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消息：

　　這是一段個人家庭的災難史，是一個小康家庭因喪失醫療保障墜入深淵的故事。

　　9月，27歲的中學教師馬鑄銘帶著這段災難史走進報社。他揣著一份名單，上面有5位完全不認識的記者。他挨個詢問，前4位都不在。還好，第5位在。

　　當記者聽著他的訴説不自覺地點頭，他竟激動地叫了起來：“哈，你聽了還會點頭！説明你還有同情心。你聽了能點頭，我就已經非常感謝了！”

　　當記者後來發短信告訴他決定採訪時，他回復的短信是：“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共有六七十個“謝”字。

　　“我們都覺得已經小康啦！”

　　這是中國億萬個普通家庭中的一個，居住在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的縣城裏，父親，母親，兩個兒女。這個家庭1996年以前的記憶是愜意的。

　　那時，馬鑄銘是個無憂無慮的少年，“整天想著怎麼玩”，騎著一輛七八百元的帶減震的山地自行車，遊蕩在縣城裏，出入遊戲廳。當時時興的電子遊戲“俄羅斯方塊”，他可以連續玩十三四個小時而不“斃命”。

　　父親馬國林是一家貨運公司的會計，並在一家日資小企業中謀了一份兼職。馬鑄銘直到現在還時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親去跟日本老闆談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親故意問：“你們猜，我談了多少？”

　　“最高不超過500塊。”母親王翠霞説。“你再使勁往上猜。”

　　“800？”

　　“1500！”父親説。

　　馬鑄銘一下抱住父親的脖子：“是真的嗎！？”“你聽他的，騙人呢。”母親説。

　　這個家庭就這樣搭坐上這個國家前進的快車。父親的兩份薪水，加上馬鑄銘師範學校畢業後教書的幾百元收入，以及母親約300元工資，在全國城鎮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個年頭，這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經有36000元左右。“我們都覺得已經小康啦！”王翠霞説。

　　一家人夢想著，到2000年，可以買上一輛私家車。

　　誰也沒意識到，這個家庭的災難即將開始。

　　1997年前後，母親的尿液變得像水一樣無色，無味，沫多。她渾身沒勁，吃啥吐啥。經確診，得了尿毒症。

　　什麼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著什麼，馬鑄銘那時並不理解，“無非是要透析、吃藥唄”。

　　看病吃藥，對這個家庭來説，此前從來不是大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馬國林在旗交通局下屬的貨運公司參加工作開始，一家人便與全國城鎮地區幾乎所有的勞動者一樣，享受著計劃經濟下的公費勞保醫療制度。即使是家屬生病，也能報銷醫藥費的一半。

　　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一度紅火的貨運公司像無數國有企業一樣逐漸衰敗。王翠霞的醫藥費發票，一分錢也報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從貨運公司調入了旗公路養護段。儘管這是由國家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但是，在這裡，王翠霞的醫藥費同樣一分錢也不能報。

　　“上級每年撥款130多萬，只夠這裡100多人一年的工資，”公路段段長説，“從情理上講，我們應該解決，可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資金和財力啊！”

　　這家單位已經有10多年沒有醫療報銷規定，只是每年給職工發放一點醫療費：在職職工工齡10年以下的每年藥費30元，工齡11年～20年者每年藥費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藥費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樣糟糕的是，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那時還遠沒有確立。在2004年以前，這家單位未參加任何社會醫療保險。

　　王翠霞突然發現，自己完全喪失了醫療保障。她並不知道，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全國有半數左右的城鎮人口和七八成的農村人口，像她一樣，漸漸失去了醫療保障。

　　對於這個龐大的群體而言，看病吃藥的擔子，完全落到了每個家庭的頭上。

　　王翠霞的病繼續惡化。“肌體全紊亂了，”馬鑄銘説，“心臟開始積液，肺部、肝臟積水，全身浮腫，高血壓，貧血……”

　　“沒想到，剛進醫院大門就把全家的積蓄交了出去，還遠遠不夠”

　　1998年1月，春節前，父子倆揣著2萬元，帶著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診斷之後，大夫説：換腎吧。“那得多少錢哪？”“先交5萬吧。”父子倆頓時傻眼：“這麼多？！”醫生説：“至少也得4萬。”“你知道那時我們覺得2萬元不少了，怎麼著也能抵好一陣子吧。”馬鑄銘後來説。“沒想到，剛進醫院大門就把全家的積蓄交了出去，還遠遠不夠。”

　　馬國林趕緊回內蒙古籌錢。做著小康夢的這家人，自然不知道，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當人們的工資以10～20倍的幅度上揚，醫藥費用卻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漲。

　　一下子，他們連小旅館也住不起了，“20塊錢一晚，真捨不得啊。”馬鑄銘説。於是，每天晚上，父子倆像“遊擊隊員”一樣遊弋在13層高的醫院大樓裏，躲避醫護人員的巡視，找地方睡覺。“這家醫院我簡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馬鑄銘説。

　　大廳，樓道，水房，地下室，從1層到13層，除了重症監護和特護病房區，馬鑄銘幾乎都睡遍了。

　　馬鑄銘抱怨醫院裏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發慌，不能睡人。最難受的要數貼著樓梯間的暖氣睡覺。一面是盤旋在大樓內的呼呼冷風，一面卻是燙人的暖氣。

　　這曾是極其愛好乾淨的人家。他們吃的黃瓜、菜花都會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進醫院，馬鑄銘從來不用手觸碰門把手，而是用腳將門輕輕頂開，然後側身閃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馬鑄銘此時最喜歡的睡覺地方，是醫院裏堆放醫療垃圾的污物間。那裏有將死人推到太平間用的推車，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樣舒服安穩。

　　直到除夕，父親説：“過年了，咱上旅館裏好好睡個覺吧。”父子倆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裏要了一張床，兒子白天去睡，父親夜裏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裏，父子倆加起來在旅館總共只睡過3天。

　　1998年初，當王翠霞做完腎移植手術，他們租了一間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醫院復查。接下來，這家人才真正發現，自己正滑向一個不見底的深淵。“原來換腎還不是最貴的，最貴的是沒有盡頭源源支出的藥費！”馬鑄銘説。他擰緊了眉頭，鏡片後的眼睛裏，透著一種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為了不讓身體對移植的腎臟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兩瓶油狀的藥。馬鑄銘説，僅這一項，每月費用就要3400元。

　　這個家庭同時還遭受著另一種動蕩：馬國林兼職的日資小企業倒閉了，貨運公司徹底解體了。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來的日子裏，馬國林一次次回內蒙古籌錢，親戚朋友都被借遍了，連家裏的房子也被抵押給了銀行。

　　那段時期，馬鑄銘偷過旅店的一塊毛毯，後來又在一家醫院偷過一床沾著血跡的被子。

　　“現在我坦白承認，”這位中學教師低下頭，“我窮，我沒錢，我得活下去，那個時候我就這樣想，想得理直氣壯。”

　　他們沒想到，更慘重的打擊還在後頭。

　　“命都快沒了，還要臉幹什麼？”

　　2000年前後，王翠霞體內植入的腎臟開始被身體排斥。

　　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為腎臟已經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體內再度開始積液，每週需要透析。同時，由於植入的腎臟還在體內，抗排斥藥也不能間斷。每月的醫藥費，上漲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時期，我們家一下子徹底垮了。”馬鑄銘説。

　　馬國林儘管有中級會計職稱，但因為沒有北京戶口，在這個偌大的城市裏，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爾幫一家會計師事務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撿過破爛。但沒多久，被一群聯防隊員連板車扣下，要查看身份證，並威脅要處以罰款。

　　更緊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顧臥床的妻子，幫她量尿液，掐著鐘點叫她吃藥。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體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幫一家企業做過審計之後，企業給每個會計送了一張600元的購物卡。他考察了這家大商場之後，欣喜地跟兒子説：“這家商場的藥店不錯。”結果，這張卡全部買了藥。

　　漸漸地，馬鑄銘聽到有人悄悄跟他説：“你知道你爸怎麼跟人要錢嗎？”

　　他只知道父親一次次回內蒙古籌錢，卻不知道，父親一次次跪下給人磕頭。

　　在內蒙古籌錢，這位縣城裏體面的會計，在胸前挂上這樣一塊紙牌：

　　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陽醫院急需手術醫療費，敬請幫我一些錢，救救她一條性命！

　　叩拜 謝謝！

　　而在北京，當他對妻子説：“我上外面轉轉”，或者説“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説，“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實上，他卻跪在北京的街頭乞討。

　　經常，他早晨在家吃飯，然後找個藉口離開，中午不吃飯，只帶上冰糖充饑，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這些。她只知道，為了能將透析次數減到最低，她每天儘量少進食，挺著不喝水，實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裏含著，然後吐掉，絕不敢往下咽。即使這樣，她也需要每週透析一次，一次費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馬鑄銘當時一個月工資。

　　當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錢。父子倆沒人告訴她。她問馬國林，得到的答覆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問兒子，兒子回答説：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這麼難受了他也不來侍候我。”她那時這麼想，看見丈夫她就生氣。終於有一次她忍不住這樣埋怨丈夫，並責問他：你到底跑哪兒去了？

　　丈夫這才捋起褲腿給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蓋上黃一塊青一塊紫一塊”，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説。

　　於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討。等丈夫出門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門；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討來的錢交到丈夫手裏，丈夫這才知道。從此，兩人經常一起出門，他跪著，她坐在他的身邊，儘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會叮囑一句：回去注意營養，好好休息。

　　乞討的生活並不容易。總有人瞟老倆口一眼，説：騙子吧？於是，馬國林攤開他的會計證書和自學考來的大專文憑，擺上王翠霞的診斷書，而王翠霞則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針扎翻了的胳臂。

　　他們的乞討還剩最後一點體面：在馬國林的面前，有三種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後兩種是請人翻譯的。不過，據馬鑄銘説，他的父親通蒙文、俄文以及一點日文和英文。

　　馬國林當年的老師在多年後，還對馬鑄銘説起他父親的優秀：“你的學習要趕上你爸就好了。”但馬國林高中沒有念完，趕上了知識青年下鄉。他們一家來北京之後，第一個遊覽的是清華大學。幾年的乞討生涯中，最大的一筆收入是一位小夥子給的20元。這位陌生的小夥子，馬國林時常還會念起。

　　有時他們在住處附近的菜市場乞討，鄰居們見到都心酸得遠遠避開。房東太太記得馬國林曾這樣對她説：“嫂子，我把臉皮抓一邊去了。”

　　馬國林的家族在當地算得上體面。有人擔心，馬國林這樣的舉動，有損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沒了，還要臉幹什麼？”馬國林説。

　　“你讓我成殺人犯啊？讓我怎麼跟孩子交待？”

　　窮人的日子可以想像，也難以想像。

　　馬鑄銘説，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還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將就吃三天。除了油和鹽，家裏沒有其他作料。房東太太看到他們把大白菜切了，只舍得擱一點點油，“真跟喂豬食一樣”。偶爾來個客人，燒點肉食，就得到房東太太屋裏借醬油。方便麵吃完了，調料要省下來，用來炒菜。他們去撿別人遺棄的電話卡。每張卡，當卡裏還剩一塊多錢時，馬國林就開始計算，總能想法將卡用得一分不剩。他們把鄰居給的舊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隻塑料袋，都仔細疊起來，綁好，小的用來裝垃圾，大的用來鋪桌面。

　　在北京的幾年，一家三口去過的旅遊景點只有天安門和動物園，前者免費，後者門票2元。當馬鑄銘2002年將自己的新婚妻子帶到北京時，他只帶她去了景山，門票2元，可以俯瞰輝煌的故宮。他們至今還沒有拍過婚紗照，儘管在當地只需要幾百元。

　　一年春節，兒子給母親買了幾隻蘋果。王翠霞捨不得吃完，給丈夫和兒子一人留了一隻。“過年了，大家都奢侈一回吧。”她説。丈夫和兒子很聽話地接過蘋果。可是幾天后，兒子又拿給她兩隻蘋果。她一看，正是她幾天前給爺倆留的。

　　每到假期，馬鑄銘就到北京打工。他擺過地攤，打各種零工，教外國學生漢語。

　　一次，他給一家公司掃描資料。他時常一天在電腦前工作16個小時，吃飯只花5分鐘。半個月裏，他一個人掃描完12年的資料，而另外兩個同夥加起來只掃完9年的資料。“我一點不覺得累，我心裏很高興：我可以掙錢了！”馬鑄銘説。他覺得挺可惜，要是這家公司不管飯，將那10元盒飯錢折成現錢給他，那才好呢。

　　因為，“每一分錢都要拿去救命的”。

　　除了腎臟，他的母親又得了子宮肌瘤，還有闌尾炎。前者做了3次手術，後者做了1次手術。“乾脆在你肚子上裝個拉鏈好了。”馬國林對她開玩笑。

　　她可笑不起來。在她將子宮切除後，醫生讓她接受輸血。“我不輸！不輸！”她嚷道，“哪來的錢啊？我不要輸！”

　　2004年初，植入的腎臟徹底壞掉，父子倆決定讓她第二次換腎。這一次，王翠霞拒絕治療。這時，因為體內大量積水，她連睡覺都不能躺下。

　　王翠霞這樣的舉動讓跟著馬鑄銘學漢語的一位韓國學生感到不解：“中國人真奇怪，為什麼有病不去看呢？”

　　馬鑄銘只能回答説：“這就是中國。”

　　來自衛生部的數據顯示在這個國家，生病的人們中約有一半不去就診，醫生診斷應該住院治療的患者中有三成沒有住院，主要原因是經濟困難。“你去給我買瓶安眠藥吧。”王翠霞央求丈夫。

　　“那可不成，你讓我成殺人犯啊？讓我怎麼跟孩子交待？”丈夫説。

　　“那你買兩瓶，咱倆一起死。”

　　“我可不這麼想。等你好了，我就出去掙錢，幫著孩子還債。”丈夫説。

　　父子倆幾乎是將她抬進了出租車，送到醫院，做第二次換腎手術。他們感謝一位叫韓修武的醫生，為他們減免了部分醫療費。當他們根本交不起2萬多元手術費時，是這位醫生擔保先做手術再交錢。

　　這筆錢，到現在也還沒還上呢。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馬國林卻不能像他原先計劃的那樣，幫著兒子還債了。王翠霞換完腎後狀況一天天好轉，馬國林卻開始腹痛、噁心、吃不下飯。

　　2004年4月底，兒子將父親領到醫院做了B超檢查，醫生診斷：胃癌晚期，連肝臟裏都佈滿了癌細胞，最多還有一個月生命。

　　兒子裝作若無其事，打算瞞著父親。但是一走出醫院，父親就用手碰了碰兒子，説：“銘子，你爸不傻。咱們趕緊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囑一聲：“不要告訴你媽。”

　　鄰居們看見他時常疼得攥緊拳頭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時他疼得哭出聲。夜裏，他怕呻吟聲影響妻子睡覺，妨礙她恢復，就到屋外溜達上一夜。

　　兒子要給他買杜冷丁，但連這幾塊錢一支的鎮痛劑，他也拒絕使用，兒子給他打點滴，他強行把針管拔出來。“他要把錢都拿去給我媽買藥。”馬鑄銘説。

　　半個月後，一家人收拾完畢離開北京回老家。出發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鍋，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頓炸帶魚。

　　1998年一家人剛到北京的時候，馬國林是個富態隨和的中年人，1米7的個頭，體重約180斤。6年後離開北京時，他黃瘦黃瘦，像個垂老的人，體重不足120斤。

　　幾天后，馬國林告別了人世。

　　臨去世時，兒子叫醒了他。他歪著臉看了兒子最後一眼，馬鑄銘看到那雙黃色的眼睛，特別黃，他嘴巴動著，卻説不出話。咽下最後一口氣時，他的眼睛滴出兩滴眼淚，一滴沒有流下，頭歪著的這側，眼淚緩緩滴了下來。“他是被壓死的，”馬鑄銘流著淚説，“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風俗，人們將要給他穿壽衣，一種藍色的袍子。但是馬鑄銘堅持一定要讓父親穿著西服離開。“就穿這個好看，”他説。是的，西服，皮鞋，襯衣，還有一個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領帶。“就係這個吧。”馬鑄銘説。“真懷念以前那段時光，”馬鑄銘無限留戀地説，“那時父親出去參加朋友聚會，都會穿上西服，繫上領帶。”

　　馬國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張醫療發票，總計40多萬元。他還留下一包零錢，全是一分兩分的硬幣和紙幣，這些見證了他的乞討生涯。

　　他留下了一個小本，封皮上寫著“請您留名”，記載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筆錢，本子裏夾著幾張捐助人裝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還留下了一萬多元錢。

　　他的遺囑上寫道：“一、全部家産用於妻子王翠霞的治療上，兒子、兒媳孝敬母親，否則不準繼承産業，眾親友為證。二、喪葬改革，去世後不燒香，不燒紙，不燒花圈，廢除一切傳統喪葬習俗，喪事簡辦。”

　　“我一定不能讓我媽因為沒錢吃不上藥而死掉”

　　最後，馬國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給了兒子。

　　現在，每個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藥費來維持。“我父親去世也算是一種解脫，否則，他每天都會發愁。”馬鑄銘説。

　　每次提起父親的死，馬鑄銘就會連脖子根都漲得通紅，語氣裏會充滿怨恨：“為什麼痛苦要讓我們一個家庭來承擔？”

　　承擔這種痛苦的，何止馬鑄銘一家。衛生部的統計數字顯示，這個國家的城鎮貧困戶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貧。像一位社會學家所説，今天的中國，就像一場馬拉松賽，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馬鑄銘們便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被甩出了前進的方陣。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錢。“有時候我想，攤上這樣的丈夫和兒女，就偷著樂吧，可是心裏就是難受，不知咋的。我總想，好好活著吧，別添麻煩了，可就是睡不著覺，有時候就想大哭一場。”她説。

　　馬鑄銘説：“我爸這一生，註定是為我媽活的，我也是。這樣説或者不準確，但至少我媽是我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我總得讓我媽活及格吧，怎麼著也要活到60歲，現在還差3歲。加上我爸的4歲，至少還要讓她活7年。”“我這個人活得其實挺窩囊的，沒什麼學歷，沒有文化，沒有能力，也沒幹過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個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媽當作一個成就來做。”

　　儘管馬鑄銘現在一個月的工資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讓我媽因為沒錢吃不上藥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則，對不起我的父親。”他説。

　　幸好，遲到的醫療保障終於還是來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儘管在當地這种醫療保險最高支付的限額只有9萬元，但畢竟現在每個月可以報銷藥費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還得靠馬鑄銘“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飯，按時按點吃，因為我的身體絕對不能垮。”這個家庭的重壓，從父親馬國林的肩頭，轉移給了他。

　　站在阿旗縣城的街頭，看著來來往往的車輛，馬鑄銘拉著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説：“咱們也會有一輛轎車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強地笑了笑，“可是什麼時候呢？”

責編：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