟他性格其實相反的，他是很靜的，我是個動的；他是個井井有條的，我是個亂的。但是我們兩個人能夠……他能夠容忍我，我能夠體會他。所以這有個説不出的東西在裏頭的，就跟唱歌一樣的，有種東西，可意不可言的東西。

　　曹：駿祥先生在最後的那些日子，他最後還跟你交待什麼話嗎？

　　周：他要説話都説不出來了。他最後拉著手，淌著眼淚要跟我説。我也沒聽見他到底説了什麼。不過他老早就寫好了遺囑——“我的遺言”。他的遺囑上他説他去世了不要有遺體告別，不要有任何形式，他的骨灰也不要留。後來他去世之後我就把遺囑給吳貽弓看，吳貽弓看的……後來(張)瑞芳説不行不行，她説這樣子我們感情上通不過，還是要搞一個。那就不跟遺體告別，我們叫送行會，就搞了一個送行會……我心裏嘀咕，我説法西斯導演搞個送行會沒人來的，恨死那個法西斯的，沒有人的。結果那天來的人很多……

　　曹：駿祥先生是九六年過世的，差不多已經七年了。

　　周：七個年頭了。

　　曹：你還會時常想到他嗎？

　　周：是。常常會想到他的。福壽園掃墓的時候我就去，我不是要趕熱鬧。但是我想到他的時候我就去看看他。我心裏有時候看書的時候會想到他，有時候晚上回想到他，他這個人蠻叫人回憶的……

　　曹：如果是盛世太平的話，照道理您在舞臺上的生命應該有更多的延長。你會有這樣一種羨慕嗎，羨慕現在的人比你有更好的唱歌的條件，這種氛圍。

　　周：我好象從來沒有羨慕過，也許我不後悔的。我覺得我的這個年代政治氣候就是這樣，我受到這樣的遭遇，過去了。我就把我的希望寄託在學生身上，我就希望有的學生唱我唱過的歌。他們做不到我的就……心裏難受，真想我自己來唱就好了，但是我現在也做不到我所要做的。你懂那個意思嗎？因為年紀大了……其實我現在的理解比那個時候的理解又進一步了，我現在理解比那個時候更深一點。有些歌學生唱，他這個年紀能理解到這個程度，只能夠這樣要求他。所以我恨不得他能做到我今天能理解的程度。那又是不實際的。所以要寬容一點。

　　曹：這些年您特別致力於推動上海歌劇的發展。周小燕歌劇中心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中開展起來的。那我在想你是不是內心有這樣一種想法，你想彌補您早年的缺憾。因為在法國學的是室內樂，而沒有進行歌劇方面的學習。你希望讓自己的學生更好來彌補早年自己的缺憾？

　　周：這個也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就覺得你培養一個就像是室內樂的歌唱演員，你假如通過歌劇的培養，我覺得他會更全面些。

　　曹：所以這兩年您為歌劇可以説拼了老命。

　　周：是啊。拼老命。

　　曹：但是我覺得你越幹越年輕，越幹越快活。我記得去年我在一個沙龍上碰到你，你跟我説了一個你的小故事。你有一天跟你們家的保姆小張阿姨説：我將來年紀大了，走不動了做不動了怎麼辦？小張阿姨非常奇怪的看著你：老太太八十多歲還不嫌老啊！我將來老了以後怎麼辦——這個故事確實有很長時間留在我的腦子當中，讓我非常感動。

　　周：真的，我不覺得我老，除非我倒了下來，我沒有力氣了，真是老了，我會説這個話了——我真是老了，這麼一點力氣就用完了。

　　曹：等到恢復過來又忘記了，依然年輕。所以我們所有人都會這樣想，周先生是永遠不老的，“中國之鶯”是永遠年輕的。

　　周：希望這樣。

　　曹：謝謝，謝謝您，周先生。

　　周：謝謝！

　　我們走進周小燕家的時候，她正在彈琴。當我們將鏡頭對著她時，她卻讓我們別拍。她説：現在不如以前啦，力不從心了，常常彈錯。周小燕追求完美，她希望把最完美的一切展示給大家——她的，她朋友的，她家人的，還有，她學生的……

責編：婁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