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時刻的責任擔當者

央視國際 (2004年10月15日 10:45)

　　人民日報消息：在俄羅斯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人質事件發生後，普京總統採取了一系列強硬措施加強反恐鬥爭，被一些媒體稱為“普京新政”。所謂“普京新政”有三個特點，一是加強國家體系中中央集權成分，以利統一協調指揮全國的反恐行動。二是對車臣恐怖分子採取絕不談判、絕不妥協的態度。三是宣佈了“先發制人”的戰略，即準備在必要的情況下，在世界的任何地點對恐怖主義先行攻擊。

　　

儘管西方大國的官方表態是支持普京反恐，但西方媒體對“普京新政”反應強烈，認為普京加強俄羅斯中央集權是民主體制的倒退，是走向獨裁，云云。

　　世界上很多事情的發生和演進是時勢使然，很多政策的提出是形格勢禁的産物，並非個人的主觀意向選擇。看“普京新政”，恐怕也是要從俄羅斯當前的時勢出發，要分析它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需要，而不是硬套某個所謂“普世價值”。

　　俄羅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進行了以“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為取向的改革，其後果是：蘇聯聯邦國家解體，其後繼者俄羅斯也陷入很長時期的政治動蕩和民族衝突中；經濟上經歷了10餘年的大幅衰退，多數人生活困苦。在精神上，俄羅斯精英階層對西方模式感到相當失望，大眾有較強的懷舊情緒。

　　普京執政以後，面對動蕩的政局、衰退的經濟和“苦亂久矣”的人民，其必然的選擇是強化國家權威，恢復社會穩定，實現經濟復蘇。普京的政策與俄羅斯的現實需要和人民期盼是一致的，其行事風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因而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他本人也獲得極高的政治威望，其個人形象成為當下俄社會凝聚的支點，而不是多黨體制。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當車臣恐怖分子多次製造血腥恐怖事件後，莫斯科不相信眼淚，普京採取強硬態度，“治亂世，用重典”，是理有所致，勢在必行。而強化中央集權，完善國家機器，這與普京4年來的政策方向也是一致的，不知西方媒體為何要大做文章。

　　西方媒體在評論國際事務時常有一種“文化中心主義”傾向，即以自己的價值體系去詮釋一切，而不是分析其他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特定時勢。此外，西方媒體在運用自己的“普世價值”評論一切時，又常運用功利性的雙重標準。例如，當年莫斯科發生炮打議會大廈“白宮”事件時，西方媒體並無多少批評，儘管這一事件顯然有違西方的政治價值。又如，美國在反恐中制定了許多限制個人自由、有損個人尊嚴的措施，但其媒體對之均採取了認可態度。所以，對西方媒體的評論，要看到其局限性和功利性，要對其有一些分析和批判態度，起碼不可全信。

　　從地緣上，俄羅斯是個歐亞國家，從歷史文化上看，俄羅斯也兼具東西文化的雙重特徵，是所謂“雙頭鷹”，一個頭向西看，一個頭向東看。或許，這一特徵使俄羅斯必須走自己獨特的道路，形成自己獨有的社會模式。普京正是這樣一個歷史時刻的責任擔當者，他不但要解決國家的方向問題，還要解決具體的路徑選擇和行為模式問題。政治家的論定是需要時間的，是歷史的産物，因為政治畢竟是行的藝術，而不是言的藝術。（黃晴）

責編：張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