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的《東方早報》發表了賈鋒昌先生的文章《科舉制度的善惡與啟示》。文章認為，科舉制度在古代人才的選拔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作者舉例説，科舉不但選拔了文天祥、林則徐這樣的民族英雄，也選拔了白居易、蘇軾、朱熹、蔡元培等文學家、教育家，“甚至還有沈括、宋應星、徐光啟這樣的古代科學家”。

　　作者在這裡舉宋應星為例，是一個明顯的錯誤，宋應星(1587一約1667年)在1615年和哥哥同時考取了舉人。 但是，在此後的16年中，他倆五次參加會試，均名落孫山。幾十年付出的沉重代價，使他終於下決心摒棄科舉途徑，憤而轉向“與功名進取毫無相關”的實學，鑽研與國計民生有切實關係的科學技術，最終完成了《天工開物》這樣一本被歐洲各國譽為“工藝百科全書”科學巨著。可見，科舉制沒有“選拔”出宋應星這樣的傑出科學家，相反，正是因為沒有在科舉的道路上“一條路走到黑”，宋應星才成就了自己的科學事業。

　　事實上，科舉根本不可能選拔科學家。與其他選拔制度比起來，科舉制度的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做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但是，這個優點同時也是一個致命的弱點。科舉考來考去主要是考文學修養和對諸子經典的熟悉程度，這種考法越到後來越顯現出很多的負面效應。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裏邊，皓首窮經，在“斷爛朝報”裏孜孜以求富貴，視一切科學技術為“淫巧小技”，不屑一顧。

　　長期研究中國科技史的李約瑟博士曾經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科學技術曾經在很長時間處世界領先地位，為什麼到了近現代卻落後於西方？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從歷史角度考察，可以發現，從明代開始，科舉制度逐漸走上一條封閉保守的死路，同時，我們一直領先世界的科技也開始趨於沒落，這絕非是偶然的。制度學派認為，人制定制度，反過來制度由塑造人，有什麼制度就有什麼樣的人。科學必須受到現存政治社會體制的尊重和鼓勵，亦即現存的政治社會體制必須能夠把大量的聰明才智吸引到科學事業上面來。可是，當一切青年都被網羅在科舉的天網之中後，科技的沒落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可能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要》中指出的：19世紀中日兩國的現代化進程差異，正在於科舉的長期思想束縛，導致中國喪失一代又一代可以也願意技術求學、投身大工業變革的青年，最終喪失競爭力。

　　今年九月，正值清政府正式下詔廢止科舉一百週年。人們在反思科舉制度時，已經從過去“一邊倒”的聲討式的話語模式，轉向理性和客觀。這是可喜的。科舉制是一個影響重大的政治、文化和教育制度，是中華民族的一筆沉重而寶貴的文化遺産。我們固然不能再把科舉制廢簡單化為批判的靶子繼續敲打，也不能為了翻案而敷脂抹粉。我們只有站在堅實的歷史的基礎上，才能對科舉制度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譚雄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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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任今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