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畢業，正是“大忙”時節，但大學生小梁所忙活的，既不是找工作，也不是考研究生，而是購買一種“指標”——“留京指標”。 小梁説：“每年的均價都是兩萬多，因為我們是4個人一起買，也算是‘團購’，所以幾經砍價，對方最後答應6萬元，每人1.5萬。”(4月26日人民網/市場報)

　　“留京指標”可以公然叫賣，單位價格都在2萬元以上，並且由單購發展到“團購”，還可以砍價，真可謂市場活躍，購銷兩旺。然而這種市場交易不是普通商品，而是社會資源，豈不叫人難以理解！

　　“留京指標”入市登場絕非今年才有，也不是某個單位的發明，而是由一種制度衍生出來的。為了支持高新技術企業，北京市出臺了《中關村科技園區接收非北京生源高校畢業生辦法》。根據《辦法》規定，這些企業都可以根據自己不同需求，向國家申請，他們獲得進京指標是不收取費用的。這樣的制度設計，使一些企業掌握了學生留京的部分大權，利用了這些規定的空子，將通過優惠政策獲得的“留京指標”，當成了稀缺資源，私自進行地下交易。

　　我們不妨探討一下，這種“留京指標”究竟留下了什麼？

　　首先，留下了計劃經濟的尾巴。 “指標”本身就帶有計劃性、指令性和權威性，與國人之間表達特殊關係常用的“留”字相搭配，恰好構成了一張“網”，而操持這張“網”的，表面上是企業和學校，實質上還是政府。其實，“留京指標”是一種社會資源，政府在這種社會資源的分配上，應該通過人才市場進行市場化運作，使所有符合進京條件的人，都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這樣才稱得上促進人才公平競爭，有序流動。然而，北京出臺的《辦法》規定，人為地把同樣的市場競爭主體，分成了三六九等，這實質上是限制人才市場化，與市場規則背離。

　　其次，留下了制度歧視禍根，從“留京指標”分配上看，並非所有的企業都有。按照規定，只有那些國有企業和特批的高新技術企業，才能獲得政府授予的“留京指標”權，其他企業如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就沒有這種“待遇”。這明顯還有歧視非國有企業色彩，是極大的不公平。從戶籍上看，對非北京人有明顯的歧視。“留京指標”之所以值錢，關鍵在戶籍制度上。 “留京指標”針對的就全部是非北京生源畢業生，北京生源學生則不需要。北京學生在享受高考等特殊待遇同時，在畢業分配上也享受到了特殊照顧，而非北京學生，不僅要在學習上付出更多的心血，在畢業選擇上，還要承擔高昂的“留京指標”成本。

　　第三，留下了滋生腐敗的溫床。 “留京指標”從“留”到“買賣”的過程，實質上是一種公權尋租過程。由於學校和企業分別掌握著指標分配的大權，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這分配權等於落到個別人的手中。指標是什麼？對於學生來説，指標就是工作，就前途命運，對於分配指標的掌權人來説，指標就是利，就是人民幣。就是因為這個指標“權”獲取上存在著一種不公平，因而容易導致滋生腐敗。最簡單的道理，學生為了獲得這些指標，在沒有踏向社會之前，就已經開始向腐敗妥協，他們在千方百計用各種手段來購買這些指標的同時，也接受了這種腐敗的滲透力和擴散力。可見，“留京指標”對社會健康發展的危害作用該有多麼的大？

　　建設法治社會、和諧社會，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公平正義是建設法治社會、和諧社會最基本的內容，而“留京指標”恰恰與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相悖離，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背道而馳，它的存在，有百害而無一利，為了公平正義，為了社會和諧，為了社會的文明，建議北京市運用法律形式，修改相關規定，堅決取消“留京指標”！(作者：久泰平)

　　本欄目所載評論純係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央視國際立場

　　→→瀏覽原帖全文 發表不群高見

　　→→進入"網評天下"，發現更多話題！

責編：劉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