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消息：

　　沒有像中歐一樣在最後關頭“握手言和”，再度擱淺的中美紡織品貿易談判讓人們切實感到了這場博弈的艱難。

　　事實上，此次談判已是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發生後，雙方進行的第四次對話與談判，此前中美間已進行了一次電話磋商和兩次面對面商談，但均無果而終。此次中美商貿聯會儘管在幾方面達成了共識，但在最棘手的紡織品問題上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中美紡織品談判之路仍“任重道遠”。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由來已久，今年再度成為焦點，源自世界紡織品貿易配額取消後，美國以國內衝擊嚴重為由而迫不及待地揮舞的“特保”大棒。

　　先是２００５年４月４日，美國紡織品協定執行委員會ＣＩＴＡ宣佈對中國棉質褲子、棉織襯衫和內衣褲三類産品展開調查；接下來的５月１３日，美國商務部宣佈對這三個類別的中國服裝重新實行配額限制，並規定今年進入美國市場的數量最多只能增長７．５％；５月１８日，美國又追加對男童襯衫等４個類別設限，由此，對中國紡織品的限制多達７類。

　　為緩解紡織品貿易爭端，中國政府曾于５月下旬宣佈提高本國紡織品出口關稅，涉及産品多達７４種，其中多數紡織品的稅率高至原來的５倍。然而，中國的善意並未得到美歐等國的合理回應。６月１日，國務院稅則委宣佈免除中國８１種紡織品的出口關稅，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由此走向白熱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實上早在配額時代，中美在紡織品貿易中就存在著巨大分歧。

　　在中國加入ＷＴＯ後，紡織品貿易問題並未得到解決。根據中國加入ＷＴＯ議定書等文件規定，在《ＷＴＯ協定》生效之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間，如果某ＷＴＯ成員認為由於原産于中國的紡織品與服裝進口增加造成該國市場混亂，該成員可以要求與中國進行磋商，以減輕或避免市場擾亂。與此同時，進口成員可以對中國相關産品實施為期不超過一年的配額或數量限制。這就是所謂的紡織品“特保”條款；２００２年初，美國將《中國加入ＷＴＯ議定書》的１６條補充寫入其１９７４年貿易法，稱“４２１條款”，從而為美國重新實行對華紡織品和服裝産品設限鋪墊了道路。

　　２００２年９月，美國紡織品生産商協會ＡＴＭＩ向美國紡織品協議執行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對當年１月１日才取消配額限制的從中國進口的針織布等５種産品重新設限；同年１０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應美國貿易代表的要求，展開了新一輪“３３２條款”調查，準備針對可能“激增”的紡織品進口採取措施。調查結束後，美國政府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１日公佈了對原産于中國的紡織品和服裝産品實施特殊保障措施的申訴程序，拉開了中國入世後中美紡織品貿易戰的序幕。在這個基礎上，當年１１月１７日美國決定對我國針織布、袍服、胸衣三種紡織品出口設限。２００５年５月，美國又在一週之內先後兩次宣佈對我國主要紡織品實施特殊保護措施。

　　中美經貿博弈的重要砝碼

　　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事實上已成為兩國經貿博弈的重要砝碼。

　　在美國，紡織業已是“夕陽”産業；而在中國，由於發展階段及勞動力優勢等原因，紡織業仍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産業，在國際上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一個是“夕陽西下”，一個是“如日中天”，這樣的力量對比下，世界紡織品貿易配額的取消自然會帶來頻繁的利益衝突，再加上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知識産權保護，以及相關政治人物利益乃至大國戰略等諸多問題，紡織品貿易爭端便不再只是紡織品問題，而成為美國對華經貿博弈的重要砝碼。

　　比如美國人唸唸不忘的貿易逆差問題。隨著雙邊經貿迅速發展，美對華貿易逆差持續擴大，２００４年中方統計達８０２．７億美元（美方統計為１６２０億美元左右）。由此導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美國在探討中美貿易問題時常常離不開“貿易不平衡”和“貿易逆差”這兩個關鍵詞。

　　也有人認為是中國大量低價紡織品的進口造成了美國製造業大批失業，其原因是人民幣匯率被低估。４月７日美國參議院啟動的要求人民幣６個月內升值，否則對中國産品徵稅２７．５％的法律程序，就是一個極端的信號。美國實際上將紡織品貿易與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捆綁在一起，從而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因此，美國總有一些議員、協會或工會以此作依據，從三方面指責和發起行動：一是啟動“兩反兩保”指控和調查，特別是對紡織品和服裝；二是指責美國製造業因此在３年內減少了２６０多萬個就業機會；三是指責人民幣匯率低估。這些指責因為反復講，似乎在美國形成了一種輿論。中國的紡織品已經對美國構成了巨大的“威脅”，於是“中國威脅論”再度在美國甚囂塵上。

　　前面已經提到，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産生後，中國政府已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美國仍然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態度，除經濟利益之外，也與執政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主管當局所採取的政策有關。美國服裝鞋類協會副會長弗恩埃文森（Ｆａｗｎ Ｅｖｅｎｓｏｎ）説，美國紡織品服裝公司花了１０年時間來準備迎接沒有配額的時代，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超過１／３的美國紡織品公司在配額時代後期沒有做任何準備；２／３的紡織品公司在做希望尋找進一步延長配額的調查，並積極推動美國政府“重新採用配額制”。

　　出於戰略的考慮，也為了滿足其國內不同政治集團的要求，美國政府不斷將經貿問題“泛政治化”，以換取國會和國內紡織品行業對其大選的支持。

　　可見，美國在中美紡織品貿易上屢揮制裁大棒，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與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密切相關的。俗話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化解中美紡織品貿易的冰山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破冰之旅任重道遠

　　美國的這種做法很容易對其他國家産生影響。這些國家中不僅包括其他中國紡織品和服裝的主要進口國，而且還包括那些與中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有競爭關係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只要是ＷＴＯ成員就可以像美國一樣對中國實施特殊保障措施，對中國紡織品和服裝的出口設限。更為嚴重的是，在ＷＴＯ成員中有部分國家不需要像美國那樣將ＷＴＯ規則轉化為國內法，而可以直接適用ＷＴＯ規則。因此，這類國家可以直接根據中國ＷＴＯ的承諾，不需要再制定相應的國內法，隨時可以對華採取特殊保障措施。這無疑令眾多中國紡織企業倍感鬱悶，ＷＴＯ所倡導的“自由貿易”似乎永遠也不會在中國紡織業界實現。

　　也許中國的遭遇是任何國家崛起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磨難。戰後日本在貿易發展過程中，也不斷遭遇與他國的貿易摩擦。上個世紀６０年代的紡織品、７０年代鋼鐵、８０年代汽車、９０年代電子産品先後與美國等國家發生過貿易衝突。

　　從長遠來看，隨著融入世界經濟腳步的加快，中國的貿易摩擦也將進入一個多發期。現在，中國企業的當務之急是，要學會應付來自於各方面的貿易壓力，適時適度地調整自己的外貿策略。所以在鬱悶之餘，中國政府和企業應該更多考慮的是如何完成自己的破冰之旅。

　　在中美紡織品磨擦中，中國有關部門和企業也存在信息不靈、反應較慢的問題，比如在配額取消後對主要出口國市場的趨勢研判上。一位美國貿易專家説，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美方紡織品進口協會預料到中國對美國的紡織品出口會猛烈增加，擔心美國企業和政府會採取抵制措施，為此自２００４年起曾兩次組織美國進口商和相關企業到中國來溝通，協商如何應對“後紡織品配額時代”。遺憾的是沒有得到中國有關部門和同行很好的回應。

　　我國相關部門和企業對世貿組織的規則認識不足，也是導致我國在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主要原因。美國特殊保障措施的申訴程序既不符合ＷＴＯ的基本宗旨和原則，同時，其申訴程序在某些方面也超出了中國承諾的範圍。如特保措施的申訴程序規定，當出現擾亂美國市場時，美國可根據國內廠商請求或自行決定與中國進行磋商。磋商將在中國收到磋商請求後３０天內進行。雙方將在收到此種請求後的９０天內，盡一切努力達成協定，除非雙方同意延長該期限。很明顯，美國並沒有經過上述各項程序，就迫不及待地對中國紡織品實施配額限制。而中國的相關部門和企業並未對此作出及時的反應，也未利用ＷＴＯ的法條與美國抗辯，甚至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上訴。一位不願具名的美國專家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説，在ＷＴＯ關於“如何提出保護措施”中有一段話，本來的意義應該是“一個國家只能申請提起一次保護措施並執行”，但美國故意將這段話理解為“一個國家只要申請一次，就可以執行一次”，依此不斷來對中國提出貿易制裁。

　　所以，提高我國政府和企業相關人員的法律意識、加強對突發事件的預警和應對機制是我們的當務之急。當然，從企業自身來講，延伸紡織品的産業鏈也是一條必經之路。隨著中國紡織基礎工業的發展，中國同行應該提高紡織服裝的研發能力，包括不斷製造新的面料、推出新的工藝，設計新的服裝，從根本上擺脫低成本擴張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解決之道就是把訂單向東南亞一帶轉移。美國對這些地區和國家目前沒有設限，而且對個別國家有加大進口的趨勢，其勞動力也很便宜。中國企業主要要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幫助這些國家提高生産率。這樣做，可以進一步掌握服裝出口的主動權，而且産業升值的空間很大，利潤很高。

　　總之，中美紡織品貿易的談判難度很大，我國的政府和企業在充分做好“打持久戰”準備的同時，也要不斷調整自己的生産和出口戰略，提高自身能力，同時要以積極的姿態，努力尋求通過博弈和協商來解決雙方的問題。畢竟，中美之間目前互為貿易大國，打貿易戰只會兩敗俱傷。而且，紡織品貿易也只是中美之間貿易的“冰山一角”，雙方都應該更看重長遠利益，為建立良好的國際貿易環境而共同努力。□文/倪月菊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資料〕梅新育：以平常心看待中美談判僵局

　　商務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日前撰文指出，中美此次紡織品談判未能取得實質性成果並不奇怪，因為中美談判的難度絕非中歐談判可比，其中原因有四：

　　首先，美國和歐盟對中國定位不同。歐盟把中國視為戰略合作夥伴，這應當是中歐談判達成合理協議的決定性因素；相反，美國某些勢力將中國視為最大潛在對手，任何一個可以掣肘中國的機會他們都不會輕易放過。

　　其次，美國明確奉行國內法高於國際法的原則。實事求是地説，歐盟屬於貿易壁壘較高的地區，素有“歐洲堡壘”之稱，但歐盟畢竟比較認同國際規則，而不是單方面強加於人，這是中歐能夠就紡織品貿易爭端達成協定的重要原因；相反，雖然美國貿易自由化程度總體而言高於歐盟，但美國明確奉行國內法高於國際法的原則，成為談判難於達成的重要障礙。

　　第三，美國在貿易爭端中一貫單方面強加於人，此次紡織品特保爭端也不例外。歐盟僅僅是對我國部分紡織品發起特保調查，並且按照程序與我國進行磋商，尚未實施限制措施；美國則是在法定調查結果尚未出爐，更沒有向中國提請磋商的情況下就單方面對中國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措施。顯然，中止調查比中止已經開始的限制措施要容易得多。

　　第四，有關決策者、執行者個人利害關係妨礙中美達成合理協議。曼德爾森在歐盟貿易委員職位上已經坐了一段時間，中止對華紡織品特保調查對他的領導權威負面影響不大；相反，古鐵雷斯宣佈對中國紡織品發起特保調查時上任不足兩個月，作為商務部長，第一炮就拿中國紡織品開刀，他必然擔心，如果中止對中國紡織品的限制措施，可能會導致自己淪為跛腳鴨。

　　作為一個對外貿易迅速增長的大國，發生貿易爭端是正常的，而對待中美經貿談判，我們最好以平常心待之，不必形成“中國一定要贏得與中歐《備忘錄》同樣的條件”的輿論氛圍，那樣只會增強美方的談判地位，對中方並無裨益。

責編：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