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該從鄭和下西洋中得到什麼教訓
——米阿侖
央視國際 (2005年06月20日 18:06)

　　紀念鄭和航海600年的大規模活動正在加緊籌備。自前兩三年開始，西方國家的媒體和研究機構把鄭和航海活動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近，圍繞神舟五號發射成功，各媒體也出現了關於鄭和航海探險的踴躍討論。應該如何認識鄭和航海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這不僅對當前正在籌備的鄭和航海大規模紀念活動很有意義，而且，對認識中國如何從世界強國變為衰弱而又開始了復興、從而能接受歷史教訓和堅定不移地搞好改革開放，也很有意義。本文試圖做些探討和拋磚引玉。

　　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鄧小平幾次提到了明朝鄭和航海的那段歷史。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為了鞏固新政權，實行安內平黨和海禁政策(包括嚴禁私商出泊)，即關起門來鞏固政權。他去世前，看到兒輩互相爭權，便把權力交給了忠厚老實的惠帝，找了個藉口，把最強幹的朱棣遠遠發落。惠帝當政，一切都按太祖朱元璋的既定方針辦事。四年後，朱棣發難，取代了惠帝，登基當了成祖。朱棣一上臺就改變了朱元璋的平內和閉門鎖國的方針，轉而實行富國強兵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其代表就是打開海禁，鼓勵私商，責令鄭和組織了龐大的下西洋活動。

　　打開海禁和鄭和航海大大刺激了當時的科學技術、經濟、國防和民族文化的發展。這麼搞了二十多年，中國出現了漢唐以後又一次空前繁榮和對外稱雄的世界強國的局面，即歷史上有名的永樂年，其文化事業發展的代表是《永樂大典》，國家綜合實力的代表是鄭和航海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比西方的哥倫布航海早八十年。這個壯舉充分説明，那個時候，中國的科學技術、經濟、文化和軍事等各個方面都比西方強大得多。假若那個時候鄭和跟哥倫布同時航海相遇，那麼，西方艦隊在中國艦隊面前，就像幾條小漁船遇到了龐大的航空母艦艦隊一樣，不堪一擊。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工業革命的萌芽。如果中國能保持那個勢頭，那麼，這幾百年來的世界史就可能不是以西方工業革命為主的歷史，而是以中國工業革命為主或至少是東西方工業革命並行的世界歷史了。然而，在西方開始工業化和向世界開放的時候，中國卻走上了極端民族主義和閉關自守的道路。

　　成祖朱棣以後，仁宗朱高熾和宣宗朱瞻基先後繼位。他們聽從了一班儒臣的建議，認為下西洋和開海禁有傷民族文化傳統和儒家風範。於是，他們重新搞起海禁和尊崇儒家，實行“罷寶船弊政”，迫使鄭和停止航海，限制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鄭和死諫要求再次出海。看在老臣的面子上，皇上準諫。這一次，鄭和不像以往那樣抓緊時間備裝待發，而是在福建泉州逗留了半年，建起了一座曹娥女神碑。在傳統文化裏，曹娥是護衛航海安全和保祐平安歸來的女神。曹娥女神碑的碑文記述了永樂年的航海壯舉，文筆蒼勁，緩緩的敘述中充滿了深深的悲哀。樹起了曹娥女神碑，鄭和出海、完成了他最後一次下西洋的活動，從此留下了“三寶太監下西洋”的歷史佳談，而中國則開始了近五百年之久的閉門自守的漫長歲月。

　　與此同時，西方一些國家擺脫了阿拉伯的殖民統治，搞起了宗教革命和文藝復興，向世界開放和航海探險，開始了西方列強稱霸世界的歷史。哥倫布航海活動以後不久，工業和技術革命開始了，很快遍佈西方各國。從此，西方走上了繁榮強盛的現代化道路，稱雄全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期間，西方的傳統文化、語言文字和科學技術發生了重大變革，其方向不是文化返古復古和拒絕外來因素，而是大眾化、當代化和與外來因素結合。在外來因素中，包括阿拉伯統治時期傳遞的中國科學技術和文化，例如四大發明等等。這些語言文字和科學技術的變革為西方現代化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過了四百來年(清朝末年)，西方按照鄭和下西洋的路途，逆行東進，用他們學到的中國科學技術和軍事技術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和擊潰了中國的軍隊。在東西方的碰撞之中，中國人發現，他們自以為是“世界中心”的國家在各個方面都大大落後了、成了不堪一擊的虛弱大國，被稱作“東亞病夫”。曾經象徵了中國繁榮強盛的鄭和航海活動，成了中華帝國開始全面衰弱的漫漫長夜到來之前的一道明亮的反照，是中國歷史悲劇的前奏。永樂年間，中國經濟和軍事強盛的外表下掩蓋著深刻的文化危機；這個危機就是由於不能正確地看待傳統文化變遷而導致了極端民族主義和關門主義，保持儒家風範不但沒有能幫助中國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反而使強盛的中國後來變成了被人爭奪宰割的肥肉。在明成祖的時候，這個文化危機沒有消除，結果，永樂年成了漢唐以後中國由全面強盛轉向全面衰弱的年代，歷時五百年之久，直到這二、三十年來的現代化和改革開放，才出現了中國再次強盛起來和再次成為世界強國的生機和希望。

　　多年前，舞臺上曾出現了話劇《鄭和》。那出話劇展現了鄭和下西洋的熱烈場面和異國風采，卻沒有展現鄭和航海被迫停止和中國實行關門主義的悲劇。鄭和航海的大規模紀念活動快開始了。從報導看，一些紀念活動和節目，也是試圖展現鄭和下西洋的熱烈場面和異國風采，就是説到航海活動停止，也大都是宮廷權術討論、忽略了“罷寶船弊政”和尊崇儒家而導致中國實行關門主義的歷史悲劇的原貌。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鄧小平提到鄭和航海的歷史，恐怕還不是因為下西洋有多熱鬧，更不是因為異國風采有多麼新奇時髦，而是擔心歷史的悲劇會不會重演。比如，今天，在中國跟西方和世界打交道出現各種文化碰撞、甚至暫時出現某些文化失措的時候，中國會不會又搞極端民族主義和實行儒家治國、回到閉關自守的漫漫長夜？鄧小平可以感到充分放心的是，改革開放一直在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更是提出了深化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戰略政策，歷史的悲劇不會重演。

　　這些年來，西方國家對鄭和航海的歷史意義越來越關注。在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五百年的時候，西方許多學者想起了鄭和航海。東西方文化在互聯網上彼此直接溝通和碰撞的時候，《紐約時報》發表了長篇專文探討鄭和航海，再次提出問題：如果中國持續發展了鄭和時代的開放政策和航海探險，那麼，今天的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在21世紀和新千年到來的時候，美國著名的《生活》雜誌把鄭和列為全世界的千年人物之一，而且是入選的六個中國千年人物的第一位(其他依次為：元朝首位君主忽必烈，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毛澤東，南宋哲學家朱熹，宋代畫家范寬，《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儘管這個評價來自美國一些中國學專家的看法，卻能相當有力地反映出西方國家對鄭和航海越來越重視的趨向。

　　鄭和航海活動代表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成就，也代表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悲劇。就鄭和航海的歷史悲劇會不會重演，西方國家從前所未有的世界歷史高度提出了問題；鄧小平早就給了回答、十六屆三中全會也給出了進一步回答，而國人大眾、學界和文化界應該如何理解鄭和航海呢？從美學角度説，文學藝術作品和媒體影視節目，是把鄭和航海事件作為歷史悲劇、還是作為歷史喜劇表現呢？ (主要參考資料：《明史》，《明史紀事本末》)

責編：王麗華 來源：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