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十大尷尬：人體攝影被當制黃販黃（圖）

央視國際 (2002年12月17日 08:40)

	中關村“三高”多為“王老五”

　　千龍新聞網消息：我們生活的周圍總有一些尷尬産生，而且這些尷尬並非旁門左道、野史另類，都是堂堂主流社會的尷尬，讓人哭笑不得。2002年的尷尬事讓人們左右為難、不知所措之後，逐漸被人們淡忘了，但它們留下的思考和啟示卻總也抹不去。

　　“免費的士”居然無人坐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天上不會掉餡餅”是人們的習慣思維。

　　8月北京街頭出現了“免費的午餐”——北京某出租汽車公司為了回報社會獻愛心，讓10名“文明標兵”開著出租車在北京四環以內免費接送客人，還打出了“回報社會，全天免費”的橫幅。但出人意外也讓主辦單位感到尷尬的是，無論“標兵們”怎麼吆喝，行人卻寧肯花錢坐別的出租車，也不願坐“免費的士”。

　　這事兒看上去有點奇怪，但想起來又很正常。如今社會上坑蒙拐騙的事情太多，因貪圖小便宜而受騙上當的事情也不勝枚舉，突然從天上掉下“打的不要錢”的“餡餅”來，誰敢不問青紅皂白伸手去接呢？

　　“免費的士”非但沒能獲得本該獲得的歡迎和讚揚，反而招致無數懷疑的目光，能説這是正常的嗎？

　　無獨有偶，西安一位青年農民龔德銀，為了將撿到的裝有萬餘元現金和其它東西的皮包交還失主，行萬里路還萬元款，而他自己當時還欠著別人一屁股債。這樣的舉動太難以讓人相信，以至南方某報發表《睜大你的眼睛》一文，對龔德銀的義舉表示懷疑，甚至懷疑這樣做好事別有用心。

　　缺乏誠信是不講誠信的事件和現象太多導致的。甭管“免費的士”之舉是否違反了人們的習慣思維和處事哲學，“免費的士”、“千里還款”受到懷疑，至少説明現在人與人之間缺乏誠信和我們這個社會存在信任危機。

　　人體攝影被當作“制黃販黃”

　　10月8日全國首屆人體藝術攝影大型展覽在鬧市區的一個大廳裏隆重開幕，參與這次展覽的人體藝術攝影師們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當10來位人體攝影師在眾人面前公開露面的時候，誰能想象，他們在日常的人體攝影創作中承受著多麼大的壓力。

　　黃旭升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那天下午，他帶著一位在職高讀書的女孩子，趁著大好春光，來到深山老林裏，拍攝早就構思好的作品。突然，遠處傳來一陣汽車的馬達聲。黃旭升和女孩子都一愣神。黃旭升以為是過路的汽車，就不以為然地説：“別管它，沒事，咱們繼續拍！”

　　然而，馬達聲越來越近。透過樹的縫隙，黃旭升看到一輛警車。黃旭升意識到不妙，趕緊讓女孩子穿衣服。女孩子剛穿上內褲，幾名警察就來到了他們身邊，有的手裏還掂著手槍。其中有位喝道：“不許動！”另一個人舉著警用照相機，把黃旭升連同裸著上身的女孩子一同拍了下來，作為“罪證”。

　　儘管黃旭升一再解釋，他和女孩子是搞人體藝術攝影創作的，並非在拍黃色照片，但無濟於事。在公安局裏，幾個警察非要黃旭升交待他的“制黃販黃”罪行。後經黃旭升一位愛好攝影的年輕檢察官朋友説明情況，才被放了出來。

　　小英雄進不了烈士陵園

　　7月11日，是小英雄丁中興去世兩週年的日子。而他的家人仍在四處奔走，他們要把孩子的骨灰盒放進湖南省衡陽市烈士陵園的烈士塔。

　　兩年前，13歲的丁中興跳到河裏，救起了一名落水的小學生，自己卻沉入水中。沒有人否認小中興是個小英雄，但圍繞著小中興是不是革命烈士，卻發生了分歧。目前我國對追認烈士並無年齡限制，但有關部門認為小中興還是未成年，不一定具備革命烈士的思想境界，由此不予追認小中興為革命烈士。

　　2001年6月15日，衡陽市石鼓區人民政府向衡陽市人民政府遞交了一份關於追認丁中興“革命烈士”的請示。12月7日，省民政廳“認為丁中興符合追烈條件”，後衡陽市人民政府簽發了《關於追認丁中興同學為革命烈士的請示》。

　　但2002年3月，省民政廳突然做出了“因丁中興（年僅13歲）未成年而發生爭議，丁中興是被監護人，限制民事行為，故對其追烈不予通過”的決定。

　　今年8月2日，湖南省民政廳優撫處負責此事的葉科長説：“作為未成年人，小中興可能並沒有能力對危險性和後果進行充分的預見，救人只是出於本能。因此，小中興可能不一定具備烈士應有的思想境界。而這樣的褒獎可能誤導很多未成年人一看到有人落水就去救、看到起火就去撲。”

　　讓丁中興父母感覺不平的是，國家評定烈士的惟一法規《革命烈士褒揚條例》裏並沒有對烈士進行年齡限制。丁家人還了解到，在其他省、市，一些捨己救人的少年均被追認為烈士。為什麼小中興就不能呢？

　　8月7日，湖南省民政廳向衡陽市民政局和丁中興的父親發了一份函，認為：“對未成年人追烈在我省尚屬首例，且情況特殊，因此，在我們難以做出既合理又合法的決定前，已於今年兩次請示民政部，至今尚未答覆。”

　　“丁中興捨身救人的事實成立，革命烈士是他應該享受的榮譽權，不容剝奪。”7月30日，湖南省律師協會副會長趙湘寧表示，“我國《憲法》、《民法通則》、《未成年人保護法》都規定，國家依法保護未成年人的智力成果和榮譽權不受侵犯。”將未成年人定義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是考慮他們智力、能力的不足而限制其某些義務，但並未限制其應享受的權利，民政部門以“未成年人”的名義來拒批追認丁中興為革命烈士，顯然與立法精神相悖。

　　中國竟然需要進口中藥

　　今年上半年，中國中成藥和出口源藥材的進出口一直出於逆差狀態。世界草藥市場年銷售額已達160億美元，並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遞增。我國擁有約4000種中藥品製劑，在國際市場上的覆蓋率卻僅為3％到5％。

　　人們還記得，1995年中藥出口曾創造了7.7億美元的輝煌，但1996年至1999年，中藥出口連續4年走麥城，出口額大幅下降。自1998年起，我國第一次出現中成藥進口量反超出口量，1999年第一季度，中成藥出口量又比1998年下降30％，而中成藥實際進口量卻增加了3倍。但當2000年的數字出籠時，全國近3000家中藥企業似乎又看到了東山再起的希望——2000年中藥出口增長幅度快於進口，全年出口5.54億美元，同比上年增長7.7％。可是，這之後卻讓人擔憂起來。

　　僅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全國中藥總産值達589.5億元，其中判斷中藥發展水平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全國中藥進出口總産值只有11.58億美元，源藥材進出口産值為4.39億美元，順差2.38億美元，但去年中國買入的中成藥逆差達3.9億美元，在世界中藥總量中國佔90％以上的前提條件下，中國進口中成藥和出口源藥材的差額卻達1.52億美元，也就是説，中國中藥産業白白虧損了1.52億美元。

　　隨著進口數字的逐步擴大，敏感人士開始預見，曾經養活中華民族的中藥恐怕將連國內市場都難以保住。有專家提醒，加入WTO以後的3年內，藥品進口關稅將平均下調60％，“洋藥”包括“洋中藥”可能大規模進入。這對我國傳統的中藥産業可能構成衝擊。

　　瀋陽藥科大學校長姚新生院士認為，生産工藝、質量監控、服務觀念等方面發問題直接阻礙了中藥産品進入國際主流市場。

　　垃圾分類投放只説不練

　　在沒有明文規定垃圾要分類投放之前，人們紛紛要求、呼籲垃圾應該分類投放。可當政府出臺了規定，併為此提供場地和分類設施後，按規定分類投放垃圾的人卻寥寥無幾。據不完全統計只有不到2％的人按規定分類投放。

　　以重慶市為例。從年初開始，重慶市開始在部分社區、街道實行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以推進垃圾分類處理進程。大半年過去了，效果並不令人滿意。目前，即使經過分類，絕大部分垃圾還是傳統的方式進行填埋、焚燒。

　　近日，記者在中山四路和曾家岩社區發現，特製的分類垃圾箱雖標明“不可回收”、“可回收”、“廢電池”，但20分鐘內的12位扔垃圾路人中，分類投放的僅2人。

　　“為什麼不按説明扔呢？”一位市民回答：“垃圾都是匆匆一扔了事，沒有注意到上面的要求。”一名將塑料飲料瓶扔進“不可回收”桶中的市民稱：“平時習慣了，在家總是把各種垃圾扔到一個塑料袋裏。”環衛工人老李對此已經見慣不驚了，她説現在她們也管得少了。

　　環衛所劉先生説，今年春節後在該轄區內進行分裝垃圾試點，當時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從這半年的時間來看，收效甚微，市民對於“可回收”和“不可回收”都不是分得很清楚，更別説這樣去做的重要性。當初搞分裝垃圾，環衛工人的工作量幾乎增加了一倍，每天收兩次，還要使用專門的垃圾袋。現在只能做到對廢電池回收後送相關部門進行環保處理，而對“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還未進行分類處理，只是統一衛生掩埋。

　　一位工作人員實話實説：“就目前的規模，即使進行了分類回收，在我們這裡照樣進行統一填埋、焚燒，為這麼點‘可回收’而專門進行分類處理，經濟上得不償失。”

　　目前在全國其他城市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人們只説不練，缺乏真正“垃圾無害化”的環衛意識。“分裝垃圾”正處於一個“虎頭蛇尾”的尷尬處境。

　　高校擴招眼大肚子小

　　曾經引起全社會歡呼的聲勢浩大的高校擴招在中國擴大內需的背景下，以一個急轉彎走上了“大眾化”的道路，3年共擴招300多萬人，計劃2005年大學在校生將達到1600萬人。

　　擴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億左右的消費需求，同時可使每年一至兩百萬新增的勞動力延遲進入市場，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然而，高校擴招在持續4年後已陷入尷尬境地。

　　隨著學生規模的急劇膨脹，大多數學校的宿舍、教室、實驗室等頓時緊張起來。北京大學新入學的學生不少在接到錄取通知書時，發現其中夾有一份附加的通知，通知聲明學校不能解決所有計劃內學生的床位，要求學生寫出同意自己解決住宿的保證書交到院裏。

　　這樣的事在擴招後變得很普遍。學校想了各種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但很顯然，學校的投入趕不上擴招的速度。名校出於質量及利益等多重考慮，普遍缺乏擴招動力，普通高校也是頗有怨言，擴招的學生對生活與學習的環境亦有諸多不滿……

　　在連續3年聲勢浩大的擴招潮後，今年的高校招生出現了一些“逆流而動”的東西。先是北大、清華、人大等幾所名校宣佈今年不再擴招。接著，武漢大學不但不擴招，本科生反而比去年少招1000人。

　　不久前，北京市教委高教處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教研究所聯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由於“硬體不足、經費短缺”，很多學校對擴招顯示出越來越謹慎的態度。

　　今年全國高校計劃招生275萬人，比去年增加10％。這個增幅與1999年的47.4％、2000年的25％、2001年的17％比起來下滑了很多。當然，早在去年，教育部的一位官員就指出，今後幾年擴招的速度將保持在10％左右，直到2005年實現毛入學率（在校生人數與適齡人口之比）15％的目標。

　　“因此從數字上來看，擴招在按計劃進行。”一位專業人士説，“但是上面一連串信息也確實傳達出一種信號：急劇擴張的高等教育規模與舊有教育體制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如果繼續單純地只追求‘量’的增加而不配合以相應的制度變革，這種矛盾會日益突出。”

　　縣官向農民道歉遭幹部質問

　　9月，陜西省白水縣委副書記馬銀錄為處理少數幹部工作方法粗暴，違紀甚至違法，侵犯了農民人身權利的惡性事件時帶領鎮領導挨家挨戶向農民道歉。

　　然而，馬銀錄向農民道歉，違反了一些幹部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招致了周圍人對他的非議。為此，他在縣裏遭遇部分幹部當面質問：“你向農民道歉是代表誰？”

　　馬銀錄作為縣領導，如此道歉有何不合適？竟招致周圍人的不解和質疑，恐怕是因為傷及了許多幹部既得利益的緣故。

　　時下，在整個農村，少數幹部不尊重群眾，不能做到依法行政的事例並不少見。馬銀錄&&向農民道歉，從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這種既有的“平衡”。少數基層幹部置身農村，卻體會不到農民的艱辛，甚至只顧一味地向農民索取，白水縣惡性事件的釀成與這裡幹部的作風便有著極大的關係。馬銀錄在解決此事時，不但尊重農民，積極與農民溝通，還把農民當作朋友來看待，自然會贏得農民的歡迎。

　　馬銀錄帶領鎮幹部真誠地向村民道歉後，從來沒有鼓掌習慣的村民竟給他鼓了5次掌。不少群眾掉了淚。一位村民説：“我們現在只信任馬書記，如果幹部都能像馬書記那樣，從群眾的利益出發，根本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當然，如今一些群眾之所以跟少數基層幹部産生對立情緒，還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説當地政府行政規範上的問題，農民的實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基層幹部的服務不到位，卻又希望農民自覺交稅等等。這些具體的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有待於政府行政規範的改革和建設。

　　國人的文明需要老外提醒

　　北京的文明需要老外提醒，這本是難以啟齒的事情，卻時有發生。

　　11月30日，在高速路採育出口附近發生一起車禍後，車上的兩女一男受傷。可當時眾多的圍觀者中，沒人向傷者伸出援手，倒是路過的兩位外國人跟著忙活。

　　張先生一家三口和來自美國、加拿大的兩位外國同事到廊坊一家兒童救助機構送禮物，下午3時左右在返京途中，距離採育出口大約2公里時，發現前邊發生了交通事故。兩輛卡車與一輛綠色奧拓車相撞，一個女子躺在離這輛奧拓車不遠的地上，一個男子眼角淌著血，旁邊眾多圍觀者“興趣盎然”地看著兩位卡車司機試圖將車后座上的另一個女傷者搬出車。張先生趕忙上前幫忙，三人合力才將已經不能動彈的女子從車里弄了出來。

　　張先生催促卡車司機趕緊打電話報警叫急救車，自己則跑到緊隨事故車之後的一輛紅旗轎車旁，讓司機幫忙將傷者趕緊送往醫院，可得到的答覆卻是“我還有事”。張先生開始指揮著車輛小心通過，想從中再找到一輛寬敞的車來送傷者，排隊的第三輛車是一輛“依維柯”，車是很合適，可司機的答覆也是一樣——沒時間，之後一輛大麵包車再一次將這句冷冰冰的話甩給了張先生。十幾輛車過去了，沒找到一輛可以送傷者的“救命車”。

　　此時，張先生的切諾基也排到了車隊的頭幾輛，車上的同行者看到也趕緊下來幫忙。兩位外國同事將自己的衣服搭在傷者身上，怕地上的寒氣凍壞了傷者，二人又輕輕地抱起了傷者的頭枕在自己腿上。

　　左問右問，無人幫忙，張先生只得決定：“在咱們的車裏湊合擠擠吧，總比耽誤救人強。”於是妻兒合坐在副駕駛座上，一位女傷者被平放在后座的兩位外國同事腿上，另一位女傷者平躺在了后座後面的車廂裏。

　　不久後，在大羊坊出口處，張先生將兩位傷者送上了正等在那裏的急救車。大家這才長出一口氣，算是放了心。可張先生回想那些拒絕送傷者的“忙人”，心裏的這口悶氣直到今天也沒能散去，“看著幫忙救人的外國同事，我的臉直髮燒，不知説些什麼好。我就不明白，這些人都是怎麼了？有什麼比救人命還重要的？

　　我們的文明就差一點點，可要刷新這一點點卻不容易。10月23日下午，一輛出租車停在亮馬橋附近一處人行橫道上等客，一位老外步行經過，便朝這輛車走過去。出租車司機以為打車，不料老外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對他説：“先生，這是人行橫道，不是出租車站，你不應該在這裡停車。”

　　中關村“三高”多為“王老五”

　　時下，IT業是最時髦的職業，IT人成了網絡時代的沖浪者。然而，在中關村，在以男性為主的IT世界裏，正迅速滋生著大批感情無著落的寂寞單身漢。

　　“高學歷、高職位、高工資”的三高群體大多有名牌大學學歷和在跨國公司的工作經歷，年薪在10萬到50萬元。年齡二、三十歲的IT人，雖然大多才財兼備，但在經過幾年與電腦為伍的奮鬥歲月後，他們仍然還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王老五”。

　　據一項調查顯示，財政部下屬安易財務軟體公司的單身員工約40多人，北大方正研究院500多名員工，200多名沒結婚，在清華同方的統計數據中，整個集團2358人，989個未婚。而清華紫光的數字更是驚人，800多名員工，近700人還沒結婚。單身人員的比例之大，或許就是連IT人自身也是始料未及的。

　　三高群體年齡、性別集中，交際圈小。大齡青年佔50％，男女比例在8比1，缺乏社交場所。

　　這些以男性為主的單身員工，大多工作繁忙，接觸異性的機會很少，而企業大都規定內部員工之間不得談戀愛，這使那很少的機會簡直更加渺茫了。

　　“其實不是我們很另類，也不是我們眼光太高。”一位在某軟體公司就職的丁先生頗為感慨地説，“只因為我們日常的工作太繁忙了，根本就沒有精力和時間追女孩。有時，我們開玩笑地説，沒準這輩子只能娶個PC做老婆了。”

　　單身員工跳槽比已婚員工更容易，為員工解決個人問題也是留住員工的辦法之一以年輕人為主的高科技企業，單身員工多和流動性大是兩個極其突出的特點。採訪中發現，認為沒有必要幫助員工解決個人問題的企業，不約而同地都在強調員工流動性很大，而正在為解決這一問題做工作的企業卻沒有提及此點。

　　北京漢王公司人事部經理楊晶濤説：“他們沒有一個穩定的家，很難留下，年輕員工流動性高。”在很多地方，父母讓浪蕩成性的兒子安定下來的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給他娶個老婆。高科技企業要留住員工，是不是也可以借鑒借鑒？

　　夫妻在家看黃碟被抓

　　備受關注的延安“黃碟事件”近日有了新的進展，當地檢察機關做出了對當事人張某不予批准逮捕的決定，這意味著被公安機關羈押了14天的張某將被釋放回家。

　　今年8月18日晚上11時許，延安市公安局寶塔分局萬花派出所接到舉報，稱有人在播放黃碟。接警後，派出所出動民警來到舉報所稱播放黃碟的房屋，發現是兩夫妻在觀看黃碟。當民警欲扣押收繳黃碟和VCD機、電視機時，與這家的男主人張雙樹（化名）發生衝突，當晚被派出所帶走並留置到第二天。10月21日，張被公安分局刑事拘留。10月28日，警方以張雙樹涉嫌妨礙公務罪向檢察機關提請批准逮捕。

　　案件發生後，當地媒體進行了連續報道，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大多數人通過媒體或者其他途徑對警方的行為表示反對，認為“公權不應該隨意干涉私權空間”，一些專家學者也紛紛發表談話，對警方的行為進行批評。在一些著名網站的留言欄裏，關於此案的評論多達數千條，其中絕大多數是批評意見。

　　對“公權干涉私權空間”的批評，萬花派出所所長賀宏亮大倒苦水，他説：“看黃碟的地點根本就不是家，而是一個診所，從嚴格意義上講，那是公共場所。”

　　看黃碟的具體地點位於寶塔區萬花山鄉毗屹堵村的一處診所後屋。診所面對該村的一條大道，緊鄰的一排房屋是商業用門面。診所由兩個通透的商業門面用房構成，裏面擺有5張用於輸液的床舖。在診所內，有一個沒有完全隔離的小空間，裏面擺放著一張床和電視機等物品。張雙樹的母親指著這張床對記者説，這就是看黃碟的地方。

　　11月3日下午，張雙樹在寶塔區看守所接受記者採訪時承認，當天晚上，他們夫妻倆確實在診所內看了一會兒黃碟。他説，自己家住寶塔區元龍寺鄉槐樹屹臺村，妻子娘家則在診所後面的山上。今年3月份，他在所租的商業門面內開了診所。為了方便，他和妻子李俏（化名）常常住在診所內，但“主要傢具和生活用品放在山上租的一個窯洞內，因為上面大些”。

　　公安局的人認為，診所位於繁華地段，人員來往眾多，不能算是家，因為夫妻兩人有另外固定的住處。但診所周圍的群眾則説，雖然診所的房屋是張雙樹租用的商業用房，但他們夫妻倆“基本上在診所內生活”，應該看作是他們的“家”。

　　一位律師稱，如果警方不能從程序和主體上證明自己的合法，則張雙樹妨礙公務罪的指控很難構成，因為妨礙公務罪的前提必須是公務合法。

　　“關鍵問題是有關部門一定要依法辦案。”延安市寶塔區政府代區長祁玉江表示，“在經過認真調查後，如果是公安部門的錯，則要勇於承認和改正錯誤。”（蒲紅果）

責編：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