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在北京論壇“公共衛生與和諧社會的建立”分論壇上，作了題為“發展中國家慢性病的預防與控制”的主題報告。他説，在知識分子中，存在著嚴重的“過勞死”現象，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僅為58歲，比普通人平均壽命少10歲。近五年來，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去世的135名專家和教授，平均年齡僅為53.3歲。

　　據上海社科院年初公佈的“知識分子健康調查”顯示，在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從10年前的59歲降到了調查時期的53歲，比當前中國人的平均壽命68歲低15歲；這比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北京人均壽命75.85歲低了20多歲。

　　知識分子作為在整個社會中有遠見、有頭腦的階層，自然被社會賦予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自己專業領域之外的社會生活中，他們也被要求比普通人更有見識，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水準等等。這就造成他們工作負擔和心理壓力過大，要付出比普通人更長的工作時間。據有關資料顯示，由於亞健康過度疲勞造成的猝死被俗稱為“過勞死”的人，其中90%是長期每天工作14小時以上者。

　　知識分子是這個社會上比較敬業的一個群體。他們有較高的文化知識，是一個社會良知的中樞。他們把青春奉獻給了事業，奉獻給了人民。無論是兩彈一星，還是後來的神舟飛船，幾乎我國每一項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凝結了他們的汗水。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因此，知識分子在這個社會上無疑是貢獻最大、成就最突出的一個群體。正是因為他們的奉獻和敬業，我們的國家能夠走向富強。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今社會上，教授等高級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把全身心投入到了事業當中。他們難得去旅遊、度假，也很少有經常性的體育活動。其實，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就像我們上發條一樣，不能上得太緊，太緊就會出現斷裂的危險。他們也應該得到合理的調劑。我記得當年蔣築英、羅健夫等著名科學家在八十年代英年早逝的時候，我們的中央領導同志就做出過批示，希望有關部門能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因為他們的早逝，是這個社會的一大損失。有的人走了以後，他們的重要研究成果可能要晚幾年甚至十多年才能出來。這對中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作為領導幹部，應該把知識分子看作寶貴的財富，看作中國發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這方面，周恩來同志就是典範。真誠地關心幹部，關心知識分子，對周總理來説，數十年如一日，可謂澤被天下，感人肺腑。他關心各條戰線的廣大知識分子；不僅關心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工作和思想，也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健康。許滌新同志是個經濟學家，曾在陳毅同志和潘漢年同志的領導下，從事上海工商界的統戰工作和“五反”運動的具體工作。“五反”運動後期，許滌新同志在北京開會。一個星期天，周總理特地約他一起去遊頤和園，説他工作辛苦了，表示慰勞。是的，讓知識分子在在伏案工作之餘，動起來，跑起來，笑起來，這對他們的健康無疑是有利的。

　　人事部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主編的《2005年中國人才報告》對中國人才資源開發的總體狀況、發展趨勢和戰略目標等進行了全面論述。與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相比，中國人才綜合指數為0.35，在進行比較的48個國家中列第37位。這説明中國人才國際競爭力相對不足。在人才供給能力進一步提高的同時，中國人才供求總體上仍存在總量短缺與結構性短缺、供給性短缺與需求性短缺並存的瓶頸。從學歷人才佔就業人員的比例看，與發達國家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最低水平(11%左右)相比，差距在2%—3%之間。

　　一方面是人才短缺，一方面是知識分子整體壽命的下降。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如果我們通過體育運動，通過其他各種手段，讓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再增加十幾歲，就相當於我們留住了數百萬人才，這對中國來説，也許是一筆無法用數字計算的財富。(作者：王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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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