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為公不圖名利　　親民愛民一身清廉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04日 16:36

　　牛玉儒同志1952年11月出生在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一具蒙古族革命幹部家庭。父親是原哲裏木盟五金公司副經理。兄妹6人，有兩個哥哥，三個妹妹。牛玉儒同志6歲那年，不幸降臨了這個原本幸福的家庭，母親突然病逝，撇下兄妹6　人。當時，最小的一個妹妹只有6個月，大哥也只有11歲。工作繁忙的父親根本沒有精力照顧兄妹6人，就把牛玉儒同志及其二哥和一個小妹送到了鄉下的二叔家寄養。

　　

　　小學二年級時，牛玉儒同志回到市裏讀書。可沒過半年又趕上了文化大革命，父親被打成“內人黨”關了起來，足足三年沒有發工資，他們兄妹的生活全靠鄉下的幾個叔叔相互來接濟。牛玉儒同志經常與二哥一起到郊外打柴、撿菜葉，妹妹們到鐵道邊上拾煤核。最難熬的是寒冷的冬天，他們與哥哥們出去拾柴時，凍得實在受不了就在路邊的溝裏背風處取取暖。晚上回家，他就輪流將妹妹們的腳捂在懷裏“取暖”，而他的腳紅腫得早變了形。

　　17歲時，牛玉儒同志到通遼農村插隊。在村裏，他是最受村民歡迎的好知青。逢年過節從不回家，不是幫村民挑水磨面，就是幫著幹其他農活。牛玉儒同志25歲就被推選為通遼縣莫力廟公社黨委書記。70年代的農村自行車已經開始代步，公社幹部騎自行車已很普遍，可牛玉儒同志憑著自己的一雙腳踏遍了公社方圓近百里的20多個大隊、生産隊。他對工作熱忱負責的態度贏得當地老百姓的擁戴。不論走到哪，他都當成自己的家，村民也都把他當親兒子來看待。他特別喜歡吃老鄉做的飯菜，淡淡的，從院落裏飄來的清香味，讓他多少年後説起來都覺得回味無窮。然而，更讓他值得回味的是與老百姓那種永遠難以割捨的親情！多少年來正是這種親情支撐著他義無反顧地獻身於黨的事業。

　　牛玉儒同志後來調到自治區政府工作，特別是擔任政府秘書長期間，家裏接待最頻繁的客人就是那些上訪群眾。牛玉儒同志從來都是一一熱情接待，每次都讓妻子給他們沏茶倒水，他怕妻子有想法，不只一次地對她説：“這些群眾既然能找上門來，是下了很大決心的。否則，素不相識的，怎麼會上門求助。咱們可千萬不能將人家拒之門外，再冷了他們的心。”

　　多少年來，他為與他素不相識的老百姓辦過無數實事、好事，可在親戚中好多人認為他是一個“六親不認”的官兒。牛玉儒同志的5個兄妹至今仍在通遼老家，81歲的老父親由哥哥們來照料，他的兩個妹妹和妹夫在幾年前下崗。惟一的姑媽自從母親去世後就包攬了他們兄妹所有的針線活兒，曾給予他們兄妹很多關照。但姑夫至今還在通遼火車站靠蹬三輪車來維持生計，幾年前，妹妹因下崗問題多次通過電話求助於哥哥，可牛玉儒同志的回答是：“這事兒我不能管，下崗是個普遍問題，你們要端正思想，自己克服困難，給他人帶個好頭！”當老父親聽説牛玉儒同志果斷拒絕了親人們的“求救”時，老人家卻非常欣慰。他在電話中對兒子説：“玉儒，親戚罵你越多，老百姓就越會信任你……”

　　老家的親戚朋友聽説牛玉儒同志當了大官了，不少人都前來投奔，可牛玉儒同志總是讓大家高興而來，掃興而去。他説：“我手中的權力是人民給我的，不屬於我自己，我不能隨便支配。”

　　其實，牛玉儒同志心中並非沒有親情。他唸唸不忘對他有養育之恩的二叔。去年春節，他回老家專程看望了二叔。二叔還是住著當年的土坯房。盤腿坐在二叔家的土坑上，牛玉儒同志依然能找到兒時的感覺。聽説二叔要蓋新房了，他讓妻子把身上剩餘的三千元全部留給了二叔。回家後，他一臉悲傷，遺憾給二叔留的錢太少。他説二叔對他有養育之恩，卻從來沒圖他報答什麼。他傷心地流下眼淚，整整一晚上他翻來覆去睡不著……

　　牛玉儒同志從處級到廳級，再到自治區副主席，他的官越做越大，但他吃苦耐勞、艱苦樸素的作風沒有絲毫改變。有時到農村檢查工作，在老鄉家裏，熱情的村民為他們備好飯菜時，他總是第一個拿起碗筷埋頭就吃，什麼“臟”、“土”，在他眼裏比起老鄉的熱情那算得了什麼。他一邊吃還一邊誇獎老鄉做的飯菜味道好，好多年沒吃到這個味道了。他總是説見到老鄉有一種親切感。在家裏，牛玉儒同志總是強調過日子要節儉，尤其最反對倒掉剩飯。

　　他對孩子要求十分嚴格，總是用他過去的經歷來教育兒子和女兒。他要求孩子們要自強不息，要憑自己的真本事去做人，不要有任何依賴思想或憑靠父親的權力來設定自己的人生。他説自己從小就沒有依靠過任何人，沒想靠過父親一點點。

　　幾年來，父親在給牛玉儒同志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從不擔心你會犯什麼錯誤，就擔心你能不能永遠地去為人民服務，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好官……”

　　多少年來，牛玉儒同志一直把父親的教誨銘記心間！他以事業為重，以人民為重，常常忽視了自己。他用自己一生的實踐，實現著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直到生命的終結。

　　牛玉儒同志過早離去的事實，在妻子謝莉看來雖來得突然，但也是她在幾年前就一直擔心的事兒。記得牛玉儒同志在包頭市任市長期間，有一段時間每到晚上就發高燒。謝莉天天都勸他到醫院院看一看，可他總推脫説沒時間。當時正值包頭城中村改造進入關鍵時期，他忙得連到醫院檢查的時間都擠不出來，天天很晚才回家。早上起來後，吃上兩片止痛藥就又匆匆上班了。不久，他到上海出差，返回時，打來電話説晚上從北京轉機飛回包頭。在謝莉的再三追問下，得知他晚上依然在發高燒，更為嚴重的是還在便血。謝莉苦苦哀求他到北京後去醫院好好做一交全面檢查。可他固執地説轉乘機票都買好了。謝莉急壞了，放下電話，趕到飛機場，連夜到了北京，硬是在北京機場把他攔了下來。到醫院一檢查，診斷為腺性膀胱炎。第二天回到家，高燒剛退，他又匆匆上班去了。

　　那些天，牛玉儒同志每天晚上高燒不退，症狀出現時渾身發抖，用兩床棉被捂在身上還冷得瑟瑟發抖。看著他被病痛折磨的樣子，妻子謝莉哭訴著向他乞求，別再這樣沒日沒夜地幹下去了，就是一台鐵做的機器也有停轉、檢修的時候，何況你一個血肉之軀呢！

　　可他自信地安慰妻子説：“沒事的，我這命硬著呢。小的時候，我都死過兩次了，現在還不是活得好好的嗎。我還有好多事兒沒幹呢……”

　　痛苦的回憶深深地包圍著謝莉，使她久久不能從痛苦與悲傷中掙扎出來。

　　夫妻攜手相伴25年，謝莉深深了解自己的丈夫。從1980年他們結婚那一天起，她就明白，丈夫是一個為了工作，什麼都可以不管不顧的人。當初，他們結婚僅有3天婚假，他都沒能與妻子共享，照例是開會、上班兩不誤。

　　在妻子的印象中，丈夫永遠有開不完的會、出不完的差。

　　牛玉儒同志到呼和浩特工作後，工作節奏更快了，“抗非”忙，“迎會”更忙。回家的時間一天比一天晚了，有幾次妻子曾打電話催他早點回家休息，連打幾次後，他乾脆連電話也不接了。後來，她只好向司機“求助”，哪知他回家後，進門就向妻子大發脾氣，要妻子不要干擾他工作。

　　那些日子，謝莉看他實在太累了，擔心他身體吃不消。每天晚上早早為他備好洗腳水、擠好牙膏，等他回來。可他回家的時間根本沒個點。有時等他回來了，當妻子把洗腳水端到床前時，他連衣服也沒來得及脫就呼呼睡著了。妻子只能在他睡熟的時候為他擦把臉、洗洗腳。看著他像孩子一樣沉沉酣睡的模樣，妻子謝莉常常整夜地坐在旁邊悄悄抹眼淚。妻子想：“也許只有這時，他才能陪伴自己。”

　　牛玉儒同志回來的晚，可早上卻起得特別早。經常是在妻子還沒醒來時，他人早走沒影了。上班前明察暗訪是他的慣例。對此，妻子常常疑惑不解，他這樣當領導是不是有點傻啊？可牛玉儒同志卻安慰妻子説：“請你多體諒我一些，我現在必須得這麼幹，上有組織的重托，下有對老百姓的承諾，我這個市委書記現在別無選擇。等將來我退休了，一定好好在家陪你，給你做飯，干家務活兒……”

　　一次，牛玉儒同志外出招商引資，因飛機晚點回家已時已很晚了，妻子等他到夜裏12點還沒回來，就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時，發現丈夫的行李包在，但人早已不去向。妻子忙打電話給他，才知他已經在去往包頭考察的路上了……

　　拿他沒辦法的妻子，只能一個人坐在家裏抹眼淚。她始終擔心，丈夫哪天撐不下去了，會突然離去……

　　在妻子印象中，丈夫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運轉機，永無止境地向前運轉著。她佩服丈夫一如既往的旺盛工作精力和過分投入的工作熱情，有時也深感不解，卻又不得不去理解。當有人談論起孫繁森、焦裕祿時，認為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這樣的人物時，她就在心裏默默地辯解：“有的，有的，確實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