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上海頻道消息：９月開學後，復旦大學新錄取的３７００名本科學生統一進入了新成立的復旦學院的４２個班級學習,而不像以往那樣到各自的院係去報到。在接下來的一年中，這批復旦新生將與不同專業的同學共同學習生活，接受“通識教育”理念下新的教學模式的培養，然後再回到自己的院係中繼續深造。

　　這種不分院係，不分專業，所有的大學生都進入同一個學院接受內容大體相同的教育，是復旦大學在其建校百年之際對中國教育體制進行的一次全面創新，目標是希望通過“通識”教育模式，改變當前本科大學生專業知識強，學習能力弱的現狀，為學生今後的學習深造打下更為紮實的指示平臺基礎，培養一批大師級的人才。

　　然而，在中國本科教育是否成功頗具爭議的今天，復旦學院的成立也帶來了一連串的問號——復旦大學的這一探索性創舉是否能夠達到效果？這種淡化專業學習的教育方式會不會讓中國的本科生喪失傳統的競爭優勢？這種以培養大師為目標的教學體制對那些沒有能力成為大師的學生是否合適？

　　打破一切專業界限

　　“復旦學院的成立，從規模、理念到管理機制都是復旦大學的歷史性革新，也是對創新中國高校教育體制的一次實質性探索。”復旦學院首任院長熊思東教授説。

　　沒有任何專業或者學科的界限，這是復旦學院最大的特色。復旦學院共分四大書院，分別以復旦大學的四個校長的名字命名。志德書院係紀念復旦創始人馬相伯，其字相伯，名“志德”，取其意，明志且道德高尚。騰飛書院係紀念老校長李登輝，其字騰飛，取其意，崛起成功。克卿書院係紀念上海醫學院創辦者顏福慶，其字克卿。任重書院係紀念解放後第一任校長陳望道，其字任重，取其意，任重而道遠。

　　熊思東院長介紹，這四個書院都是平行的學院，每個班級一般有８０人，還有約１０名各國留學生，班中學生的專業比例、地區比例、男女比例、少數民族學生比例和留學生比例都經過精心安排，做到大致相同。“書院的框架是共性的，但空間卻是個性的。”每個書院都有各自的院訓，各自的標誌性人物，各自的院服，甚至各自的主流色。

　　目前在國內高校裏，大學生都是和自己院系裏的同學一起學習生活，但復旦學院卻徹底顛覆了這種傳統。歷史系新生張挪亞來到自己的寢室後發現，同屋６人中只有自己是文科生，其他同學還有臨床醫學專業和信息安全專業的，這讓他驚訝不已。

　　熊思東院長説，復旦學院希望通過文、理、醫不同專業背景學生的共同學習生活，使他們了解和學習其他學科特有的思維方式和學習方法，從而突破自己學科的思維定勢。例如文科學生可以從理科、醫學學生那裏學到嚴謹的理性分析方法，理科學生同樣能從哲學系學生那裏學到從繁雜現象中總結出規律的思維方法，而醫學專業學生的規範意識則可以影響其他專業的學生。

　　復旦學院的課程設計也打破了專業界限，復旦學院設有２２００門、４２００門次課程，平均３．７個學生就有１門次的課程，學生擁有相當大的選擇空間。一年的課程被分為綜合教育、文理基礎、專業教育三大板塊，其中以各專業學生都能學習的綜合教育為主。各專業的課程也以更加便於其他專業學生接受的方式出現，例如物理系的“改變世界的物理學”和中文系的“中國傳統文化”等課程都適合文理學生選修。

　　復旦學院是根據通識教育思想創建起來的，這種教育思想更加強調對學生知識體系的構建，認為學生只要擁有廣博的知識和紮實的基礎，今後成才不難。熊思東院長説：“通識教育不是讓學生們放棄專業知識，而是要為社會製造出一塊塊好的“瓷泥”，讓他們能在今後專業道路上走得更好。”

　　不分專業就能走出世界級大師？

　　世界級大師的匱乏一直是當今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大尷尬，對中美教育深有研究的數學家丘成桐，就曾在《中國教育憂思錄》中感嘆：美國學校非常注意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所以不斷地有新的天才出現，而中國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養出一流人才。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也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胡守鈞説，大學教育要加強學術的創性，就要結合不同的學科，參加不同的研討會，因為每一個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視角和方法，所以大學教育要把通識和專才結合起來。但目前我國更重視專才教育，更注重考試，忽視創新。教育抓得不好，就會扼殺創造性。

　　創立復旦學院的初衷，就是來自於對現行我國高等教育體制的反思。在美國的高等學校裏有這樣一種現象：理工科教授都喜歡選擇中國學生作為自己的研究生，因為他們大多專業知識紮實，上手很快，經過兩到三年就能出成果。翻開《科學》、《自然》等全球權威科學期刊，很多論文的第一作者都是中國人，通訊作者才是那些在各自學科中聲名顯赫的教授。奇怪的是，中國留美學者畢業後能夠晉陞為正教授的卻很少，能夠真正成為一個學科的大師級人物則更少。和中國學者聊天，關於本專業的知識他能夠滔滔不絕，但一換到其他議題就緘默不語。

　　“這與中國學生在本科階段過分強調專業，被提早定型有關。打個比方，如果一棟房子的基礎就那麼大，哪能指望它成為摩天大樓呢？”熊思東院長説。以建立復旦學院為契機，復旦大學對現有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後教育進行了重新規劃。本科教育的目標是通過“通識教育”，讓學生為未來的學習打下紮實而廣闊的基礎；碩士研究生應當進行專業思想和初步的專業培訓；博士後教育則包括專業上崗前針對性很強的培訓內容。

　　復旦學院首任院長熊思東教授説，“我們的目標是希望通過“通識”教育模式，為學生今後的學習深造打下更為紮實的指示平臺基礎，培養一批大師級的人才。

　　但也不是所有專家都同意大師的匱乏是當前教育體制“惹的禍”。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劍雄教授説，要成就一位大師，除了天賦、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態度等個人因素外，也需要良好的客觀條件和環境。遺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同時兼具這諸多要素，惟其如此，大師的出現從來就是鳳毛麟角。社會的物質條件可以逐步積累，並且一定是越來越進步，人文條件卻並不必然如此。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很可能看不到下一位大師的出現。

　　另一個問題是，所謂大師，一定是不同於一般的人才，是指在一定歷史階段為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重要貢獻的為大家所尊敬的人，如某一學科著名的科學家、學者；某一社會領域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做出過突出貢獻的社會活動家、政界官員等。在復旦學院的這３７００多名學生中也許真正具備成為大師潛質的只有少數，那麼用培養大師的模式去教育所有的學生是否合適？

　　通識教育何以掙脫傳統教育體制束縛？

　　凡是讀過《別逗了，費曼先生》的人無不為費曼這位科學天才的另一面所折服。二戰期間，年輕的他已參與研發原子彈的曼哈坦計劃，後來以量子電動力學的成就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他不只是著名科學家、教育家，還演過舞臺劇、紀錄片及電影，他的多才多藝、浪漫多情，也使他的一生豐富多彩，話題不斷。

　　《別逗了，費曼先生》的中文版譯者王祖哲在《譯後記》中説，自己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最想知道的是這個人是如何努力工作才成為諾貝爾獎得主的。可是等自己看完全書，才發現“他這個諾貝爾獎，是玩兒出來的。”許多人相信像費曼這樣的大科學家都是一些非常古板的人，是最能夠忍受命令和規矩的好孩子，對枯燥乏味有免疫力，費曼的故事證明這種看法剛好與事實相反。

　　復旦大學復旦學院新生男生宿舍樓。

　　王祖哲最後感慨地説，我們天生具有費曼的資質。可是，一旦我們進入學校，這種蔑視一切成見的好奇心，很快就消失殆盡。學校，本來應該是一個教人喜歡書本的地方，一個鼓勵好奇心的地方；可是，我們的學校把書本當作刑具，以羞辱和懲罰來“鞭策”學生，它要求我們像計算機那樣記住東西，它以刁鑽古怪的考題打擊我們的自信，它敵視獨立思考，結果它成為一個消滅好奇心的屠宰場。

　　誠哉斯言。對於立志於培養中國的世界級大師的復旦學院而言，有沒有專業之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培養和保持學生對知識的興趣，這也是復旦學院能否與傳統教育弊端告別的關鍵。

　　但是新生的復旦學院必然受到傳統體制的制肘。復旦學院的課程都是由原有院係老師所開，不可避免的仍然帶有傳統教育模式的印記。在復旦大學，已經有一些院係的教師對復旦學院的出現表示不滿，認為它讓本應打好基礎的一年級學生荒廢一年時間。

　　值得高興的是，一些有意思的變化已經在剛剛創建的復旦學院中發生。熊思東院長告訴記者，過去讓一些學院落實“教授給本科生授課”比較困難，但現在由於擔心原本自己專業的學生在“通識教育”下選擇其他專業，復旦大學的各個學院已經主動與復旦學院聯絡，要求將最優秀教授的課程放到復旦學院的課程表中。

　　熊思東院長介紹，讓一年級學生進入復旦學院學習只是復旦大學改革的第一步。如果條件成熟，今後復旦大學在本科招生中可能不再細化到具體專業，而只按照人文、政法、自然科學、醫學、經管、技術科學、數學等７大門類進行招生，最終的目標將發展到只按照文、理、醫三大學院招生。

　　看看費曼的教育觀或許對中國的教育體制都有借鑒作用。這位美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科學英雄”説：“科學並不比別的學科重要，不應淩駕一切。好東西太多，也會讓人消化不良而倒胃口。”“書本只是協助老師教學的工具，不是發號施令的獨裁者。”科學家其實早已點出今日教育問題的關鍵。（完） 采寫：季明 浮蓉　攝影：丁旭 　

責編：楊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