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研究生教育體制延續50年 陷困境急需改革

央視國際 (2004年01月08日 10:44)

　　中華讀書報消息：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從數量上來説，最近幾年要用迅猛發展來形容：1998年全國招收7萬研究生，2001年翻一番到16萬，2001年至2004年再翻一番達到33萬研究生。讓更多的人受更好的教育，這可以説是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益處。但是，我們應該意識到，和國際比較起來，研究生教育是中國特別弱的一項。尤其是在研究生數量急劇增長的當下，從20世紀50年代沿用下來的研究生體制也許急需改革，才能對研究生教育質量有所保證。

　　

五十年延續下來的研究生教育體制是否有改革餘地

　　從1935年到1949年，中國共有200多研究生，産生於很少幾個學校。1950年到1965年，中國共2萬多研究生，而且招生年代不確定。招生也不是大張旗鼓、也沒有一定考場。1978年重新招收研究生，而且常規化，第一次6萬多人報考，招收約1萬人。1978年到1999年的20多年，中國共有77萬研究生。照今年的趨勢，今明兩年招生將要接近過去20年的招生數，一年招收研究生的數量也高於文革後第一年大學生的數量。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雖然現在研究生的數量大大多於20世紀50、60年代，但研究生的教育體制和50年前的基本一樣。研究生入學，還採用全國計劃人數，全國統一考試，所有學生只能報考一個學校（幾乎是只能報考一個老師），甚至不分專業，全國性的規定一些具體的考試科目（如政治和外語）和分數。這樣的入學要求所體現的基本精神與要求現代研究生所具備的創新精神不僅有矛盾，而且可以説是背道而馳。研究生在中國科學、技術、社會科學等領域都是重要的骨幹力量，對他們的入學要求，會影響他們入學後的行為。如果簡單地以考試來回答老師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這樣的選擇學生的標準就有問題，這違背以後對學生有新發現、創造新的知識，給社會帶來新思想、新産物的要求。入學標準應該放手讓各機構自己根據各個專業的標準來用多種方式衡量，而不是由教育部統一。

　　教育部有關研究生的部門在管理上應該給各機構一些靈活性，而且在一些應該由教育部制訂規章條例的地方，教育部也沒有盡到自己的力量來完善制度。教育部可以審核各機構學位委員會的水平和檢查産出研究生的質量，決定是否承認和允許該機構某專業招收研究生資格，但是不需要越位微觀控制各機構的招生人數、入學具體要求和學習具體內容。迄今，除了很少機構（如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以外，研究生入學以後普遍還是不能轉老師、不能換專業，這是否合適？

　　如何保證研究生教育質量

　　研究生質量需要國家、各研究生教育機構和教學老師共同保證。

　　研究生數量大量增加後，如果國家科研經費沒有相應增加，學生就可能陷入無米之炊的境地。對於許多需要研究經費的學科，國家要麼不應該隨便增加研究生數量，要麼就應該相應增加這些學科的經費。如果國家不調節研究生數量，讓各機構自行調節，那麼國家就應該相應調節科研經費。

　　國家不能只用研究生數量來評價學校的教學水平，事實上研究生的質量是第一重要的。教育部可以定期用産出學生質量來宏觀檢查和調控研究生教育。對於質量不好的機構，教育部可以取消對其學位的承認。而各機構本身為了維持信譽，應該自己控制教學老師的質量，取消一些老師招收研究生的資格。

　　國家評估學校時強調數量，造成目前不少學校在研究生教學質量方面的粗製濫造。對於各機構來説，如果招收研究生的數量還作為國家對它們進行評估的一項標準，它們就不得不繼續用老師培養研究生的數量來作為評估老師的標準。應該看重老師自己的學術水平、及其培養學生的質量，而不宜強調數量。在目前體系裏，對數量的要求常導致一些不合理的結果。有些老師分明知道自己沒有經費、或者沒有能力培養學生，還是故意要招研究生。研究生根本不在這些老師這裡培養，而是到其他機構（甚至外地）、其他老師那裏培養。這樣的現象應該杜絕。

　　各培養研究生的機構應該在研究生入學以後，制定規則使他們可以繼續選擇和轉換老師。這樣，老師錄取學生後不能覺得是一勞永逸，將使老師在錄取後還要承受培養學生的競爭的壓力。各機構應該有對本機構學生諮詢的委員會，有學生代表參與旁聽，應對入學後的學生進行定期諮詢。對於年輕、膽小的學生，如果發現其老師不花時間和學生探討學術問題、對學生不負責任，可以勸學生轉老師。

　　為了監督畢業研究生的質量，降低同機構的老師互不檢查學生質量的可能性，可以制度化地要求研究生指導委員會和畢業答辯委員會有外單位成員。對於自然科學來説，研究生必須有論文在非本單位主編的雜誌上發表，如果這樣一個很低的下限都做不到，就不應該獲得學位。其他學科也可以有不同，但是基本的要求也應該具備。

　　維護學生利益

　　維護學生利益有體制上的、也有文化上的問題。

　　教育部應該改變目前主要考慮自己方便、兼顧學校利益和老師利益，而對學生利益不夠重視的狀況。比如，規定學生只能報考一個學校（一個老師），這樣的方式主要是考慮教育行政部門的方便，而不是學生的利益。讓學生選擇多個學校，學校要競爭學生，是可以調動學校和老師的積極性的。教育部門可以説多個錄取在操作上麻煩——其實，1949年以前中國大學入學就是可以多個學校錄取，雖然麻煩，但是本來就可以做的——而現在互聯網在中國學校和科研機構較普遍，一旦一次建立以後，操作起來，多個學校錄取也不麻煩。

　　對研究生老師的“導師”稱呼，是傳統文化惡習的再版。老師與學生真有這麼大的鴻溝、可以居高臨下“導”學生的情況實際很少。“導師”一詞對老師過度拔高，給研究生予不切實際的期望、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合適的心理崇拜。不僅應該鼓勵學生在學術上活躍、不要對老師唯唯諾諾，而且應該鼓勵和造就學生很快在一些方面超過老師。有不同學術見解，學生在不同方面超過老師，才有利於形成一個生氣勃勃的學術隊伍。

　　對研究生稱老師為“老闆”的現代説法，在我看來也是一個毒害。這個説法，在中文裏面至少有兩層意思：上司和僱主，還帶些商業味道。中文意義的“老闆”從來不是西方學術界通行的説法，而是海外華裔創造出來的。以“老闆”自居的老師容易以學生為工具、而放鬆自己培養學生成為獨立專業人士的責任。學生如果認為老師是“老闆”，也容易把自己的訓練和工作作為是給老師打工，容易缺乏自主性。在科學界，以這樣的被動心態，會使學生難以成為有創造性的學者，而且可能對學術喪失興趣。老闆的觀念（不僅用詞）在華裔裏面比較普遍，以致有些學生（和有些老師）都認為學生做研究是受人指揮、受人剝削。這樣老師好像不是和學生討論研究和結果，而是簡單的老師出題目、收學生的結果。有些老師甚至壓學生出的結果要和自己預期的一致。這種“老闆”態度，是學術健康的大敵。

　　我同時認為，如果老師發現某個學生不合適在自己研究組工作，應該直接説明，使學生準備離開。如果老師確實覺得某個學生不合適做這一行當，中肯地告訴學生自己的意見，也是為學生長遠利益著想，使他較早去尋找自己能力適合的行業。一個不合適做學術的人，獲得一個不合格的博士，以後被困在自己沒有足夠能力的學術界，對學生一生不好，對社會也是不利。可惜每年中國還是有相當數量的這樣的博士産生，這和和老師不率直、培養機構不完全負責任也有關係。

　　要做研究生的老師，經常和學生討論學術是一個基本要求。應該讓國內學生知道，如果你的老師還帶學生、對學術還感興趣，那麼實際上他不可能有什麼東西比帶學生從事一線研究更重要；如果不花時間和學生討論，那麼這樣的老師不過是和演員一般在扮演老師和學者。如果老師決定不在研究一線，那麼其實他也不應該帶研究生了。我這幾年到中國比較多，一些研究生和我討論學術問題以後的感謝態度使我覺得慚愧：學生和年紀大一些的人討論學術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我只能想像，有些學校有些老師和學生交流很不多，才會導致學生覺得能得到討論學術的機會是特別的事情。因為這些學校是中國最好的學校，所以這個問題很可能是普遍的問題。

　　畢業生工作市場在哪

　　曾幾何時，中國將大學生稱為“天之驕子”。1977年“文革”後恢復高考，第一次有570萬人參加考試，爭取成為當年的27萬大學生中的一個。多少年來，大學生畢業不用愁工作。過去20多年，中國高等教育穩步發展，到1998年大學生招生人數是108萬。但是最近，不僅大學生招收突然進入新的發展期，更突出的是研究生招生人數劇增。

　　這樣迅猛的發展明顯帶來的是這些人的就業問題。目前中國好像還沒有將研究生工作市場提上討論議程。美國一般每年2萬多博士畢業，中國從2000年開始，博士研究生招生數超過美國。中國一部分博士生是碩士後開始只要3年就可以畢業，即使以研究生5年畢業來計算，中國從2005年開始每年將有數量多於美國的博士畢業。他們的工作市場在哪？

　　中國目前沒有研究生就業情況統計。我們如果以美國博士畢業生的就業情況來推測大概也不會錯：中國的博士以後有一半（或更多）會在大學和研究機構。以目前情況的中國大學，到2005年後有沒有容納這麼多博士的職位，教育部應該可以計算出來。比較難解決的是，在大學、非盈利和政府工作的博士中，相當部分都要或者想做研究，要給他們的就不僅僅是工作，還需要有研究經費。如果經費不足，他們專業能力不能發揮，會産生對工作和環境的不滿，而且國家對他們的培養也不能有效回收。所以需要中國從整體考慮對教育和科學投入的相應增加，才能使研究生畢業後能起到推動中國發展的作用，而不是造成社會壓力。

　　和應用相關性比較大的領域畢業的研究生進入企業，對經濟發展大概會有相當影響。中國如果有大批研究生進入國家機關，一時好像是解決了工作問題，長期以往，對國家機關改革卻會是産生更多問題。中國畢業的研究生，自然還會有一批出國。以前研究生一般出國不難，是因為國外要求有研究生學位的工作市場比中國的大。但是，那是在中國本身培養研究生人數有限的時代。等到中國畢業的研究生到2005年超過世界其他國家，到2009年大量超過其他國家時，出國工作是否能解決就業情況，可能是一個新問題。

　　研究生進入一些行業以後，既會提高這些行業的訓練水平，也會帶來對這些行業的壓力。比如，研究生畢業後一部分是替代以前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市場，大學生就業壓力自然增加。

　　我自己並非教育專業出身，提出這些問題，是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和可以決策和影響就業的專家們能有良方解決這些問題，至少有考慮。從學生利益角度提出這些問題，不是説老師就不應該有利益的考慮，不過是因為平時代表教育部門、學校和老師的人不在少數，而從學生角度説話的人比較少而已。（文/饒毅）

責編：楊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