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艾滋小偷（李哲）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20日 15:02)

　　CCTV.com（紀事）：來到《紀事》之後，我一直在找選題，總是沒有合適的。

　　

一天，一個選題撞到了手上，是個急活兒。杭州警方抓了13個攜帶艾滋病毒的小偷，按照以往公安的慣例抓了這樣的人因為沒有合適的關押場所，關兩天也就放了。而這一次警方不打算放了，要按照法律程序依法治罪。

　　星期六下午確定要拍這個選題，星期日早八點的航班飛往杭州。一切都是那麼倉促，借款、借帶、找攝像、訂機票。直到坐在飛機上我還有一點心虛的感覺。我能把握得了嗎？艾滋病、人權、國家機器等等，這裡面有好多敏感的點，而最為麻煩的是警方不太同意拍攝。他們怕媒體給他們添亂，尤其是中央電視臺。

　　剛到杭州我就病了，主要原因是上火。警方非要我們辦完全部審批手續才可以拍。和警方鬥智鬥勇中我的嗓子啞掉了，説不出來話。後來又轉變成咳嗽，每天咳個不停。真叫人著急，一個拍紀錄片的，現場的聲音多重要，編導在那裏咳個不停，怎麼拍？嗓子説不出話來，採訪怎麼進行？這時和我一起去的朱永琪老師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跟我説你別著急要把心態擺正，不能太功利，要冷靜觀察生活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從朱老師身上我看到了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的職業精神。

　　終於可以拍了，也見到了艾滋小偷，他們和我想像的不一樣。我原以為他們就是社會的渣滓，可是和他們聊過之後才發現，他們的無奈、辛酸和這樣活著的合理性。而他們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問題則更加觸目驚心。

　　艾滋小偷説：放了我還會偷的，因為我是艾滋病，找不到工作沒有生活來源。人不死總要活著的。3天之後，就有一個小偷撞墻自殺，理由很簡單，老家的老婆孩子都是艾滋病，原本靠他偷錢維持生活，他如果被判刑，那兩個人沒法生活。

　　艾滋小偷説：他們上醫院做手術不敢説自己有艾滋病的。因為説了沒人給他治的。可是他不説就意味著給他用過的器械還將給別人使用，而這肯定是要傳染的。5天之後，我們拍到了警方將自殺的小偷送往醫院搶救，但沒有一家醫院願意接收。

　　艾滋小偷説：其實他們在借別人的注射器注射毒品時，是知道這樣會感染艾滋的，但毒癮一犯就是沒辦法。

　　採訪中我們發現警方其實也挺難的。對於關押這樣特殊的嫌犯從經費到人員警方都不具備條件。但是抓了就放也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警方也很尷尬。

　　艾滋小偷的存在給所有的人出了個難題，讓人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拍完這個選題我的感覺是嚇壞了。平靜的生活中還有這樣不為人知的一面。而這一面其實就在我們的身邊。

　　編這個片子的過程痛苦也快樂。

　　第一版我編出來給製片人劉鴻彥看的時候，一面放著片子，一面看著劉老師的表情，我的解説詞越念越心虛，怎麼回事，在杭州很強烈的感受到了片中竟成了流水賬一般。看來要傳達的東西並沒有傳達到。看完了片子，劉老師説要大改。

　　又改了一版，還是不行。

　　這時已到了年前，為了趕在年前播出，劉老師讓主編鄧蕾幫我改這個片子。那時候鄧老師已經病了半個月了，每天發高燒，咳個不停，但是還得給我看片子。

　　領導們説要按照邏輯編這個片子會更有力量，但是什麼是按照邏輯編我並不清楚。這種社會問題的選題我以前從未接觸過，真是不知從何下手。很多時候我很困惑，我覺得我對這個題想得挺深的，拍的素材裏也有很多非常有力量的東西，但是就是不知到從哪一刀切下去會更有力量。奇怪的是雖然編了幾版不被認可，但是我卻越來越喜歡這個選題。我覺得和我以前拍的真情故事相比，這個選題更讓記者有一種表達的責任感，一種面對現實有所作為的快感。生活中你沒有看到的東西不等於沒有發生，你不知道的事情不等於它不存在。忽視回避並不是一個辦法。艾滋病人犯罪的問題終將有一天會擺到桌面上的。這個片子的味道應該是提出問題層層剝開、刀刀見血。

　　劉老師是一個冷靜的人，她看片子比較務實，往往一眼洞穿本質。而鄧老師是一個有激情的人，她思考和表達的速度要別人小跑才能跟得上。改片的過程中，她經常有靈光一閃的時候，比如片子的結尾和片名就是她的設計。應該感謝的是兩位給了我足夠多的寬容和足夠長的時間讓我自己去想明白。這其間她們給了我適當的引領，但更多的時候她們常説的話還是不要急著出手，要通過這個片子多學點什麼。

　　過年回來我試著按邏輯編了一版，可是這一版鄧老師説又有些矯枉過正，忽視了紀錄影像的魅力。於是又調整一版，這一版終於讓大家有了笑容，而自己也終於找到了感覺。

　　於是明白了選題有如蛋糕，蛋糕可以切很多刀，一個編導的任務就是儘快成長，努力把這一刀練得準些更準些。（李哲）

責編：閆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