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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察]“變臉”之辨(12.27播出)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5年12月29日 13:40 來源:CCTV.com
    進入[國際觀察]>>

  CCTV.com消息(國際觀察12月27日播出):

  你想擁有更美麗的容貌嗎?你想擁有另外一張面容嗎?變臉讓你的夢想成真。

  2005年11月底世界首例換臉手術成功,法國女人成功換容顏。

  注視鏡中的陌生自己,你將如何面對?

  整容帶來的心理排異又將怎樣克服?

  演播室主持人 董倩:

  各位晚上好,歡迎收看《國際觀察》。

  今天下午我在互聯網的搜索引擎上輸入了“換臉”這兩個字,搜出來的結果可以説是五花八門,有電影換臉,也有我們川劇的絕活換臉,還有醫學整形方面的換臉。但是今天我們要説的都不是這些,我們所説的是換臉手術,世界首例換臉手術。

  在一個月前,一名38歲的法國婦女接受了這個手術,手術非常成功。現在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這位患者現在是一個什麼情況呢?我們通過短片先來了解一下。

  短片:

  接受全球首例換臉手術的女患者在接受手術後24小時甦醒。日前,這位婦女的心理醫生通過媒體宣佈:“術後變臉人面部恢復的十分迅速,她目前正在重新學習微笑。”

  據報道,今年11月末法國北部城市亞緬一家醫院的醫生們,成功為一位毀容婦女實施了世界上首例變臉手術。這名38歲的的法國婦女在今年5月被狗咬傷之後,慘遭毀容。在手術之前她不能正常吃飯和説話。據稱,這次史無前例,充滿風險的換臉手術花了整整兩天時間,醫生們把一名腦死亡女人的鼻子、嘴唇和下巴移植到患者臉上。消息傳開後,舉世震驚,有人為這次開創先河的換臉手術歡呼雀躍,稱之為“外科手術的一次重大突破”。但很多人對由此引發的倫理和道德問題表達了嚴重的憂慮。

  主持人:

  好,我先來介紹一下今天演播室的兩位來賓,一位是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的翟曉梅教授,另外一位是我們新聞觀察員郭建新。

  翟教授先有一個問題,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有醫學整形美容。整形和這次外科手術換臉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翟曉梅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教授:

  那是不一樣的,因為醫學美容整形是她自體,在她自己的組織器官的基礎之上做一些修復,使她錦上添花了。而現在提到的換臉術實際上是一次異體的器官移植。但她又比普通的器官移植風險又更大,因為皮膚排異的反應會最強烈。這個在醫學科學上難度是相當大的。

  主持人:

  剛才我説的醫學整形和剛才説的換臉。我還關注這樣的問題,比如説我們在知道外科手術裏面還有換腎、換肝、換內臟的一些外科手術,換臉跟這些外科手術相比是一類嗎?

  翟曉梅:

  應該屬於一類,但是它比那一類的移植要風險更大,難度更大,對於醫學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想這也是她這個手術成功以後,引起國際社會震動的一個原因之一。

  主持人:

  這就是這位38歲的法國女性換臉之後的照片。您來自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您怎麼看這張照片?

  翟曉梅:

  她已經換臉之後的,其實換臉技術,她整個換臉是不是成功需要很長時間,因為她整個的功能的恢復可能需要更長時間。她現在即使是樣子有了,但是她功能的恢復,特別是神經、血管功能的恢復,移植是不是能夠成功?能不能度過她的排異反應?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郭建新:

  為什麼全世界,這件事情一個月以前發生的,當時就有很高的關注度,而且一直持續到一個月之後到現在依然人們關注度這麼高。你剛才問到了和換臉、換腎、換肝有什麼區別?區別非常之大,因為臉是一個特殊部位,因為它的社會性非常強,如果你換了肝沒關係,你沒有什麼容貌的變化,如果你換臉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主持人:

  這就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所以很多人都問説臉能不能換?因為剛才也説到了,這個臉是一個人最重要的社會特徵。是不是你的臉這個問題太重要了,這個臉能換嗎?

  郭建新:

  當然有爭論了。比如像這一例手術的話她是可以換的,現在一般要求換臉就是用異體方面來換臉一般都是受到損傷的,燒傷。

  翟曉梅:

  嚴重的損傷,一般的修復沒有辦法恢復的。

  郭建新:

  自體修復沒法修復的,這時候她就換。而且這個過程,像她這個手術必須要經過法國的專門的倫理道德,醫學審查的程序。

  翟曉梅:

  審查的委員會,要批准。

  郭建新:

  要批准,為什麼要批准呢?

  翟曉梅:

  因為人的臉和普通的器官移植是不一樣的,它的風險更大,帶來的社會心理、倫理問題更多。

  主持人:

  有很多醫學方面的專家説,換臉手術從技術上來説有五大難點,一個時間要求嚴格;新臉和舊臉的匹配;供源受限制;患者的精神治療;倫理和道理困境,我想前三條是技術方面的難點,後兩條是社會和倫理方面的難點,請翟教授先跟我們説一下臉圓,從前三條來看,臉圓的限制是不是也是特別嚴格?

  翟曉梅:

  應該是這樣的,首先它組織配型要盡可能一致,要儘量的克服排異反應,畢竟是一個異體的移植,要盡可能的組織配型本身就很困難的了。另外可能還受社會文化傳統、倫理道德的影響,誰願意供自己的臉呢?即使是死後。

  郭建新:

  説到死後一個小的爭論,有很多人想換臉,但是會有一個心理問題,因為你的臉圓,從什麼來?

  翟曉梅:

  不可能是活體的。你不可能把一個活人的臉拿下來換給她,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從法律上也是不允許的。依然是一個已經去世的人,腦死亡的人,這時候心理醫生就會考慮,當這個人換上了一個別人的臉的時候,她看著鏡子就會想到一個屍體臉,她會覺得這是一個死人的臉。

  主持人:

  會不會慎的慌?

  郭建新:

  這個問題就明顯的會擺在接受換源的患者面前。

  翟曉梅:

  雙方都會有問題,誰會供呢?即使是屍體,親屬會不會把她屍體的臉供出來呢?

  郭建新:

  因為它有一個時間的規定,要在六個小時之內必須把活體部分給取下來,但取下來的時候,這時候像一些儀式的告別,親人和她的遺體之間舉行一些儀式,她的屍體受到了損壞。誰會提供這種供源?據説網上講,有人願意,但是非常少這個比例,像北京、南京説是號稱有100多人在等著換臉。但是有3個人説可以換,患了絕症了。可能她會理解認為這個是和捐獻角膜,使我的面孔再活在人世當中。

  主持人:

  咱們假設一下這是一位38歲的女性,假如説是自願捐獻者是一個60多歲的人,或者説是10來歲的人,這怎麼辦呢?

  翟曉梅:

  在醫學上也還有問題。要組織配型本身已經增加了難度,然後她的外形要盡可能的像受體的外形應該盡可能的相似,因為畢竟移植的時候受體的骨骼還在那。

  主持人:

  你看這回我們從照片上可以看出來,臉的絕大部分,應該説鼻子、嘴、還有下巴這一個部分給換了,應該説人的面龐的三角區是神經最為豐富的,最複雜的地方,我們是不是能夠保證這個神經全都是對接成功的。

  翟曉梅:

  而且都能恢復。

  主持人:

  都能活?

  郭建新:

  暫時不能保證,這也是作為醫學界是難題。而且如果要解決這個難題,這是一個突破。這樣很多醫學界搞這些方面研究的對這個項目非常感興趣。

  翟曉梅:

  願意挑戰這個極限。

  主持人:

  她能笑嗎?新聞裏面説她正在學習笑,她正在學習,問題是她能不能笑得出來?還有一個她笑出來以後算是誰的笑呢?她這個表情是誰的表情呢?

  郭建新:

  當然可能因為神經我所知道,非常膚淺的一點神經方面的一些知識,人的神經有神經記憶,你每一次笑,你從小笑出來當然是有你很多肌肉各方面的,你個人的記憶協同作戰,最後的一個結果。但是小肌肉的涉及到最複雜的神經這一部分是反復的笑之後或者反復做一個動作形成的記憶。當你死亡之後這種記憶消失,當你換到另外一個人臉上時候,這種記憶也是消失的。

  主持人:

  説換臉的女性她使用的捐獻者的肌肉,還有血管,還有皮。就像剛才我問的問題,她這一笑她保留的是誰的微笑?

  翟曉梅:

  如果説是神經血管都是移植成功的話,醫生説她要重新開始練習微笑,好像似乎感覺是都要從頭開始了。

  郭建新:

  如果你想是兩個人共同的微笑也可以,這也是一部分患了絕症的人願意把這自己的這些器官捐獻出來的理由,就是使我的某一部分仍然在活著,但是還有一部分,如果我們確定的生命認為大腦是人生命的一個最根本的東西,尤其確定腦死亡就算死亡了,她的大腦還是在活的,還是她自己的,所以她在支配著不是她的神經在笑容,兩個人共同創造的笑容,但我覺得這個不重要。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倫理問題,這個是在挑戰法律。

  主持人:

  剛才我們説的從技術到層面來説,這位38歲的女性換上了別人的臉,那麼是不是就此就換上的一個新的生活,換上了別人的生活呢?恐怕還有一系列的關於社會倫理,甚至法律方面的問題,我們設想這樣一個場面,如果換臉手術以後在醫學上得以推廣了,假如一位母親在街上走著走著忽然迎面過來那個人是自己已經死去女兒的臉,這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所以可能就引發了這樣一種提問,換臉手術會不會引發社會關係的混亂?

  翟曉梅:

  其實按照專家來判斷,你換了別人的臉以後,但是仍然還是你自己的骨骼。而且由於在換臉之前供體要儘量找到不僅是組織配型,外形還要儘量的相匹配,雖然很困難,但是儘量要這樣做。換上以後,按專家的估計,換臉之後的這張臉既不太像你本人,也不太像供體,有的人認為可能就是另外一個人的,當然有更多的專家認為可能大部分還是像她自己,所以這個問題可能看上去還並不像完全一個供體的臉。

  郭建新:

  你剛才提出的一個問題,現在就是在法律和倫理界現在正在爭論的問題,人們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嗎?如果從治病救人的角度,能把這個人使她自己能夠滿足自己的願望,能夠更健康的生活,這是人道主義的一面。還有另外一面,她並不是一個個體的問題,我相信患者如果是被燒傷毀容的,她是願意把自己的面容換的更美麗一點或者更正常一點。但是如果你換過來以後,這樣的事情,這樣的手術,像你剛才所説的,她變成了一個可以推廣的,甚至可以商業化的,它將引發一系列的法律問題,比如説像咱們中國有一個教授,我現在不説他的名字,他自己講到他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他是做整容手術的,就是在給她進行美容,美容的過程當中,給一個女的美容,突然警察進來了,説讓他拿出一張照片讓他去辨認這個照片上的人,他去辨認完了以後,然後警察説躺在你手術臺上的這個人她是一個在逃犯,她貪污了一千多萬,現在在逃,在換容,你是個博士,你難道不懂法律嗎?然後這個醫生從此以後憤然要學法律,這很明顯的會顯示出來你在換臉的過程當中明顯的會涉及到一個法律問題。

  主持人:

  郭先生這個話題就等於演講開去了。他説到手術可以推廣,提出這樣的要求的人都可以做換臉手術的時候,可能今天我們還局限在一個有這種迫切需求,比如説因為意外事故,或者是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迫切需要換臉?

  翟曉梅:

  我們剛才已經提到她和我們醫學自體的修復美容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它是一個器官移植,但是它的移植又比普通內臟,像剛才郭老師説的,比內臟移植風險要大的多,因為它是外在的東西,皮膚上,技術上的難題,排異的強烈,再加上社會心理問題,所以它是一個要比器官移植還要應該更慎重對待的問題。對於一個要求換臉的患者,醫生必須得評估她這個換臉,因為我們都知道技術上很多的專家都認為技術上現在是比較成熟了,但是這個技術上成熟,人們同時也明確的認識到還有一個排異反應,這個排異反應能不能保證你技術上成功了以後,在一年以後這張臉沒有被毀掉,被排異反應徹底的壞掉,還要終身的服免疫抑製劑。儘管他技術上是成功的,但是給換臉手術的病人帶來的風險仍然是非常非常高的。

  主持人:

  翟教授有這麼一個問題,因為在醫學捐贈方面要求對捐贈者的身份是要求保密的,同樣的這種要求能不能用在換臉手術上,因為我們知道即便這個捐贈者她要求保密,但這個臉是公開的,她一旦公開……?

  翟曉梅:

  她有標識在裏頭了,很難真正保密了。當然換出來這張臉如果並不像她,或者説我們社會中相似的人也很多,所以説這個問題似乎保密還是應該保密,但是保密可能難度增加大了一點。更多的風險我覺得是這個手術之後,技術上可以克服,今後的終生的排異等等帶來的風險,包括費用,這個手術真正給病人帶來的收益和風險相比是多大?這是醫生必須要考慮的,必須要慎重的考慮的,一定要在給這個病人帶來的收益要遠遠大於可能她承受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才能考慮,所以可能很多專家也都意識到了這個患者必須是現在靠整形外科自己修復的那些辦法,技術沒有辦法解決的那些病人,不是説輕易就可以做的。

  主持人:

  剛才我們説的是第一步,面部受到重創,的確是需要換容的這些人。可能第二步您説到這些問題,那麼會不會有些人就利用醫學上面的可能性?

  郭建新:

  像我剛才舉的那個例子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他是因為自己作為犯罪,這是有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建立在什麼呢?就是你的整容手術或者你的換臉已經商業化了,它可行了,是建立在這麼一個前提上,我相信它安全了。這就可能會逃避法律上很多成見。尤其當現在人們對安全問題提出很嚴峻的一種思考的時候。

  翟曉梅:

  仍然對安全性問題還在質疑,科學界都在質疑。

  郭建新:

  您説的安全是技術上的安全,還有一個安全是什麼呢?就是如果你換臉之後,比如現在像恐怖主義、犯罪分子,如果他可以通過換臉去換一個身份,在這個前提下我必須要講到一點,人的第一,社會身份的確定是你的性別,這是內部結構所決定的;第二身份你的外在的形式的是你的面容特徵,這是第一性決定你外在形式,所以它具備了一定的社會性。當你的面孔換了以後你就不是你的了,對社會的界定來説你就不是你了,法律是否還能夠對你構成某一部分的制約嗎?如果你要犯罪的話,法律是否能找到你呢?這樣就使得法律出現了空缺,這是很多法律界的人,但是你憑什麼要,你舉證……?

  翟曉梅:

  但是很多人實際上整容以後已經不像她了,就是自己的修復,自己的整容其實已經不像她了。

  郭建新:

  所在這種情況下她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比如像這一例,英國《泰晤士報》也提到了一件現在可以講一下這個事情,12月18號《泰晤士報》説這例手術,這個婦女在做手術前三個月就和某一家機構簽訂了一個協議,肖像權十萬英鎊,所有的收入將要歸她個人,如果這變成一個商業化呢呢?這時她在挑戰什麼呢?因為對人相貌的界定是一種穩定性的,整個社會對你的一種認識和確定,你隨意的改變這些東西社會將措手不及,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翟曉梅:

  這就已經不是在挑戰醫學的難度了,高度了。它有一個極限。

  主持人:

  我們注意到看了很多報道都不是這位女性自己出來講話,我們注意到是她的心理醫生在代她講話。由此可以看到做這樣的手術對這名女性的心理壓力應該説是非常大的。

  翟曉梅:

  非常非常大的,她會面臨巨大的心理和社會適應性方面的挑戰,所以技術上成熟了,然後還要考慮她很多後續的東西,終生排異問題,心理社會適應的問題,可能都是。我覺得倫理學之所以關注這個問題,並不是説技術方方面面都成熟了,唯一的障礙就是倫理學的障礙,我覺得應該是這樣來考慮,正是由於方方面面還存在很大的質疑,很大的問題,所以倫理學才更加關注這個問題。

  郭建新:

  我個人好不懷疑他技術上會有突破,而且在不遠的將來很容易做到在技術上的安全性,我個人毫不懷疑這一點。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技術一旦成熟了就都可以普遍的運用於社會當中的,比如説核了一遍是安全技術能隨便使用嗎?像以前在爭論的,我曾經跟寨老師一塊兒做過的節目克隆,生殖性克隆能夠隨便使用嗎?這個東西都是在挑戰,不是技術上突破了,然後安全了就可以做的事情,人們現在關注這件事情説明人類文明。

  主持人:

  我注意到一個細節,去年法國一個醫生她要求做全臉的換臉手術,被法國政府拒絕掉了。但是她並沒有拒絕掉可以局部的做,所以這例手術今天能夠得到實行。兩位都説到一個科技和倫理道德的問題,您剛才也説到現在之所以人們關注倫理方面的問題,就是因為技術並沒有發展到方方面面?

  翟曉梅:

  不僅是技術上的風險,社會、心理、倫理各個方面還有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所以大家關注這個問題覺得更加慎重這個問題,人們更多的是考慮是不是在技術上凡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我們都應該做?如果我們應該做,我們應該如何做?一定要有一定的規範。像這种醫學的高技術一定要有一個準入制度,尤其是如果有商業考慮的話,有這種傾向,更應該有一個準入。

  主持人:

  您説這個技術,無論是技術方面還是從倫理道德方面應該還是有很多空白需要去填補。但是我們看第一例換臉手術出來之後,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地,真是躍躍欲試。

  翟曉梅:

  準備挑戰極限。

  主持人:

  比如在咱們國家,據説在南京一家醫院就已經開始進行臨床方面的準備了,包括一些歐美發達國家也在這樣做,這個市場有多大?有多少人在準備做這樣的手術?

  郭建新:

  你要説整容想要改變自己的容貌的人,這個市場是非常大的。你看看現在的整形醫院,做美容的有多少人。而且如果人一生下來,對自己這張面孔不滿意,如果你技術深完全安全沒有任何風險的話,為何不去換一換呢?我對我的膚色不滿,能不能給我換換皮膚呢?這個市場非常大。

  主持人:

  説到這兒,今天咱們所説的換臉和我們剛才一開始説的醫學美容上的整容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一個概念?

  翟曉梅:

  完全不是。

  郭建新:

  不是,剛才翟老師已經講了,醫學上的整容是你的自體,是你自體上的改變,你原來單眼皮劃一個雙眼皮、鼻梁低我給你墊起來、塞幫子大我給你裏面磨一磨,或者什麼地方給你墊一墊。

  翟曉梅:

  但是都是在自體的基礎上。

  郭建新:

  你做完了以後都能認識你,你沒有改變什麼,你都是你自體的。這個是不一樣,你是在用別人的,而且它的技術的發展到最後她可能變得她已經換了一個人,從社會的界定上,從面容的界定上她已經歡了一個人,這樣變成了一個要非常慎重的問題。

  沿著剛才那個例子,那個醫生,就是給做整形,後來警察來找他,他最後就自己做了一個規定,所以在這兒做整形的人,你來了以後你拿一個公安局的證明,證明你無犯罪記錄,我才給你做,但是這點能夠做到天一無縫嗎?我相信搞司法的人自己都不敢肯定這一點。而且在這裡面如果説我們司法機關是非常嚴密的,但是還有一些呢?比如説一些江湖郎中呢?我就敢給你這樣去做的呢?這也是一個問題,所以在你的社會沒有達到一種完善的、完美的,或者嚴密的一種控制情況下,有可能要挑戰人們的自然規律的這種東西,一定要謹慎,這個是作為社會倫理學方面所堅持的一個原則。

  主持人:

  我想當然可能需要做這樣的手術的人不在少數,但畢竟能夠提供臉源的是少數。

  翟曉梅:

  太少了,少之又少。我覺得比我們普通説的器官移植的供體更困難,肯定會更困難。

  主持人:

  好,由於時間的關係今天咱們只能説到這兒了。感謝兩位參與節目,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再見。

責編: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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