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消息： “咱農民看病可不容易啊！”

　　這是記者採訪青年農民王立剛時，聽到他和周圍農民説得最多的一句話。

　　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積極性高

　　王立剛所在的北京市懷柔區廟城鎮桃山村約有村民1700人，用村黨支部副書記劉長海的話説，經濟條件“屬於中下等”。2003年6月，北京市政府頒布了《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意見》，桃山村也加入了農村合作醫療。

　　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民每人每年需要交30元錢，為增加參加合作醫療比例，桃山村村委會從集體收入中拿出一筆錢為每位村民分攤了20元，也就是説，桃山村農民每人只要交10元錢就可以參加合作醫療。

　　因此，“村民參合積極性較高，‘參合’率達到98%。”劉長海認為，參加合作醫療是一個認識過程，得慢慢來。“我們每年都做工作，但有些人覺得自己身強體壯，不會得病，我們也不強迫。去年，村裏一位沒有參加合作醫療的陳大媽突患腦血栓，家裏前前後後花了十幾萬元。如果交了這10元錢，就能報銷六七萬元呢。”

　　2005年年底，村裏的大喇叭一開始廣播收費，王立剛就為自己、妻子和1歲的斌斌交了30元的參加合作醫療的費用。王立剛的母親沒有參加，是因為她的戶口在幾十里外的九渡河鎮，不歸這裡管轄。老人有些無奈：“交錢、報銷都要跑來跑去，實在不方便。”“我們家現在這種情況，大病醫療統籌總算是個保障。”王立剛一家5口在2003年不幸感染非典。2004年年底，王立剛查出雙腿十大關節壞死；父親、大伯的膝蓋處也出現骨壞死；妻子癲癇復發；再加上父親2002年查出尿毒症，王家的微薄收入幾乎都扔在了住院看病上，還欠了親戚一屁股賬。

　　參加合作醫療的困惑

　　參加合作醫療的錢交了，但是王立剛並不了解具體內容。“參加合作醫療，到底怎麼方便了我們老百姓，具體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醫療費是一年一報。”像王立剛這樣糊塗的村民不在少數。“別説他們了，連我這個支書也弄不明白，光報銷一項就太細太複雜了。”劉長海説，“我們每年做宣傳時，都會告訴村民：住院花費500元以上的可以報銷，不同花銷報銷比例不同，每月一報，剩下的我們也説不清楚了。”

　　北京市懷柔區農村合作醫療辦公室的一名姓張的工作人員表示：“辦理合作醫療的時候都發放了宣傳冊，上面已經寫得非常清楚。”

　　剛剛撿了一堆幹樹枝回來的張大爺説：“就算看到什麼宣傳冊，那麼多數字我也弄不懂啊。弄不明白，就不敢去看病，更不敢去住院了。”

　　對於那些支出動輒數萬元甚至十幾萬元醫療費的重病農民來説，有限的醫療補助顯然是杯水車薪。在通往懷柔的916路公共汽車上，一名進城治病的中年人告訴記者，現在村裏的合作醫療制度幫助了不少患重病的農民，因為“補助的錢太少了，像我這樣要做手術的，需要先拿自己的錢去住院治療，然後才能報銷，吃不消啊”。

　　兩年前，做換腎手術的王立剛的父親也經歷了同樣的無奈。2004年6月中旬，等了一年半的老王終於盼來了換腎的機會。接到醫院電話的那天上午，王家開始四處籌錢，“老伴、兒子跟親戚們把頭都磕破了”。直到老王躺在手術臺上，那筆錢還是沒有送過來。“醫院看到我有學校、有工作，就答應先把手術做了。錢是第二天一早湊齊送過來的。”整整一年後，等著做置換股骨頭手術的兒子又經歷了同樣的遭遇，這一次，他們無論如何也籌集不了6萬元的住院押金，只得暫時放棄了手術。

　　據懷柔區教委公費醫療辦公室的杜老師介紹，懷柔區教委內部實行大病統籌，在職職工住院報銷起付線是3000元，3000元至5萬元報銷85%，個人承擔15%；退休職工報銷90%，個人承擔10%。老王的情況，從學校到教委已經很關照了，能報的都按規定給報了。去年，教委在正常報銷的基礎上，一次性補助3萬元，用於還老王欠學校的錢。但老王的問題在於：“醫改和個人挂鉤，個人必須負擔一部分醫療費，老王連應該由他付的這一小部分都負擔不起。”

　　老王知道學校的經濟壓力也很大，每次報銷他不敢也不想多問，但他很擔憂，如果真像校長所説的，學校再也拿不出那麼多醫藥費來，一個月需要他自己多掏哪怕幾百元，那這個家以後也難以維繫。他更擔憂兒子的未來。“立剛雖然免費做了置換手術，但是其他8處壞死的治療怎麼辦，這些治療費用國家能給解決嗎？還有他媳婦的病……”

　　何時能讓就醫變得更方便

　　2005年，北京市為感染非典併發後遺症人員提供了免費治療，王立剛的定點醫院在懷柔，然而這家醫院並沒有主治醫生開的“仙靈骨寶”等藥，在不能轉院治療的情況下，王立剛只能從城裏的病友那兒“蹭”藥吃。同樣在城裏治療癲癇的妻子，因為沒有辦轉院手續，每年1200多元的藥費只能自己掏。“不方便就醫，只是王立剛碰到的其中一個小問題。因為貧困，王立剛甚至沒有機會選擇治療。”一位同樣查出股骨頭壞死的病友説。

　　這位病友原本希望去鼓樓醫院接受中醫治療：“但我的定點醫院在北醫三院，被拒絕轉院後我們可以選擇自費，可王立剛呢，他只能是有免費藥就吃，沒有就停。他已被捲入了疾病與貧困的惡性循環中，生病——貧困——無力醫治——病情加重——更加貧困。”

　　根據調查，農民因病至貧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家庭主要勞動力患病，部分喪失或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導致家庭收入減少；二是家裏有長期患病者，大幅度增加醫療費用，導致家庭負債纍纍而致貧。

　　這兩種不幸，同時降臨在王立剛的家裏。

　　一位業內人士認為，要挽救像王立剛這樣因病至貧的家庭，應該建立“大病救助制度”。通過財政補貼、社會募捐等形式廣籌資金，設立特困病人和家庭大病補助基金，用於特困病人和家庭在封頂線外的緊急救助。

　　據記者了解，浙江省開化市如今已經試行上述措施，設立了100萬元大病救助基金，用於超過農村合作醫療報銷封頂線外的救助，可報銷超出部分的30%，最高報1萬元，並對於惡性腫瘤、尿毒症、糖尿病和器官移植等特殊疾病再增加1萬元。與醫療救助結合，建立農村醫療救助制度，是農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重要補充。

　　在外人看來，王家有一點還是幸運的，曾在懷柔九渡河鎮九渡河中學工作的父親享受著公費醫療。“一個非農戶口救了四個農業戶口”。王立剛感嘆道：“如果父親和我們一樣，那這個家可真就全垮了！”

　　採訪手記：消除盲區比強調“參合”重要

　　鄭萍萍

　　從2006年開始，國家將提高中央和地方財政對參加農村合作醫療(以下簡稱“參合”)農民的補助標準，中央財政的補助標準由目前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財政也相應增加10元，而農民繳費標準不變。

　　對這一點，包括王立剛在內的很多農民表示歡迎。不過，這並不能讓他們安心地“有病就去看”。原因之一是他們並不真正清楚自己享受的權益。儘管在多方努力下，桃山村的“參合”率已達到98%，但在一些農民心裏，並不完全地信任。

　　自2003年全國開始啟動新型農村醫療合作制度以來，有些地方在宣傳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甚至將提高“參合”率當作一種政績來做，而不是努力地在政策範圍內，想方設法地為農民“參合”創造方便，以確保他們第一時間拿到補助。

　　任何一個制度的建設，都不是短時間一蹴而就的事。新型合作醫療終歸是一種保險機制，其核心是信譽，信譽的建立更不是短期所能夠實現的。

　　作為新一代的農民，王立剛很快就理解了新型農村醫療合作制度的好處，但對於如何實現權益，如何保障權益的獲得，還存在著盲區。從心理上給他們一種踏實，從制度上給他們更多保障，比“參合”率更重要。 (本報記者 鄭萍萍)

責編：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