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當代價值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28日 11:03
黨的幾代領導人,都一直強調在新的歷史時期,要繼承、恢復和發揚延安精神。胡錦濤同志就任總書記不久,就帶領書記處的同志們到西柏坡學習考察,並特別強調了牢記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兩個務必”,堅持和發揚黨的革命傳統和革命精神的極端重要性。最近,中央領導又對宣傳和弘揚延安精神以及延安精神研究會的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貫徹中央的有關精神,我覺得,有兩個問題是需要特別加以深入思考的。一個是,延安精神的當代價值是什麼?為什麼在新的時代,延安精神不但沒有過時,反而更加凸現出它的重要意義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在新的歷史時期,怎樣不斷賦予延安精神以新的時代內容,使其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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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展過程來講,延安精神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期,以中國共産黨人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優秀分子,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鬥爭實踐中,他們的理想追求、精神風貌、思想品德、行為準則、工作作風的精華和結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弘揚延安精神,所以變得特別重要,是由我們所處的主客觀環境和條件所決定的。
一是我們黨承擔的宏偉歷史任務和莊嚴歷史使命的需要,十六大確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在此基礎上,到本世紀中葉,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既是一個上百年來我們的先人夢寐以求的追求目標,又是一個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空前偉業。在實現這個偉大目標的征途上,必定會遇到各種預料之中的和無法預見的困難和問題,風險和挫折。偉大的實踐需要有偉大的精神作支撐。正像胡錦濤同志指出的:“要實現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要完成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任務,要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我們肩負的任務還很艱巨,我們可能遇到的困難和挑戰還會很多,我們必須謙虛謹慎、艱苦奮鬥。”
二是保持我們黨的先進性的需要。鄧小平同志説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人,關鍵在黨。在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發展中大國,要把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毫不放鬆地加強黨的建設,改善黨的領導。當前我們黨所處的環境,黨的建設所面臨的任務,較之過去已有很大的不同。要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必須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在解決這兩大歷史性課題中,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只要想一想,如果忘記或者摒棄了延安精神,沒有了理想信念,不堅持正確理論的指導,脫離人民群眾,一味追求個人享樂,還怎麼談得上黨的先進性呢?在當前的現實生活中,黨內確實存在著一些消極腐敗現象,其思想根源,難道不正是同延安精神背道而馳的嗎?
三是從容應對國內外複雜環境的需要。十六大提出了一個以往較少講到的問題,那就是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為什麼我們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情況下,要提出這個問題呢?這當然不是無的放矢,無病呻吟,而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在一個極為複雜的內外環境中進行的。別的不説,最近發生的伊拉克戰爭,難道不是清楚地告訴我們,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在國際政治生活中招搖過市,橫行無忌嗎?某些國家,憑藉著自己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可以不顧國際輿論,不顧聯合國大多數國家的意見,不顧國際法準則和聯合國憲章,更不顧幾十萬、上百萬反戰群眾的抗議,一意孤行,想怎麼打就怎麼打。如果我們沒有了民族精神,沒有了靠自力更生發展自己的堅強意志,沒有全國人民的團結一致,我們能保證自己的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嗎?事實上,西方敵對勢力從來沒有放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滲透,國內的有些人也從未放棄宣揚“全盤西化”的思想觀念。我們用什麼思想武器來應對呢?延安精神就是一種十分銳利、十分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新的歷史時期,各方面的情況都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繼承和弘揚延安精神,決不是簡單地照搬過去的一套。一定要結合新的實際,不斷賦予時代內容。 這裡可以舉幾個例子。 實事求是,理論同實際相結合,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內容。關於這個問題,彭真同志有一段話,講得非常好。他説:“我們發揚延安精神,是為了解決現在的問題。現在的情況和延安時期的情況有很多不同了,要根據現在的‘實事’去求現在的‘是’。”可見,有的人認為老是強調延安精神,是“迷戀于過去”,“跟不上時代”,是“保守”、“僵化”,這樣的看法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與時俱進”正是延安精神的本質要求。 密切聯絡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內容。但是,現在的情況同延安時期相比,有一個非常大的區別,那就是現在我們的黨處於執政的地位,是執政黨了。很多黨員也都掌握了或大或小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講為人民服務,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就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究竟是執政為民還是以權謀私?就成為區分是否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一個分水嶺。由於手中有了一點權力,只要稍為缺乏自覺性,脫離群眾的毛病也容易産生。這就不僅提高了密切聯絡群眾的標準和要求,也增強了加強群眾觀念的緊迫性。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這是延安精神中給人印象最深的內容。我們講自力更生,決不是同對外開放相對立的,對外開放與自力更生,相輔相成,辯證統一。通過對外開放,來加快發展自己;而我們的對外開放,也必須以自力更生為基礎和立足點。對外開放中,必須貫徹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我們的經濟力量、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人認為,現在再來強調艱苦奮鬥,已經沒有多大的必要了。而且,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的,不是要不斷提高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之一不是要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富裕”嗎?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有人甚至公開發表“享樂主義宣言”,從理論上來論證享樂主義的合理性,這應當引起我們的嚴重關切。其實,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同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爭取人們的共同富裕,不僅不矛盾,恰恰是完全統一的。艱苦奮鬥,不是要叫人做苦行僧,而是提倡一種精神。從全社會來説,沒有艱苦奮鬥的精神,一味耽于逸樂,習于奢靡,怎麼能夠建設起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黨是靠艱苦奮鬥起家的,也是靠艱苦奮鬥發展壯大、成就偉業的。艱苦奮鬥作為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作為我們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本色,是凝聚黨心民心、激勵全黨和全體人民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共同奮鬥的強大精神力量,是我們黨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絡的一個重要法寶。越是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要弘揚艱苦奮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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