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連線]刑偵和心理專家析楊新海殺人案
記者：畢教授，這樣的案件在警方沒有破之前，應不應該告訴公眾？
畢：我同意高博士的意見，我覺得像這樣的情況，案件剛剛突發的時候，未必馬上告訴，正常時候案件的話，應該有一個透明度，因為它好幾年了，所以它的好處從我的專業來説，來自於兩個方面，一個方面作為被害群眾也好，或者一個隱患存在，作為一個公眾來説，老百姓來説，他能夠在了解到這些情況之後，做好自身或者自己家裏安全防範措施，像我們知道楊新海作案沒有特別的手段，就是別人睡熟了，扒拉開他的門栓子，然後進去。他沒有很特殊的手段。所以這個防範工作做起來不是十分難的，因此作為老百姓來説他了解了情況之後，做好一個防範，避免受到侵害。另外一個方面，老百姓知道情況之後，他常觸摸這帶地方的老百姓，很可能了解到與案件有關的一些線索，他能夠及時地傳遞給我們，有幫于案件的偵破。
記者：您從這起案件中我們看到，楊新海所侵害的一些家庭主要是挑比較偏遠的，而且有點類似于深宅大院這樣的，而且門是雙扇的，不是單扇，像這樣的情況，為什麼這麼多年警方沒有告訴這些地方的公眾呢？
畢：我想目前不僅楊新海案件，還有類似發生過其他類似案件，我們擅長一種觀念講是引起恐慌，專業角度可能打草驚蛇這方面的考慮，可能主要是這樣的因素，所以透明度差了一些，或者告訴時間晚了。
記者：反過來我們從警方的家度滿，如果把這個東西告訴給公眾，實際某種程度也告訴了犯罪分子，是不是會打草驚蛇？
畢：看案件的情況，不是説所有的案件都會打草驚蛇，或者所有的案件不存在，看案件具體情況分析，楊新海這個案件，他流竄這麼多，而且從他的心理角度來説，我覺得打草驚蛇的程度不是太厲害，完全可以告訴給那帶生活的群眾做好防範。我個人認為。
高：我覺得這點我插一點，畢老師講的我覺得有道理在哪兒，打草驚蛇是一種戰術，作為一種技術刑偵工作中常用的手段，什麼情況下不去打草驚蛇，我們很清楚對方的信息，全在我們掌握中，這種情況下沒必要，或者儘量避免，因為我們把信息把握很具體了，需要是我們最後的致命一擊，這時候如果出現差齒的話反而延緩了辦案的速度。像這個案子我覺得給我的感覺，可能大部分協同作案的警方人員不太熟悉楊新海的行蹤也好，具體下一步幹什麼，這種情況不存在打草驚蛇的情況了。所以我覺得適當的或者有控制的情況下把這個信息發佈出去，可能有利於這個案子的偵破。而且我同時也認為是這樣，一直大家非常擔心恐慌的出現，社會層面的恐慌，我們想想人為什麼恐慌，只有對一些不可控制的産生恐慌，一個事情可能結果是一樣的，但是這個過程中如果説我們對這件事情可控制感，更了解的話，可能恐慌焦慮降低到我們能接受的水平，像最近的無論禽流感也好，其他可能出現的傳染性疾病也好，大家對它的認識程度也好，恐慌程度也好，比以往有很大的改善，因為他知道這個病離我有多遠，我怎麼去做，可能有保護，這就比有些東西你不知道會怎麼樣要好得多，同樣這樣的疾病比這個危害更大的疾病，嚴重程度或者疾病的危害程度並不和人們的恐慌程度成正比，很重要的因素是大家知道，通俗地講就是知道，知道這個事情是什麼，會怎麼樣，我能幹什麼，就是我們講的可控制感，這個可控制感，對於一般的老百姓講是很重要的，而且對群體講有這樣一個底線的話，實際上反而會更積極面對這個事情。
記者：面對類似這樣的惡性案件，告知他適當的恐慌反而是件好事。
高：我們人之所以能夠自然界存活下來，並不是説我們不緊張，而是保持一個適度的緊張度，不是説我們所做的無論公安系統還是醫療系統，所有老百姓生活在很舒適絲毫不緊張的環境是我們終極目標，不是這樣的，自然界有它不可能抗拒的自然規律，包括這樣的罪犯，所以説我們作為一個活生生的社會的個體，應該有一定的防範的本領，這個並不是説我們公安機關完全把可保護性，現在社會中可能是不太現實的現狀。
畢：我也非常贊同高博士的觀點。
記者：實際上從這次案件偵破最後結果看，實際上適當告訴公眾現在反思起來是正確的，但是告知公眾的時候怎麼做到既不影響警方的破案，又不造成過渡恐慌，告知方式方法上應該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呢？
畢：我想要根據每個案件的情況確定告知的範圍和告知的方式，如果某些案件規律性不是很明顯的情況下，我們告知的範圍，有時候我們方式上，通過我們的居委會主任通知也好，通過小區物業告訴也好，也不是完全通過電視，那個範圍非常大，楊新海這個案件脫拖到後來那麼時間的情況下的告知，跨省地域地區比較大，告知範圍特別大，有些規律性不是明顯，案件不是很明朗的情況下，但是保護公眾利益公眾生命財産安全的情況下，而且有利於破案的角度又不打草驚蛇，範圍可以稍微小一些，通過業務也好，家委會也好，針對性的告訴，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告知方式。
高：我覺得這點確實是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我們在大街上如果一個警察見不到的話，我覺得你可能會覺得不是那麼安全，但是如果見到滿街都是警察的話，可能也感覺不是安全，所以這裡怎麼做的問題，而不是單純告訴不告訴的問題。
畢：我非常同意高博士的意見，媒體看上到，我忘了哪個地方，楊新海案件中有一個村裏頭，村長治保主任，在大喇叭裏喊有什麼人殺人，大概小個子，背馱，大家注意了，這種方式可能不太妥當，我倒是這麼想的。更妥當的方法是通過比較正常的渠道，不是大喇叭喊，可以召集一下，家庭成員每個人來一下，召集會議也好，範圍坐下來，既告知這個事實，同時又解釋並且告訴一些防範措施。這樣更好一些，而不是大喇叭裏盲目喊，這個方式本身而且語言本身反而容易造成人的迷惑或者是恐慌。
記者：您覺得告知不僅告訴事件的發生，還要告訴防範基本方式方法，一般這方面應該做哪些工作呢？
畢：比如楊新海這個案件，他作案手段，扒拉門進去了，侵害的對像是農村城市邊遠城鄉接合部，這些人家庭不是特別富裕，經濟條件不是太好，所以本身家庭住宅沒有特別的防範，就是簡單的一扇門，院墻不是特別高，有的時候外面插上門插，裏面的門不鎖，就進去了，這個防範我覺得不是特別難，加上門鎖，防範好一些，而且一般不侵犯城裏裝了防盜門，城市的保安措施比較好，他還不信，你告知他侵害的對象規律性的東西，公眾心理自然明白，但是一些特殊的手段的防範，需要專業人，那是另外一回事。
記者：高博士，實際上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您覺得如果警方告知類似案件的時候，您希望得到什麼？
高：我覺得一般有這麼兩個方面，一個是説我怎麼去防範，剛才畢教授已經講了例子，這個可以條例化，另外我還能做哪些積極主動的東西，這點對於一般的老百姓講，我們相信老百姓保護自己也很重要。
記者：您説的這個積極主動的東西是什麼呢？
高：比如説現在我們如果遇到這樣一個罪犯的話，我們怎麼辦，這些屬於當我們看到他了，還有我們不一定針對這一個人，比如我們通過這個為一個線索一個契機，可以做許多，比如我們在生活中，你怎麼樣觀察周圍的情況，包括怎麼樣保護家人，這些措施是我們主動，你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威脅，不安全因素，很強烈的情況，你會做的，這些東西如果平時一點一滴滲透下去的話，一個人相信自己能保護自己，這點比當幾個警察來的在群體範圍內效果更大一點。
記者：畢教授，類似這種情況，國外刑偵過程中，包括告知給公眾，這些方面和我們國內相比較的話，有哪些不同呢？
畢：國外和我們告知的情況，他們告知情況比較多的，尤其連環案件發生之後，發生兩到三到四起之後，他可能在一定範圍內有一個透明度，另外一方面從我個人蒐集材料看，他在宣傳過程中注重分析，找它的規律，找他的特點規律，通過這個角度協助破案，像美國有一個行為調查援助小組，好像這個名字，不確切，有一個科也好，一個組織也好，這個組織的成員由警官同時心理學家，在某一個地方發生系列案件之後，小組的成員可能會出動，集中一些專業知識來協助破案。
