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日記：那些被疑似非典的日子

央視國際 (2003年05月15日 21:28)

　　新華社消息 位於北京市昌平區十三陵水庫附近的某培訓中心和往常很不一樣：門口拉上了長長的警戒線，大門緊閉。在４月中旬以後，這裡和鄰近的３家中心一起，被北京市統一徵用為非典一線醫護人員隔離觀察和休養的地方。

　　但即使是這樣一個對普通百姓仍意味著神秘和危險的地方，對記者而言也成了一種奢望：５月８日，記者從非典一線病區採訪撤離到這裡隔離休整，但僅僅過了兩天，又因為突然出現發燒症狀被送進醫院隔離。

　　（一）

　　５月８日，記者一行４人結束對非典一線病區的“駐點式”採訪後，撤離中國醫學科學院ＳＡＲＳ防治中心。撤出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被接至協和醫院西院（原郵電醫院）進行體檢。在確認體溫、胸片、血相均無異常後，根據北京市統一安排，記者所乘車輛在八達嶺高速公路上一路疾馳，下午２時被送進了某培訓中心。在記者到達之前，已經有１００多名來自協和醫院、佑安醫院、積水潭醫院的一線醫護人員先期進入這一隔離區進行休整。

　　（二）

　　這是個不錯的“放鬆”的地方。所有隔離休養人員兩人一間；生活用品一應俱全；三餐飲食也很豐富。在露天的院子裏，配備有多人蹬踏自行車、乒乓球、飛鏢、羽毛球等，只要你有足夠的精力，休養人員可以選擇盡情地放鬆。

　　為了緩解剛從生死一線下來的醫護人員們的疲勞，為了表達自己由衷的敬意，一律戴著大口罩的所有工作人員均表現出了足夠的熱情。

　　但“並不尋常”的感覺還是能處處發覺：不大的院子裏，到處拉著黃色的警戒線，嚴格劃分了一線撤離人員和工作人員活動的區域；在房間內必須遵循嚴格而複雜的消毒規程，包括排便也必須經過一定時間的消毒處理後才能衝排；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必須用兩層塑料袋包裹，放到院門口的桶內；打飯的地方設在露天；醫護人員被要求不能一起聚餐、不串門；在大門和其它一些地方，“白衣天使止步”的牌子赫然而立……

　　煩瑣和警惕是為了生命的守護。畢竟，我們都是剛從病房出來，我們都有可能已經感染非典病毒並有可能感染他人。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我本來已做好準備在這裡度過１０天的觀察期。

　　（三）

　　８日下午到達３個小時後，我的身體出現異常：體溫從上午體檢時的３６度４快速上升到３７度３，全身疲乏無力。

　　為保險起見，我迅速撥通仍在一線的協和醫院感染科主任鄧國華教授的電話。他詳細詢問了我的各種症狀和體檢結果，告訴我不要擔心，很可能是身體過度疲勞引起的低熱反應。當晚，我遵囑服下一些感冒藥，完成後方交待的任務後躺在床上。

　　９日一整天，體溫恢復正常。

　　１０日下午１時，問題開始出現了，我的體溫在沒有任何感覺的情況下再次上升到３７度３，並在隨後的幾個小時裏達到３７度５。

　　（四）

　　我堅信我沒有感染非典，我堅信我只是在一線病區採訪時太疲勞了。但我的緊張開始不由自主地襲來。

　　同屋的對外部記者趙磊仍在熟睡。從進駐一線病區以來，這位剛工作不到一年的小夥子一直保持著快樂的心情。我拿起電話，低聲通知中心管理處給趙磊準備另一間房子，再通知鄰屋的同事不要再過來，有事電話聯絡。我也不再讓同在這裡隔離療養的協和醫院羅紅輝護士長和護士小孫她們走進房間和我近距離説話。這兩天，她們一直照顧和關心著我們的健康狀況。

　　在非典面前，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很多人在做的，恰恰是怎樣不去傳染別人。這也是病房中一些非典患者揮手不讓我靠近的原因。

　　我關上房門，戴上口罩。我感覺到一些事情即將到來。

　　（五）

　　從下午２時開始，我的病情通過羅紅輝不斷反映到協和醫院的大夫那裏，又不斷地反饋回來。結論是：非典症狀不明顯，但需要密切檢測體溫。

　　我心中寬慰不少。在非典一線和協和醫院醫護人員一起戰鬥的日日夜夜裏，我深知他（她）們精湛的醫術和豐富的非典診療護理經驗。

　　擔心的事情果然來了。下午５時左右，我接到通知：根據北京市有關方面的指示，今晚我“必須”離開隔離地，到協和醫院接受觀察治療。接我們的車很快就到，可憐的趙磊也將和我同行。我將情況簡單通報了社裏。社領導的指示很快傳回：確保身體安全，服從診療安排。放下電話，我簡單地收拾好隨身攜帶的電腦和簡單的用品。晚飯的時間已經到了。我沒有出去，我知道我已喪失了出去打飯的權利。電話鈴聲響起，中心通知我，晚飯已放到了我的門外。我打開門，是一碗熱騰騰的湯麵。

　　（六）

　　接我的車到了。我拎起行李下樓，捂著嚴實的大口罩，在院子裏繞開所有認識不認識的人，包括中心管理處的人，他們通知了我的“症狀”，他們一直保持著高度緊張狀態。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裝著沒聽見。

　　院門警戒線外已站了一批穿白大褂戴幾層口罩的人。他們是當地衛生防疫部門的。我配合了他們的各種記錄和詢問。非常時期，每個人、每個部門的神經都繃得過於緊張。

　　剩下的兩名同事表現出了新聞敏感，拿出相機和攝像機遠遠地拍個不停。我知道我應該配合，但還是轉過了身去。

　　我上的不是急救車。協和醫院派來接我的是一輛普通的車和戴著普通口罩的李師傅，我的心頭熱了一下。上車時，我低頭沒看任何人，沒向人揮手。

　　車又疾馳在八達嶺高速路上。只不過這次是在夜幕降臨的時候，我是作為“疑似病人”去醫院。路上接到社總編室和辦公廳的電話，問我有什麼要求，家庭有什麼困難。我説有——不要告訴我的家人。發著低燒的我很冷，但我搖下了車窗，我想讓開車的李師傅覺得安全。

　　（七）

　　晚８時３０分左右到了醫院，趙磊因為沒有任何一點可疑症狀，去普通門診檢查。我去的是發燒門診。

　　護士給我拿來了簡單的防護服，我太熟悉了。以前是為了防止受到感染，這次有了雙重的意味：防止受感染，也為了防止傳染別人。我就在夜晚的發熱門診外的空地上穿上它。兩米外的發熱門診口，站著兩個穿著密不透風防護服的護士，或者是大夫。穿著嚴密的宋大夫和護士金玲玲在交談中知道我剛從非典病房採訪回來，知道了我和他們比較熟悉的一些協和醫院的同事認識。他們對我的態度更加親切。金玲玲過來幫我繫緊了沒戴嚴實的口罩。血樣的結果還沒出來，但我在宋大夫之前拿到了胸片。在眼睛看過去的一剎那，我的腦袋懵了，我的右肺明顯白了一塊。我在一線接觸了太多的醫護人員和非典知識，非典病毒就是這樣或慢或快地侵蝕肺部，使其纖維化。在前線採訪的５天中，我們身邊就有５名非典患者死亡。走的時候，他們都是兩肺全白。我把胸片交到大夫手裏，説我的肺部已經有一部分變白了。宋大夫看了看説：“還行。人的左右肺就是不一樣的。”血樣結果稍後出來。未有明顯異常。這就是説，我目前的低燒暫時不是由非典病毒引起的。我趕緊通知了單位領導——別擔心，可能沒事。

　　（八）

　　但我們卻不能走，也沒有地方走。

　　我們的去處引起了協和醫院方副書記和李副院長的關注。本來要安排在１６樓２層，那裏的條件好些，但遭到了住在那裏的醫護人員的堅決反對。我畢竟發著低燒，又剛從一線下來，隨時有可能出現非典發病症狀。

　　最後的結果是，我們住進了１５樓４層，這是剛剛開闢的非典隔離觀察病區。當晚，一層空蕩蕩的樓房中，只有我們兩個疑似者。從第二天開始，我要做的是，在這個封閉隔離的樓層裏定時服下幾種抑制、防治病毒的藥物。我不能隨便出自己的病房，出門必須戴上口罩。在有４張病床的病房裏，我跑出了各種阿拉伯數字的形狀。我還得不停地寫稿。我每天早晨６時就自動甦醒測量自己的體溫，但體溫一直在跟我開玩笑：淩晨的時候正常，完全清醒以後又很快上升到３７度３以上。

　　日夜看管我們的護士都沒有上過非典一線。我和趙磊跟她們説，我們不是非典，並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論證，讓她們不要緊張。

　　社裏各部門領導、同事不斷打電話慰問，操心我的情況。

　　東城區衛生局每天打電話要我報給他們體溫。

　　我堅持每天跟我的妻子通話。她不知道１０日以後我的情況，一直以為我還在昌平的隔離療養區裏。

　　（九）

　　在我們住進的第三天，病區又進來一名發低燒的護士。她住在２０床，和我們隔著幾個病房。在走廊上偶爾碰到時，我們會彼此揮手示意問候，但不能説話。

　　協和醫院感染科副主任李太生、老主任慎瑞媛教授１４日分別對我進行了詳細的診斷，並再次化驗了我的血相。結果當日下午傳來：我的白細胞不降反升，基本可以排除非典感染的可能，第二天的胸片也不用拍了。傳話的協和醫院宣傳處小段的興奮聲音我至今仍能記得。

　　我們１５日開始和領導、醫院協商出院的時間和具體安排。就在記者發稿的當天，這個非典隔離區裏又轉進了幾名發熱病人。（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黃全權） 　　

責編：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