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鑒”諾貝爾獎？

央視國際 (2003年01月02日 15:21)

　　文匯報消息：當世界的目光再一次注視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頒獎儀式的時候，我再一次翻閱了案頭的《諾貝爾獎百年鑒》。

　　《諾貝爾獎百年鑒》由29卷小書組成，不僅介紹了從1901年到2000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和生理學醫學獎的全部成果，而且還包括三卷綜合性的述評。它把獲獎成果和獲獎者放在學科發展的脈絡中，分門別類，娓娓道來，有史實、有人物、有議論，通俗生動，力求知識與理念、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人們可以在輕鬆閱讀中學到知識，開拓視野，受到啟迪。完整、簡明、好讀，是我喜歡這部書，把它擺上案頭的原因。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鑒”諾貝爾獎，從其百年的歷程中又能鑒出什麼呢？

　　標桿終究是標桿

　　諾貝爾的遺囑的確規定，他要獎勵那些“對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人”，而不分地區、國籍、民族、膚色、性別、宗教信仰等，只要是頂尖的科學成果，就給予重獎。可見，其出發點從一開始就是很高的。科學成果需要時間的考驗，諾貝爾基金會總是反復遴選經過檢驗的最優秀成果，同時建立了由世界各地著名科學家推薦等制度。正如《諾貝爾獎百年鑒》“策劃語”所言：“從1901年開始頒發的諾貝爾獎，可以説是20世紀物理學、化學和生命科學發展的縮影。它記錄了百年來這三大學科的幾乎所有重大成就，對世界科學事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被公認為科學界的最高榮譽。”

　　600多位獲獎者的經驗告訴我們，為獲獎而研究是不足取的，也是不可能受垂青的。但希望自己的成果被學術界承認，特別是贏得諾貝爾獎的眷顧則是很自然的，無可厚非。我們不能因為某些傑出成果或偉大科學家未獲獎，或因個別獲獎成果或獲獎者有爭議，而認為能否獲獎無所謂，甚至斷言中國人不應該有諾貝爾獎情結。標桿終究是標桿，更何況這是科學界公認的、經得起考驗的標桿。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作為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國家，當然期盼自己的科學家早日登上斯德哥爾摩的領獎臺。我想，從百年諾貝爾獎的歷程中汲取經驗教訓，從而提高我國科學研究的整體水平，實現諾貝爾獎零的突破，這大概正是《諾貝爾獎百年鑒》的作者們和出版者的初衷之一吧。

　　培育創新文化

　　“科技創新的關鍵在於一個真正的科學研究氛圍，正如文學、藝術偉大作品的誕生需要良好的氛圍一樣”，我很贊同《諾貝爾獎百年鑒》作者之一李新洲教授的這一看法。

　　縱覽整部《諾貝爾獎百年鑒》，我們不難感受到一股濃濃的科學精神之風撲面而來。在科學發展的漫長歷程中，科學界逐漸形成了一些傳統、一些規範、一些指導原則，這就是科學精神，主要有求真務實、開拓視野、自由探索和團隊協作等。諾貝爾獎得主及其成果便是科學精神的集中體現。愛因斯坦在提出光電效應理論時，不過是瑞士伯爾尼專利局默默無聞的小職員。他為什麼能在1905年一年之內寫出4篇開創性的論文，創造所謂“奇跡之年”？關鍵在於他不迷信經典的牛頓力學，敢於標新立異。為什麼玻爾不僅自己獲得諾貝爾獎，他創立的研究所更成了物理學的“聖地”、諾貝爾獎得主的“搖籃”？因為他倡導自由平等的學風，鼓勵年輕人創新的自信，為他們創造相互切磋和爭論的環境。那個被譽為“玉米夫人”的麥克林托克，為了研究基因轉座子，40年如一日，不求名不求利，終於在81歲高齡時傳來了獲獎喜訊。她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學真理，如同居裏夫人為提純鐳而在簡陋的棚屋裏辛勞了一千多個日日夜夜；她那視玉米為生命、為孩子的精神，也如同居裏夫人的名言“實驗室是我的快樂”那樣，將永遠是科學青年的楷模。

　　依我看，我們最需要學的就是諾貝爾獎得主們的科學精神。所謂“真正的科學研究氛圍”，也就是有利於宏揚科學精神的氛圍或環境。創新是一種求異性思維，不可避免地具有不確定性、風險性。因此，不僅創新者需要有求異的勇氣和能力，而且全社會都要有鼓勵冒險、寬容失敗的雅量和氛圍。拒絕風險和失敗，也就關閉了創新之門。急功近利的心態，怕冒風險的傳統，亦步亦趨的方法，淺嘗輒止的學風，都與科學的創新精神格格不入。(沈銘賢)

責編：宏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