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子晚報》推薦感動人物：薛元龍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15日 17:15

　　“不能頂天，我也要立地”——大學老師薛元龍和農民的18年情緣

　　

　　已經整整18個年頭了！18年，從揚子江頭到灌河岸邊，從黃海之濱到高郵湖畔，他把一個知識分子的黃金年華和滿腔赤誠，全都交給了農民兄弟；18年，6500多個日日夜夜，他在江海大地的層層稻麥間，在父老鄉親的心坎裏，灑下了多少汗水多少夢、多少深情多少愛！當他扶貧回校後，當地群眾連夜趕往揚州，請他來年再回來；當他轉戰他鄉時，當地村民端來自家最好的菜，成群結隊排在門外，請他品嘗，同他淚別……他，就是揚州大學老師薛元龍！ 　　

　　5年，6年，7年，汗水鋪路，心血譜歌 　　

　　灌河不會忘記，1986年8月，36歲的薛元龍受江蘇農學院（揚州大學農學院前身）委派，來到響水縣大有鎮康莊村蹲點，進行科技扶貧。這裡瀕臨黃海，條件十分艱苦，沒有自來水，沒有公交車，沒有電話，郵路也不暢，薛元龍點的是煤油燈，喝的是鹽鹼水，一封家信少説得走十天半個月，有時幾個月才能回揚州一次，墊在他硬板床下的是兩排陳舊的磚頭……但薛元龍從未叫過一聲苦，與“扶友”們一起，以火一樣的激情，推廣雜交水稻制種，傳播農業技術，發展多种經營，一幹就是5年，全村人均收入由300元上升到1800多元。 　　

　　灌河不會忘記，1991年，薛元龍來到響水縣老舍鄉改造萬畝鹽鹼地。他大膽引進國外先進的暗道排漬降鹽法，和當地農民一道培肥改土、引育良種、推廣農技。每天清晨農民沒出門，他已來到田間，每天工作都是十多個小時，單路程至少要走20多公里，渴了，捧起溝渠裏的水就喝；餓了，坐到田埂上就啃自帶的乾糧。午夜暴風雨突然襲來，他能衝出門去赤腳跑上四五公里，挨家挨戶喊人下田放水。為了解決爭水矛盾，他親自調度，在狹小悶熱、蚊蟲飛舞的抽水站裏一住就是三天三夜。前往外地調種，為了趕時間，他40多個小時不下卡車，鄉村幹部硬是把他拖下車吃了兩碗麵條。一般人一雙涼鞋能穿幾個夏天，而他一個夏天過來，床下多了4雙穿壞的塑料涼鞋。1994年，海南一家公司用一輛轎車、一幢別墅和5萬元年薪，慕名前來“挖”他，他説：“不行啊，這裡的農民還沒富……”終於，1．5萬畝荒無人煙的鹽鹼地第一次長出了金燦燦的稻穀，平均畝産550公斤，農民人均收入由1100元上升到2900元。而時間，又過去了整整6年！ 　　

　　高郵湖不會忘記，1997年薛元龍揮別奮鬥了11載的響水，終於回來了，但不是揚州大學的家，而是他的出生地高郵市司徒鎮，承擔國家農業綜合開發高新科技示範項目。在這裡，他調整種植結構，建起反季節蔬菜大棚，搞特種水産養殖，改良高郵麻鴨、蘇泰豬；他走産業化之路，引進國外良種奶牛辦起奶牛場，帶領當地農民建立萬畝稻麥良種繁育基地。7年開發，家鄉人均收入由3500元上升到4500元…… 　　

　　 “我心中最可愛的人”，不約而同一個人：薛元龍 　　

　　康莊的鄉親們記得，扶貧第一年，薛元龍挨家挨戶動員，搞了1000畝雜交水稻制種。水稻生長的關鍵時刻，他每天清晨蹚過齊腰深的水渠，中午頂著毒辣辣的太陽，在幾十塊田頭巡視，挨田挨戶指導管理。沒多久，全村22個組，哪一家門朝哪兒，家中有幾口人，叫什麼名字，有什麼困難，他一清二楚；沒多久，全村大人小孩沒有哪個不認識薛老師的，他的宿舍成了農民的“莊稼醫院”；有時夫妻吵架、小孩生病都來找他處理；就連他走夜路，村裏的狗也不叫了。　　

　　康莊的鄉親們記得，1987年，扶貧滿一年的薛元龍該回校了。得知消息後的村民們你2元、他3元湊夠了路費，選出9名代表，租了輛中巴車，連夜趕往數百里外的揚州，請薛老師回來。第二天，當9位熬紅了眼睛的村民出現在他面前時，他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找到學院領導表示：我是共産黨員，群眾需要我時，不能傷他們的感情。幾天后，他重返康莊。這一留不是1年，而是4年，學校多次讓他回來，他都一次次請求留下，因為他割捨不下需要他愛戴他的父老鄉親。13組特困戶于金髮在他幫助下搞了12畝水稻制種，年收入1萬多元，1989年蓋起6間瓦房，上樑那天，他貼了副對聯：“翻身不忘共産黨，致富多虧薛老師。”康莊的鄉親們記得，1991年底，上級要調薛元龍到老舍鄉扶貧。大家知道這一次是真的留不住薛老師了，他們打酒買肉要為薛老師餞行，可全村幾百戶人家，答應了這家那家不讓，最後村幹部把全村分為四個片，請他分別跟四個片的農民代表吃一頓飯。薛元龍每到一個片，左鄰右舍都把自家最好的菜端過來，要薛老師嘗一口，來的人多了，就排成隊站在門外等。薛元龍來到每一位村民面前，吃一口他們端在手中的菜，再敬他們一杯酒，不禁淚如泉涌。他走後不久，康莊第四小學語文老師給六年級同學出了一道作文題目———《我心中最可愛的人》，全班28名學生有26人寫了同一個人———薛元龍。　　

　　康莊、老舍、司徒鎮的鄉親們深情地記得，記得薛老師走進千家萬戶、走在田間地頭的親切身影，記得薛老師推心置腹、循循善誘的音容笑貌，記得薛老師訪貧問苦、排憂解難的樁樁件件，記得薛老師黑髮染霜、人到中年的時時刻刻……　　

　　人生坐標不動搖，收穫季節，他開始了新的播種　　

　　18年，6500多個日日夜夜，太陽曬，海風吹，薛元龍已從一個“白面書生”變成了“黑臉包公”。他經常關節炎、氣管炎、高血壓齊發，床頭、口袋和提包裏都放著藥。他沒有向農民索取過一斤糧食一滴油，卻常用稿費、獎金和工資幫助農民修橋梁、建電站、購農藥、買種子，累計不下兩三萬元。初到響水時，兒子14歲，女兒12歲，妻子體弱多病，都是農村戶口。妻子在揚州做臨時工，由於經濟拮據，不得不在晚間又找了一份茶水工，一直持續七八年。兩個孩子平時沒人輔導，升學考試又沒人指導填志願，中考、高考都不理想。1993年，揚州某局招人，有人給高中剛畢業的女兒出主意：你爸在市裏同學朋友多，他為扶貧能找這找那，自己的事請他們打個招呼不行嗎？可是面對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女兒，他勸導女兒自己的路要自己闖，不要給政府添麻煩。

　　18年，6500多個日日夜夜，從36歲到54歲，這正是一個知識分子最易出成果的寶貴年華。然而，由於沒有時間應付外語，直到1994年，薛元龍才解決了“聘用制副教授”的名義職稱，而這時，他的同事已是教授、“博導”了。在眾人的議論聲中，薛元龍有自己的人生坐標。他説，知識分子一般有兩條路，一條是“頂天”，即跟蹤尖端科技，搞發明創造；而更多的則是“立地”，即紮根實踐，解決生産中的問題。如果不能“頂天”，那就讓我“立地”，幫助農民脫貧致富吧。他常説，“我從小是個孤兒，是黨和政府把我養育成人，這大恩大德我一輩子也報答不盡”；“我們是學農業的，如果地里長不出好莊稼、農民吃不飽肚皮、口袋裏沒有錢，那才是我們最大的恥辱！”

　　18年，6500多個日日夜夜，薛元龍對農民一往情深，對事業一往情深，而對親人又何嘗不一往情深！在他耳邊時常會響起妻子的叮囑：有空就回家照看照看……然而，兩個孩子升學考試，正值制種關鍵時刻，他沒有回來；一年夏天妻子重病，去了兩封電報，他沒有回來；家中兩位老人先後去世，彌留之際都想看他一眼，可一次是春播，一次蟲害猖獗，他都強忍悲痛將電報裝進口袋，也沒有回來。他常極目遠眺，把稻麥盡頭處走來的人錯看成自己的妻子兒女；每當他夜不能寐，他便打開收音機，一個頻道接一個頻道地聽，直到都説"再見"；每次回來，看到妻子不堪重負又老了許多，便不止一次産生過回校的念頭，但想到等著他的農民，又一次次咽了下去……　　

　　18年，6500多個日日夜夜，薛元龍譜寫了一曲挑戰貧窮的凱歌、執著追求的壯歌、無私奉獻的讚歌，他把入黨誓詞和科技論文寫進了農民心坎裏，寫在了遼闊大地上！今年十月，他受揚州大學和省農業資源開發局委派，又趕往淮安楚州溪河鎮開發農業科技項目。這一去，又得3年！ 本報記者　薛松雲　于英傑　張本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