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青年報》報道，3月4日，鐘南山委員在政協醫衛界會議上發言，談到“一藥多名”現象時説，“藥監局的領導來了沒有？我要問問他們這是怎麼回事”（見2006-3-9人民網）。

　　鐘南山委員説，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原因是多種因素導致的，藥監局也有責任。他舉例説，“一個‘羅紅黴素’，品種就達40多種。我當了45年的大夫，在查房時也幾乎看不懂。”他問，“這些所謂‘新藥’五花八門，我就想不明白，這些批號都是怎麼拿到的？這些問題到底誰來把關？”在分析一個藥品換個“行頭”搖身變成新藥，“身價”就立刻飆升的奧妙後，直指其嚴重的後果，“事實上，這些所謂“新藥”良莠不齊，在坑害了病人的同時，肥了很多醫療系統的腐敗分子”。

　　鐘面山委員對藥監部門極不負責任的做法，給予了有理有據嚴厲地批評，直擊老百看病難、看病貴的要害，替老百姓説出了心裏話，也給藥監部門上了一堂烙印深刻的教育課。

　　由此，我又想起了昨天，在衛生部長説的“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除衛生部、藥監局以外還涉及十幾個部門”之後，網民們對其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提出了嚴厲地批評，並直指醫和藥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中就包括五花八門“身價”飆升“新藥”，網民的反應和鐘院士的批評是這麼的吻合，足以説明在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上，衛生和藥監部門有著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這個鼓勵創新的時代，不斷研製開發生産“新藥”，對醫藥産業發展來説，是個值得稱讚的事情，因為這不僅可以獲取經濟利益，而且也代表著中國醫藥産業的領先水平；對醫院和患者來説，用上了新藥對提高某些疾病的救治效果也會有很大的作用。但是，這新藥應該是純正的新藥，而不是換湯不換藥的“新藥”。藥品是用來救治病人的特殊商品，來不得半點虛假，雖然舊藥換個“行頭”搖身變成“新藥”，其本質沒有大的變化，仍然是藥，但這種“新藥”，既不是通過科研攻關研發出的新成果，也不是為了修正某些藥品的不足增強藥效，而是出於贏利的目的，把牟取暴利的“黑手”伸向了處於弱勢境地的患者的腰包，本來醫藥企業在報成本價的時候不斷往藥品價格裏面灌輸水分，藥品還沒出廠在成本上就已出現“虛高”了，到了醫院再加價並積極向患者推薦甚至強行“開方”，使得患者難以招架，再加上醫院其他高額的收費，老百姓看病怎麼能不難？不貴？

　　舊藥換 “行頭”搖身變“新藥”固然可惡可恨，然而是誰批准這樣幹的？我國掌管藥品註冊的是國家藥監局藥品註冊司，他們其中的一項職責就是“負責新藥、已有國家標準的藥品、進口藥品以及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的註冊和再註冊”，也就是説，所有的“新藥”必須經這一關口審批放行後才能生産經營，然而，這個關口把得怎麼樣呢？據2月7日《京華時報》報道，繼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SFDA）醫療器械司原司長郝和平涉嫌受賄案發後，與之有相關聯絡的國家藥監局藥品註冊司司長曹文莊等多名官員也因涉嫌經濟犯罪，春節前被西城檢察機關刑事拘留。然而恰恰在這個部位出現了惡性問題，有關官員營私舞弊、索賄受賄、玩忽職守、失職瀆職，他們是導致一些地方制售假冒偽劣食品藥品問題嚴重，市場秩序混亂的罪魁禍首。據醫藥行業的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中國藥監局受理了10009種新藥申請，而美國FDA僅受理了148種。難道是美國的制藥廠家黔驢技窮，研製不出新藥？顯然不是。而是我國的制藥商過於狡詐，負責審批的有關部門對這種狡詐行為，過於寬容甚至可以説過於放縱。我就不信，如果藥品註冊司所有人員都像鐘南山院士這樣，對百姓負責，對事業負責，能把不住審批關口？

　　報道説，在鐘南山委員發言的時候，國家藥監局張敬禮副局長聽得很認真，不時點頭。我想，他的正常反應應該是渾身冒汗，心裏發顫。聯組會結束後，他對鐘委員表示，“您説的問題我們一定下大力氣解決。”他承諾，對於審批流程及相關法律滯後的問題將做專門研究。　這個承諾或多或少給了人們一點欣慰，但願這不是一句敷衍塞責的官話，廣大老百姓會替張局長記著這句話，想著這個事，能否兌現承諾，我們拭目以待!(作者：久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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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