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力：九八抗洪雜憶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06日 14:07)

　　在《焦點訪談》工作的五年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採訪經歷應該説就是九八抗洪了。當年我原本是被派往湖北災區採訪的，然而就在從北京出發的前一天晚上突然又接到上級的指示，要我以最快的速度趕往東北抗洪前線。原來當舉國上下矚目長江之時，東北的松花江、嫩江爆發了百年不遇的超記錄特大洪水而且災情日漸嚴重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於是，我與攝像記者邢旭東成為了第一批奔赴東北抗洪前線的《焦點訪談》記者。

　　從北京飛赴東北災區的第一站是黑龍江省的齊齊哈爾市，之後我們又一路追隨洪峰來到了大慶市的肇源縣。大慶市抗洪重中之重的任務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大慶油田，而肇源縣則是確保大慶油田不被水淹的重要屏障。

　　救命之恩

　　我們抵達肇源縣的時候，松花江的洪水已經漫過江堤、衝垮第一道防線直瀉而下。在一片農田上用成袋成袋的麵粉臨時築起的長達千米的第二道防線也被洪水撕開了一個長約30米的缺口，形勢危在旦夕。

　　我與老邢聞訊趕到第二道防線，正逢一隊解放軍官兵要涉水穿過缺口到對岸去搶險，於是我倆緊隨他們步入了洪水中……漸漸地洪水已是齊胸深了，當時在我們左側幾十米處就是缺口，右面則是一望無際的滔滔洪水。由於洪水從缺口處匯集而下水流尤為湍急，加之我們腳下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泥沼，所以行經這一段時危機四伏但場面也是蔚為壯觀：赤日炎炎之下，數百名軍人高舉隨風飄揚的鮮紅軍旗在濁浪翻滾的洪水中艱難地跋涉。為了拍下這一場面老邢離開了隊伍，就在他試圖尋找一個最佳拍攝位置時突然腳下一滑……《焦點訪談》的記者經過多年的職業熏陶都培養出了一種條件反射：在突發性的危急時刻，第一個舉動就是保護設備。就在老邢腳下一滑的瞬間，他下意識地抬起右肩沒有讓攝像機進水，但是在洪水的猛烈衝擊下他已無法保持平衡，眼見他就要被洪水沖走的一剎那，一直緊隨其後保護他的士兵手疾眼快一把抓住了他。事後大家開玩笑説，多虧了那名戰士，不然的話抗洪烈士榜上就會出現《焦點訪談》記者的名字了。

　　上岸後，這支部隊的師政委見到我們十分驚訝，他説有兩個“沒想到”：沒想到在這種地方、這種時候能見到記者，更沒想到遇見的還是中央電視臺的記者。

　　得知我們是記者，一名軍官跑過來拉著我的手連連説道：謝謝記者，謝謝記者的救命之恩！原來兩天前這支部隊在參加第一道防線的抗洪搶險時，這名軍官曾駕車護送兩個受傷的士兵去治療，途中正趕上第一道防線被洪水衝垮，大水很快追上了這輛軍車致使車輛熄火，這位軍官攙扶著兩名傷員站在不斷上漲的洪水中陷入了絕望。恰在此時，黑龍江省電視臺的記者駕駛一輛高性能的越野車途經這裡。在“時間就是生命”的危急關頭，省臺的記者沒有自顧自地去逃命而是駕車來到這幾位軍人的身邊。由於水位已高車門無法打開，三名軍人在記者的幫助下從車窗爬進車裏，最終保住了性命。

　　至人所未至

　　當年的8月18日播出了我與老邢採制的《迎向峰頭》一片，在次日的一個會議上大慶市的有關領導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央電視臺記者能夠做到的事情而我們的記者在自己的地盤上卻做不到？

　　為了能夠採訪、拍攝到有別於他人的、鮮活的第一手資料，我採取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至人所未至”：腳至，到別人所未到之處；腦至，想別人所未想之事。對險情最重、災情最重的新聞現場貼近、貼近、再貼近，然後去發現有新聞價值的細節。

　　記得有一次在採訪途中走到一個鎮子的時候前面的道路被洪水淹沒了，其他人見此情景便打道回府了，而我和老邢則留下來經過反復尋找最終借到了一隻小舢板繼續往前走。劃了一段時間後我們眼前出現了一幕令人慘不忍睹的景象：村莊已經被洪水淹沒，水面上到處漂浮著家畜、家禽的屍體和各種生活、生産用具，幾隻劫後余生的豬、狗孤零零地在房頂上四處覓食，從那些露出水面的屋頂和電視接收天線依稀可見這裡曾經是個規模龐大、生活還比較富裕的村莊。這是當時我到大慶市後見到的災情最重的場面。劃著小舢板查看了幾戶人家，從露出水面不足20厘米的玻璃窗向屋裏觀察我發現只有一家住戶的貴重物品還在屋裏，其餘的幾戶人家似乎都提前把貴重家什搬走了。留意了這一細節後，我看見附近的一隻舢板上有幾個村民便靠上前去詢問，得知在洪水到來之前當地政府已經組織村民安全撤離了，沒把貴重物品搬走的是一位村幹部，因為他連續數日一直在抗洪前線參加搶險根本沒有時間回來搬東西，所以他家的所有物品全部被淹在了水裏。而此時此刻就在我們來到他家的時候，這位村幹部依然還堅守在抗洪前線的崗位上……這段現場採訪播出後取得了很好的收視效果。事後當民政部派人來大慶市視察災情的時候，由於當地缺乏反映受災情況的圖像資料於是就把我們拍攝的大量素材借去了。

　　依我之見回答那位領導提出的問題其實很容易，在戰地記者中有這樣一句名言：“如果你拍得照片不夠好，那説明你離炮火還不夠近。”做記者的誰都明白這個道理，新聞是用“腳”、用“眼”、用“腦”寫出來的。道理雖簡單，難的卻是怎樣才能確保記者去身體力行？人們通常會説：靠敬業精神！不錯。但是敬業精神從何而來？為什麼有些記者在原單位的時候工作表現平平，可是到了《焦點訪談》後就變得非常敬業？同樣的一個人，在不同的單位就會呈現出不同的工作狀態，其原因究竟何在？我認為關鍵是制度：一個好的制度可以使壞人變好，一個壞的制度可以使好人變壞。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不同的制度安排導致人們不同的行為。《焦點訪談》所在的新聞評論部其制度安排使得每一個從業者時時刻刻感到頭上懸著一把劍：必須比別人幹得更好，否則就會被淘汰出局。

　　記者的敬業精神要靠制度來培養和維持。

　　制度中有一點是不可或缺的：回報——精神的和物質的回報。

　　衣食住行

　　到達災區後，大慶市電視臺對外部主任周延給我們每人找了一套軍用迷彩服。一開始只是覺得稀奇，畢竟像我等沒有從過軍的人平時難得有機會穿這種服裝。在經歷了一番實戰後，我才真正體驗到了它的諸多“妙處”。首先是它的防水功能讓我頗為受益，印象很深的是在肇源縣第二道防線採訪時我曾經在齊胸深的水裏泡了很長時間，上岸後幾陣風吹過不知不覺中衣服已經幹了。雖説是盛夏時節，可在東北的野外到了夜裏氣溫還是很低。入夜後，當我站在被洪水圍困的孤島上凍得瑟瑟發抖時，心中不禁暗自慶倖：幸虧沒有穿從北京帶來的牛仔服，不然的話濕透的衣服貼在身上非得把我凍出病來不可。第二是它的防蚊咬功能，東北的蚊子又黑又大，被叮一下立刻就會起一個大紅包。一次在雜草叢生的野外採訪，當時老邢沒有穿迷彩服，結果不一會兒的功夫渾身上下被蚊子咬了幾十個包，害得他回到北京後也沒有好利索，以致於此後竟落下了談“蚊”色變的毛病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成為了同事們的話柄。

　　在大慶市期間，每次外出採訪前抗洪搶險指揮部都要發給我們每人一個食品袋，裏面裝著一個麵包、一小袋榨菜、一瓶礦泉水和幾根火腿腸。一次我們到了一個很偏遠的抗洪搶險現場，當地的老百姓和政府工作人員早已全部撤離只有一些解放軍官兵還留在那裏。因為送我們前來的車輛臨時接到任務要馬上返回，而我們又嫌帶著食品太累贅，所以匆匆吃了幾口麵包權作早餐後便把食品袋放回車中。這時一直站在旁邊準備給我們帶路的一位軍官輕聲道：“能不能把這些吃的給我？我們已經兩天兩夜沒有吃飯了。”聞聽此言，我的臉“唰”的一下紅了起來：我怎麼就沒想到問一問人家吃過飯沒有？於是，我一邊連連道歉一邊把我們帶來的所有食品全送給了這位軍官……很快大半天的時間過去了，在採訪的間歇我和老邢才感到已是饑腸轆轆，我倆只好靠抽香煙來壓抑饑餓感。這時那位軍官走到我們面前從軍裝的口袋裏掏出了兩根火腿腸：“瞧，我一直給你們留著呢，正好一人一根。”不久之後，風乾腸、哈爾濱紅腸等大批的食品被送上來了，吃著這些美味的食物可我總覺得沒有那根火腿腸的味道香。

　　肇源賓館是一座四層高的建築物，我們被安排住在了頂層。雖説是地處縣城的繁華區可是卻難得看見附近的居民，用當地的話講“大家都跑水了”：為躲避洪水已經撤離了。要説當時的情形確實非常嚴重：洪水已經迫近縣城，用沙袋臨時築起的防洪堤距我們的住處只有一公里，如果堤壩被洶湧的洪水衝垮整個縣城將陷入一片汪洋之中。為防萬一，我曾經問縣抗洪搶險指揮部的一位負責人：“如果洪水淹了縣城我們怎麼辦？”答曰：“只有一個辦法，爬上樓頂等待救援，讓你們住四樓的目的就是為了到時候好上樓頂。” 在自身難保的處境下，每天除了緊張地工作外休息時惟一想做的事就是抓緊一切時間給家裏打電話。當年我的女兒易易才1歲多，雖然還不會説完整的話但她已經會叫“爸爸”了。每次打電話我最想聽的就是女兒的聲音，不管是笑聲、哭聲還是斷斷續續的“呀……呀”學語聲，我總是把聽筒緊緊地貼在耳朵上，生怕會漏聽了一點……前途未卜之時，想得最多、最讓我割捨不下的就是女兒了。

　　此次在東北災區採訪《焦點訪談》記者動用了多種交通工具，其中包括直升飛機。在攝製《空中看松嫩》節目前，主持人白岩松特意打來電話，一是問誰最值得採訪？我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軍人！”二是提出明確要求，直升飛機一定要降落在抗洪最前線而且下了飛機就可以直接採訪抗洪將士。岩松提出的這一要求因為風險太大著實讓我們費盡了思量，好在有熟門熟道的周延老大哥相幫，最終我們在險情最重的防洪堤旁僅30米處找到了一個適於直升飛機降落的地點。由於周圍土質疏鬆可供降落的範圍很小，為了使直升飛機能夠準確地降落，我們花50元錢買了一袋麵粉在地面上畫了一個明顯的標識。常言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更何況我等凡人難免有疏漏之處：就在直升飛機降落之際，螺旋槳的強大風力把灑在地上的麵粉全部刮了起來，一時間遮天蔽日……事後想來當時幸虧用的是麵粉而非石灰，否則後果可就難料了。

　　……5年的經歷給我留下了太多、太多值得品味的東西，限于篇幅謹以此文表達我對《焦點訪談》的崇高敬意！

責編：繼松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